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世纪之交，共和国迎来了五十华诞，中国改革开放也进入了第三个十年。中国文艺进一步从思想解放、自我觉醒的新生，迈向更加多元化的共荣。传统艺术的回归，个性锋芒的涌现，成为这个时代最值得关注的文化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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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两位同样出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话剧导演，推出了两部风格截然不同，但都极具先锋意义的作品——完全原创的小剧场话剧《恋爱的犀牛》和根据作家萧红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生死场》，震动了整个中国话剧界。
孟京辉：我就记得特清楚，郭涛，还有杨婷，他们正在里边排练呢，我自己就出来了，拿着手机，我就开始说不行了，我只能找你了，你赶紧行不行？跟我这个大学同学说，大学同学说多少钱？我说214000元。他说我忙着呢，没时间搭理你们这些穷艺术家，你是需要现金还是什么？我说当然就现金，他说你分四次，他们公司我记得要坐地铁，到挺远的一个地方，每一次我自己背了一个书包，双肩背，书包里面有五万元钱现金。
曹可凡：分四次。
孟京辉：然后我每次背的时候，我就特怕有人抢我，在地铁里面很害怕，或者被偷了，怎么办？终于就把《恋爱的犀牛》做出来。
田沁鑫：《生死场》直接触及到了终极问题，这真是个天才。后来我才看，我觉得她（萧红）有一种朴拙的文风，朴拙和稚拙，突然作家本人变成儿童了，我觉得萧红有一种儿童视角。
曹可凡：就是赤子之心嘛。
田沁鑫：对，她在窥视大人的这个世界时，她就发现很残酷。所以像生老病死，就“噔”就死一个人，很简单就死一个人。作家把自己变成儿童之后，那个大人的世界就出现了。所以她会说，那些人物比我高，她开始想写，后来就成了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就记录所有人，因为那些人物太有意思了。那么对萧红来讲的话，我觉得她是个天才。
而就在同一年，另一位原本默默无闻的上海少年，却因为一场别开生面的作文比赛，成为了全国皆知的人物。他就是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获得者韩寒。
韩寒：可能因为在郊区，他们寄(复赛通知书）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后来《萌芽》的一个编辑胡伟莳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可能评委觉得挺那个的，觉得可能不是他写的，不敢过来复赛，然后我当时就过去了。就像这么一个杯子，然后扔了一团餐巾纸，扔到那个杯子里，让我写一篇文章。
如果说影视剧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灵感并不新鲜，那当一部电视剧的剧本具有了可独立欣赏的文学性，就不失为一种全新的探索了。身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的李少红在世纪之交转战电视剧市场，与青年编剧郑重、王要合作，在2000年推出了《大明宫词》。该剧如同莎士比亚戏剧般华丽的台词风格和极富造型感的服饰设计都颠覆了以往观众对古装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印象。而在演职人员方面，李少红也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李少红：归亚蕾老师没来过大陆，还找了她丈夫先把我们调查了一遍，看我们是不是骗子。那时候也是无知者无畏，我完全不知道这方面的政策，我就请了（归亚蕾），请完了以后才知道我要去报备，报备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剧司，电影局也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广电部也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包括叶锦添老师，那个时候传统电影厂的那些服化道和现在的建制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没有人物造型这个岗位。我就在想应该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把演员的整个造型从服化上面统一在一起的人。所以叶锦添是《大明宫词》第一次启用他，之后介绍给了李安去拍了《卧虎藏龙》。
独具慧眼的李少红不仅在她的电视剧中重新发掘了港台演员的魅力，更难得的是大胆启用新人，且不急于求成，愿意在更多的作品中慢慢培养、挖掘他们的潜力。在《大明宫词》中饰演太平公主少女时期的周迅，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002年播出的电视剧《橘子红了》从导演、编剧、摄影到人物造型，几乎沿用了《大明宫词》的原班人马，而曾经无忧无虑的“小太平”则在这部剧中承担起了一个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女人忍辱负重的一生。
周迅：我之前演的角色，都是比较小女孩，没有那么大的负担的角色，是没有压力的角色，就是那种小女孩的。我拍“太平公主”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就是小女孩的那种烂漫。然后因为她是公主，她又受宠。然后到了《橘子红了》就不一样了，秀禾是我第一次去承担一个人的内心，她是有负担的一个角色，秀禾她是个很压抑的角色，她能说的她也不能说，不能说的她就更不能说，那个时候这种张力是我第一次碰到，这是一个你根本冲不出去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我反而慢慢地喜欢上演戏了，以前是好玩，以前觉得真好玩。但是从《橘子红了》开始，好的，这个是我一辈子的工作了。
如果说《橘子红了》中的秀禾让周迅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演员，那么《大宅门》中的白景琦则是演员陈宝国等了一辈子的角色。电视剧《大宅门》是导演兼编剧郭宝昌一生心血凝聚之作，历经了漫长的前期准备和停拍风波，终于在2001年与观众见面，并拿下当年中央电视台的收视冠军。而主演陈宝国也在拍摄期间遭遇了失去至亲的痛苦，更令他对这个角色产生了特殊的情感。
陈宝国：看完剧本以后他（父亲）说我特别喜欢，他说你一定要好好拍，小子，好好演。他说这个角色非常好，这个剧本特别好。他说我一定要坚持到你这个戏播，我一定要看这个戏。人生不会件件事都如意。它停了嘛，我们这个戏停了，一停就停了将近三年时间，等我们第二次拍完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他没看到这个戏。我在那戏里，因为父亲刚刚去世，我们的感情又非常好，我不能看到白花，我看到白花我抑制不住。可是恰恰我们那个戏里头，有很多送葬的场面。一见到灵堂，就抑制不住，眼泪哗哗的，就不能看到白花。
在进入21世纪之前，世界影坛对中国电影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于第五代导演的贡献，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或以浓烈的民族色彩，或以宏大的历史叙事征服了世界观众。而2001年，同样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王小帅执导的《十七岁的单车》代表着第六代导演的崛起，它以更注重个体经验的作者表达呈现出了中国电影的另一种面貌。
王小帅：其实内心深处有一种割裂、分裂，我究竟是谁？我们从小“三线”的子弟，现在碰到一块儿说，一辈子，割裂一辈子。不像上一辈他清楚，他去工作，“三线”过去，我来支援的，但是我是上海人、我是北京人，他很清楚的。但是我小孩出生在那儿，或者生出来就去了以后，长大的过程中是糊涂的，没有过去故乡的概念，所以是分裂的，我到底是哪里人？所以这个割裂一直伴随着我们一辈子。就像《十七岁的单车》里面的小农村孩子也是一样的，他是外来人口，是在我身上很分裂的两种（状态）。
与此同时，曾经问鼎世界电影艺术最高奖项的第五代导演们也纷纷开始顺应市场潮流，向商业电影全面转型。2002年张艺谋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武侠片《英雄》，首次拍摄商业大片的他踌躇满志地找到了日本国宝级演员高仓健，不料却意外碰壁。
张艺谋：一开始《英雄》我踌躇满志地去找他，就李连杰那个角色是让他演的，所以那个名字叫无语，就是个哑巴，所以叫无语。我原来以为老爷子可能就是想跟我合作一把，这是个大制作，全明星阵容，老爷子是男一号，演一个老剑客老侠客，毕生要刺秦，听起来也不错。而且我想他一定能接受。兴致勃勃拿着《英雄》的剧本到日本去找他，老爷子看完之后毫不客气地跟我说，“艺谋，这不是我想演的电影。我演了两百多部电影，你记住了，我跟你的合作不是仅仅为了合作，我是想表达那份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太肤浅了。怎么就想起这事儿，后来换成李连杰之后，那个名儿就改成无名，还顺着那个“无”改过来的，原来叫无语。
上映之后，《英雄》的票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看惯了好莱坞大片的观众纷纷争睹这一部国产武侠巨制的风采。《英雄》不仅以2.5亿的成绩荣登当年内地票房冠军，北美票房更是突破了5000万美元，至今仍保持着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的最佳票房纪录。此后张艺谋又陆续推出了《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古装大片，也为自己一手打造出的“谋女郎”们量身定制角色。
巩俐：因为我们的合作很多，那么多部，他（张艺谋）知道我的缺点在哪里，他知道我的优势在哪里。一个好导演当然不会把电影演员的缺点都暴露出来，他会尽量把你的优势发挥出来，你的能量的发挥，你细腻特写的发挥，他觉得跟一个好演员需要给他很多的特写，因为如果你给他一个大全镜，你看不到他脸的表情，你给他一个背身也没有用，所以一定要去关注，如果是一个好演员一定要给他一个特写，一个眼睛、一个脸部的表情，可能眼毛微微的一动，可能就抓到了另外一个感觉。所以他很会用演员，他很会知道这个演员适合于什么样的拍摄方法。
在商业巨制大行其道的同时，由第六代导演代表的另一种电影生态也逐渐浮出水面。刚刚斩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的《三峡好人》与“黄金甲”正面对抗，可算用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了导演贾樟柯对中国电影全面平衡发展的期许。在他的电影中几乎没有任何商业因素的考量，非职业演员的朴素表演模糊了剧情片和纪录片的界限。
贾樟柯：我觉得他（韩三明）特别有想象力，对人情事理、对所谓我们演员要研究剧本啊什么，他看一看都明白。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在《三峡好人》里就是有一笔，他前妻问他，你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16年你才来看我。然后我在剧本里就写，春天的时候，矿里出了问题，我压到底下了，不知道是生还是死，我就想我如果能活着出来，应该去看我的孩子，我写的时候自己还流眼泪了，写得不错。然后演的时候，他演得也很好，三四条就过了，那就转场拍别的。他说，哥，能不能再拍一个我不说这些的，我觉得很吃惊，你不说人家怎么知道你为什么16年了，偏偏现在才来。他说这东西谁都能想到，他一说特别提醒我，我觉得不说反而那东西想象会更好，就一个矿工16年他会经历什么，遭遇什么，他会怎么改变自己，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想象，那个空间更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非职业演员他们的创造和导演怎么互动，来帮助这个电影完成。
与此同时，电视剧创作方面则表现出了“编剧为王”的新趋势。2003年麦家出版了小说《暗算》，其塑造的另类谍战英雄令人拍案称奇，被作家莫言誉为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并在2008年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麦家：我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天才，人家说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我说是天才创造了历史。但是是谁创造了天才？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天才。这个过程其实是这样的。一百个人当中不一定有一个天才，但一万个人当中肯定有一个奇人、天才，这就是华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精英人士，是因为它本身的人口基数特别大。所以天才其实是，我觉得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来说，天才就是很重要的一种人，他们在改变着我们的历史。可能他一个晚上的一个念头，一念之间，他改变了我们人类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一直在书写天才，我觉得他们是真正的我们历史的改变者或者创造者。
2005年由作家麦家亲自操刀参与编剧的电视剧《暗算》大获成功，它不仅捧红了主演兼导演柳云龙，也让谍战剧成为了电视剧市场上的宠儿。
柳云龙：《暗算》的时候还是初出茅庐，或者说《暗算》的那一次的导演行为属于无奈而为，也找了一些人谈拍这个剧，但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彼此的审美、想法不一样，但是这种不一样不能讲对方是错的，我的就是对的。其实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其实好多画面已经在我脑子里了，或者说拍摄方式、造型方式、影像方式，包括后期对声音、对音乐的这些想法，其实我全都有了。那会儿反正也不知道这是导演的想法，我就觉得审视剧本每一场戏的时候，我基本上还能知道怎么去拍，所以到最后我想想那就自己来吧。包括对王宝强的要求，当时那个瞎子是一个闭着眼睛的瞎子，我就和宝强聊，我说宝强，你能否睁着眼？叫“睁眼说瞎话”吧。
曹可凡：睁眼瞎。
柳云龙：即便是个瞎子，睁开眼睛以后他也是生动的，他发现一种声音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不一样的，动作还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在国内的影视剧当中，那一类人物之前之后都还没有过，到今天还没有再出现一个阿炳那样比较另类的人物。
可以说麦家作品的成功影视化带动了整个谍战剧类型的繁荣创作，也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成功的编剧对于电视剧作品的重要性。而另一位作家兼编剧则直接用自己的名字，进一步扩大了编剧的影响力。因为电视剧《永不瞑目》、《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等作品的热播，“海岩剧”已经成为一个品牌，并受到观众的认可与追捧。2003年，电视剧《玉观音》红遍大江南北，编剧海岩也因此获得了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编剧奖。引人入胜的侦探悬疑题材加上偶像风格的情感演绎，让“海岩剧”自带“造星体质”，毫无悬念地捧红了初次走上荧屏的女主角孙俪。
孙俪：那时候导演先见了我，海岩老师当时没说什么，觉得可能年龄太小了。第二天海润的老总就找我谈话，就说“导演和我都觉得你合适，但是海岩老师觉得你年龄偏小，别的没什么，就觉得年龄太小，是不是能掌握安心这个角色，因为她的内心太复杂了。”当时他们就要我表态，我当时我就讲，我说“没关系，我一样会继续学习，但是如果不让我演的话，还有下次机会。”虽然自己很轻松说出这句话，但是自己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不知道你付出几个月努力，结果是什么。因为你知道，我除了学习表演，台词，导演要求，他说我说话声音音量不够，让我学学声乐，然后学了跆拳道，因为这戏里有开车，还专门去考了一个驾照。我那驾照就是那时候考出来的。还去学了游泳，就学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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