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海小普陀
語言學家羅常培1940年代到大理時，此景讓他想起了西湖的阮公墩、湖心亭和北平的北海、什剎海。
大理給中國人提供了另一種有別於一線城市的生活方式，但再美的詩和遠方，也經不起無節制的開發與汙染。
四年前的春節，大理冬天的風像往年一樣生猛凜冽，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文化人臨時搭了一個“大理人藝”劇組，給大理的鄉親演了一出老舍話劇《茶館》。
這可能是史上最雜牌、最不可複製的《茶館》劇組。總策劃是張揚，後來導演了《岡仁波齊》，遭遇了一次大肆張揚的表白；總策劃是東北詩人潘洗塵，他的詩作《六月我們看海去》曾被收入江蘇省的高中語文教材；攝影是奚志農，當年《東方時空》轟動一時的紀錄片《藏羚羊之死》便是他深入可可西里拍攝的；藝術總監是嶽敏君，坊間稱為中國當代藝術的“F4”之一；撰稿是詩人李亞偉，八十年代曾以長詩《中文系》名動江湖。
演員裡面，除了當地的藝術家、書商和雜貨鋪老闆，還有北師大教授陳太勝、西泠印社出版社的攝影師陳學章和詩人歌手周雲蓬。據寓居大理的旅行作家許崧（他也在劇裡扮演常四一角）回憶，當時有五百多位鄉親來看了這場特別的“大理春晚”，好不熱鬧。
大理古城五華樓
那天只演了《茶館》第一幕，周雲蓬在裡面扮演茶客乙，戲份就是和茶客甲下棋，只有一句臺詞，也是《茶館》第一幕最後一句臺詞：“將！你完啦！”沒想到，這句話一語成讖，他們再也沒有機會在大理重演《茶館》。
2017年春，大理開始整頓旅遊市場，2900多家餐館和客棧停業接受檢查，包括楊麗萍建在洱海邊上的藝術酒店太陽宮。今年5月，洱海周邊實施“湖濱緩衝帶生態修復與溼地建設工程”，湖濱15米範圍內的建築陸陸續續被拆除，涉及1806戶居民住宅，其中海景客棧有300多家。
大理彷彿回到了十年前的寂寥狀態，下關風若無其事地吹著，陽光依舊溫暖地打在臉上，但很多人離開了，湖邊瓦礫中留下一堆破碎的大理夢，外邊的遊客也在躊躇觀望，今年春節大理客棧的客房依舊沒有訂滿。
洱海邊上的違章建築被拆除
蠻荒之地變成了“東方劍橋”
雲南大理的文藝基因，100多年前就已種下。
最晚不遲於1893年，滇緬交界處的村寨種下了中國第一棵咖啡樹。民間還有傳說，法國神父田德能到雲南傳教時，將咖啡帶到了大理的朱若拉村，被後人封為“中國咖啡始祖”。但那時的彩雲之南，還沒有成為小清新們喜聞樂見的文藝天堂。
清末的滇緬地區充滿了魔幻奇譎的色彩，漫山遍野種著後來嬉皮士最愛的大麻和菸草，從緬甸回來的馬幫載著象牙、鹿角、犀牛角、美國牛仔布等商品，嶄新的天主教堂融合了南詔建築風格看上去野心勃勃，前來調查馬嘉理案的愛德華·巴伯遇見的大理居民嚼著檳榔，牙齒被染著血紅色，讓他想起《馬可·波羅遊記》中的“金齒國”。
大理古城天主教堂，建於1927年
1941年，老舍去大理考察的時候，這裡已經很接近今日文藝青年想象中“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的模樣：“城中看不出怎樣富庶，也沒有多少很體面的建築，但是在晴和的陽光下，大家從從容容的作著事情，使人感到安全靜美。”
在喜洲鎮，老舍覺得那是他在中國內陸所能見到的最體面的市鎮，他用“奇蹟”來形容這個地方：有小橋流水人家，有豪華的中學校舍，有嶄新而氣派的圖書館，有雕樑畫柱的深宮大院，還有許多金碧輝煌的祠堂，“彷彿到了英國的劍橋”。自此以後，大理就有了“東方劍橋”的美譽。
喜洲月亮橋
抗戰後半期，滇緬公路是國內最繁忙的一條路，運兵運物資的車絡繹不絕，公交車與私營的商車也頻繁往來於昆明與邊疆之間，路上廣東人開的飯館不愁沒生意。
偏偏是滇緬公路邊上的大理，成了一處世外桃源。文學史家遊國恩的女兒遊寶諒形容說，當時的大理是一個遠離塵囂的“避寇之所”。他們一家隨著私立武昌華中大學搬遷到大理，在喜洲鎮住了三年，把這裡變成戰時西南的一處文化基地。
同來大理考察的人還有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雞足山的禪寺前，也許是骨子裡的“戀地情結”作祟，費孝通也跟後來辭職逃到大理曬太陽的文藝青年一樣，心底泛起了對現代文化的畏懼和厭倦。
作為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面對西南地區未經探索的歷史和文化，費孝通也願意留在大理：“禮失求之野，除了邊地，我們哪裡還有動人的神話？”
雞足山金頂寺，建於1934年
中國的格林威治村，文藝青年的烏托邦
大理確實有一種神話般的魔力。後來到大理定居的藝術家和文藝青年，常常把自己稱為“拜日教”或者“追太陽的夸父”。
因為大理的陽光太舒服了，用作家綠妖的話說，“可以曬暖整個脊背和脊椎，人像充電的電池，一格格被輸滿太陽的能量”。那時她和周雲蓬還在一起，他們搬到了大理定居，民謠歌手張瑋瑋、張佺有時會到家裡來喝茶曬太陽，一直聊到太陽下山，蒼山從金色變成青色。
張瑋瑋是2013年初搬到大理來的，與家鄉白銀和北京相比，大理是一個溫柔而寧靜的所在：“無論在外面多麼風起雲湧的人，到了這兒你要無聊也沒人搭理你；你就是怎麼樣的一個失敗者，你只要真的是一個好玩的人，在這兒也會特別受大家歡迎。”周雲蓬後來把這種生活寫成了一首歌，名字就叫《隨心所欲》。
大理古城，後面是蒼山
在許崧的描述下，大理已經近似於中國版的格林威治村，是當代中國嬉皮士的大本營。
在這裡，成功不再是衡量一個人價值的標準，生活與藝術才是最重要的東西，“大理閒散的生活狀態使得許多人可以嘗試一下以前沒機會做的事......居民們自發成立了機車小組、登山小組、讀書小組、帆船小組、滑翔傘小組、夕陽紅籃球小組、烘培小組、以及生娃小組、打毛線小組、觀鳥小組等等”。
看起來這是中產以上有閒階級才能擁有的生活，是美國舊金山灣區科技公司高層的業餘生活，不是貧困潦倒的文藝青年所能夠享受的。攀巖愛好者容安搬到大理以後算了一筆賬，這種生活其實只需要每月3000塊錢，因為生活成本低了，“一個月的所有生活成本約等於北京的房租”，消費慾望也降低了很多，存款不但沒少還漲了。
大理崇聖寺三塔
但大理畢竟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無法完全置身於時代的慾望之外。老舍來到大理的時候，這裡已經有了旅遊業和商業化跡象：
大理缺雨時，山下居民得向山上居民購買雪水，“錢到，水便流過來”；不少當地人過起了躺著收租的生活，給遊客抬滑竿幹苦力的都是四川人；下關開了很多旅社和餐館，一個房間是十幾床大通鋪，設施很差，價錢又高，一看就是專門坑路人和遊客的錢；有錢人在洱海邊和島嶼上建起了豪華別墅，坐享無敵海景。
今天的大理，在1940年代便初見雛形。
1922年4月30日，大理洱海邊的房子
烏托邦背後的慾望與躁動
近十年來，這個置身於蒼山洱海間的格林威治村，吸引了全國的文藝青年。作家桑格格曾目睹過，周雲蓬走在大理的街道上，路上不斷有人認出他來，紛紛要求合影。在中國，能夠讓一個小眾民謠歌手享受大明星待遇的地方，只有大理。
但大理除了文藝青年的詩和遠方，還有無數投機者帶著澎湃的慾望蜂擁而至。2014年，電影《心花路放》播出後，郝雲唱的主題曲《去大理》紅透大江南北，那幾句曖昧的歌詞“誰的肩上沒有齒痕”“也許愛情就在洱海邊等著”，讓大理多了幾分來自麗江的顏色。
大理不復平靜，飯局越來越多，酒桌上有了酒色財氣，大街上飄著爛大街的民謠音樂。周雲蓬家隔壁就是一家酒吧，耐心如他也受不了那些庸俗和單調的歌曲，“天天聽非洲手鼓民謠彈唱也會嘔吐的”。
2014年，《心花路放》熱播，讓大理更加火爆
從前樸素乾淨的大理，漸漸被汙染得烏煙瘴氣，越來越像一個髒亂差的十八線縣城。
生活汙水、餐飲酒店業汙水、工業廢水、醫院及鄉鎮衛生所汙水等未經處理便排入洱海，洱海多次爆發大規模的藍藻汙染，湖水透明度一度從4米驟跌至0.5米，甚至發出陣陣臭味。為了獲取鳳翥頁岩礦，一些採礦廠掘開蒼山，毀掉大片原生林，“山上綠色的植被彷彿被攔腰截斷，下面是相當於幾個足球場大的裸露山土”。
傍晚時分，陽光灑滿洱海
大理給中國人提供了另一種有別於一線城市的生活方式，但再美的詩和遠方，也經不起無節制的開發與汙染。
看到海邊客棧被拆掉時，有網友說“拆得好”，當年開客棧躺著賺錢的日子多麼愜意，是時候還洱海一片清淨了。周雲蓬不喜歡大理的汙染和過度商業化，但也為那些來到大理腳踏實地打拼的人鳴不平：“開客棧可以躺著賺錢？不需要投資嗎？不需要僱用服務人員嗎？不需要繳納各種費用嗎？”
沒有人回答他，也不需要回答，蒼山十八峰依舊沉默，洱海上的太陽還會升起來，照過戀戀不捨辭別大理的舒慶春，也照過那些懷揣夢想來到大理又離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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