《人間詞話》是王國維所著的一部文學批評著作。該作是作者接受了西洋美學思想之洗禮後，以嶄新的眼光對中國舊文學所作的評論。表面上看，《人間詞話》與中國相襲已久之詩話，詞話一類作品之體例，格式，並無顯著的差別，實際上，它已初具理論體系，在舊日詩詞論著中，稱得上一部屈指可數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詞論界裡，許多人把它奉為圭臬，把它的論點作為詞學，美學的根據，影響深遠。
朱光潛在《詩的隱與顯——關於王靜安的〈人間詞話〉的幾點意見》：“近二三十年來，就我個人所讀過的來說，似以王靜安先生的《人間詞話》為最精到。”
王攸欣《選擇、接受與疏離——王國維接受叔本華、朱光潛接受克羅齊美學比較研究》：王國維寥寥幾萬字的《人間詞話》和《紅樓夢評論》比朱光潛洋洋百萬字的體系建樹在美學史上更有地位。
《人間詞話》，王國維作於1908~1909年，最初發表於《國粹學報》。那麼，王國維為何寫就《人間詞話》？
王國維生活在中國黑暗的時代，外族入侵，清政府沒落崩潰，社會失控，價值體系紊亂，人們的思想觀念經歷著劇烈動盪，個體生命在精神上處於迷茫和苦痛。王國維的人生也經歷著時代痛苦的洗禮。1902年，王國維因病從日本回國，他說自己的身體是如此的虛弱，而性格又是如此的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胸臆，自是始決計從事於哲學的研究”。人生問題的困擾使他走向了哲學。在哲學之中他涉足到康德、叔本華哲學，希望通過哲學能夠揭示人生的真理，擺脫人生的痛苦與無奈。
但是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07年，他又感嘆：“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對於王國維來說，可信與不可愛的哲學是以現象界為對象，可以得到確切的實證科學知識，這種知識可信，不過這種知識只是陳述經驗事實，並不能滿足人們對人生意義的追求，所以他覺得不可愛。他追求的是“可愛”與“可信”的統一，這就便他陷入學術界自近代以來形而上學與科學實證的內在緊張，非理性主義與實證主義衝突、對峙的泥潭之中難以自拔。
王國維本以為研究哲學可以解決人生之問題，從中尋覓人生解脫之途。但事與願違，倒使王國維陷入了可愛與可信兩難境地的煩悶之中，他不得不放棄哲學的研究，另尋解脫之路。他的學術注意力由哲學移於文學，以期在文學中能夠尋覓到人生痛苦的慰藉，找到自己的人生境界與目標。在文學研究中，文學本身的非功利給他帶來了審美的愉悅，於是他撰寫了《人間詞話》。
王國維根據其文藝觀，把多種多樣的藝術境界劃分為三種基本形態：“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王國維比較科學地分析了“景”與“情”的關係和產生的各種現象，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與“寫境”，“理想”與“寫實”的問題。“造境”是作者極逞“創意之才”，充分發揮想象力，使萬物皆為我驅遣，“以奴僕命風月”，這正是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基本特徵。“寫境”則是作者極逞狀物之才，能隨物婉轉，“能與花鳥共憂樂”，客觀的真實受到高度的重視，這正是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基本特徵。
王國維還提出，“理想派”與“寫實派”常常互相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新的創作方法。而用這種方法創作出來的藝術境界，則不能斷然定為“理想派”或“寫實派”。在這種境界裡，“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自然與理想熔於一爐，景與情交融成一體。王國維認為，這是上等的藝術境界，只有大詩人才能創造出這種“意與境渾”的境界。
王國維還進一步論說文藝創作必有取捨，有主觀理想的注入；而虛構或理想，總離不開客觀的材料和基本法則。所以，“理想”與“寫實”二者的結合有充分的客觀根據。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兩種創作方法相結合也有其客觀可能性。王國維的見解可謂透徹，精闢。“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雖“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在當時來說，是一種比較卓越的藝術見解。
王國維還指出，詞中所寫的形象（境界）不管是素描式地寫出來，還是由作者綜合印象創造出來，它們都不是對事物作純客觀的，無動於衷的描寫，而是貫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觀點，感情來選擇，安排的。這就進一步說明了文學藝術中的形象是客觀事物在作者頭腦中的主觀反映。當然，王國維並沒有明確和具體地論說這一點。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中國近代最負盛名的一部詞話著作。他用傳統的詞話形式及傳統的概念、術語和思維邏輯，較為自然地融進了一些新的觀念和方法，其總結的理論問題又具有相當普遍的意義，這就使它在當時新舊兩代的讀者中產生了重大反響，在中國近代文學批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人間詞話》，在理論上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問題上頗有創見。
<strong>附：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出生。世代清寒，幼年為中秀才苦讀。早年屢應鄉試不中，遂於戊戌風氣變化之際棄絕科舉。二十二歲起，他至上海《時務報》館充書記校對。利用公餘，他到羅振玉辦的“東文學社”研習外交與西方近代科學，結識主持人羅振玉，並在羅振玉資助下於1901年赴日本留學。1902年王國維因病從日本歸國。後又在羅振玉推薦下執教於南通、江蘇師範學校，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復埋頭文學研究，開始其“獨學”階段。1906年隨羅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韻等。其間，著有《人間詞話》等。1911年辛亥革命後，王國維攜生平著述3種。眷隨兒女親家羅振玉逃居日本京都，從此以前清遺民處世。1922年受聘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1927年6月，王國維留下“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在其50歲人生學術鼎盛之際為國學史留下了最具悲劇色彩的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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