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是北京電影學院恢復招生的那一年。這一年，對中國電影來說意義非凡，來自五湖四海、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年輕人，因為同一個夢想跨進了這個校門。作為1978年改革開放後北京電影學院招收的第一批學生——以張藝謀、陳凱歌等為首的第五代導演，緊跟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在多元文化“碰撞”下學習與吸收，引領中國電影走上了國際舞臺。此時此刻，第五代電影導演的代表人物，江海洋、張建亞，以及第四代電影導演代表人物謝飛，共同回首往昔。追溯1978，對於有著藝術夢想的他們來說，人生的重要轉折就此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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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可凡：謝導我想問一下，您身邊的這兩位學生，張建亞和江海洋，當年在你眼裡算好學生嗎？
王冠：都在這兒，方便說嗎？
曹可凡：謝飛導演的笑有點神秘。
謝飛：真是一晃40年，他們是1978年入學，而且到今年40年也是我們改革開放的40年。
謝飛，中國第四代電影導演中最有成就和國際影響力的導演之一，1965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他的代表作品有《我們的田野》、《湘女蕭蕭》、《本命年》、《香魂女》、《黑駿馬》等影片。在北京電影學院，他歷任過導演繫系主任、學院副院長等職，教師職業讓謝飛不同於其他第四代導演，這也是他的作品貫穿著嚴肅的哲理思考與人文精神的重要原因。
謝飛：當時是我們文化革命中，電影學院停辦了十年，然後才招了生，很多年輕人，做電影夢的年輕人跑到電影學院來。他們都是幸運兒，大概他們導演系是29個人？28個人，加上攝影張藝謀他們，總共我們招了156個人。我印象他們都是非常好的學生，因為十年沒有得到機會學習，終於進到了電影學院，所以非常刻苦。一人一個樣，張建亞是年紀最大的，而且他有過從藝經驗，人家10歲就演電影了。
曹可凡：年輕的老藝術家。
謝飛：海洋那時候很帥，小鮮肉一樣的。
曹可凡：沒想到江海洋同志居然也有小鮮肉的時候？
謝飛：那個時候我也很年輕，因為也剛剛是30多歲。而且我們也是碰到了一個新的時代，急著要教書、急著要當導演。他們上學的頭兩年，我還沒有在學校待多長時間，我出去拍戲了。後兩年，我開始管他們的畢業實習。
江海洋：謝飛老師當年是副院長。
謝飛：我1980年當的副院長，38歲，當時很年輕。
王冠：謝導，能不能跟我們講講，當時也說到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顧長衛，都是在一塊兒的，對他們是什麼樣的印象？
謝飛：各個系，我還給他們像攝影、錄音專業上過導演課，很多學生擠在一個教室。我對張藝謀印象很深，他也是年紀比較大，但是太認真，記的筆記，字也乾淨、也漂亮。後來也瞭解到他為了學攝影，在工廠當工人的時候，他借不到學攝影的書，圖書館借到一本20萬字的書，他一筆一筆抄下來的，抄了一本書。所以都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特點，所以我個人覺得我們都碰到了一個好時代。1978年開始到1980年電影就出現了繁榮，而電影的繁榮，不光是他們第五代，因為後來全世界最有影響的是第五代，其實是三代、四代、五代共同創造的。
謝飛導演的電影很少有商業化的傾向，保持著一貫的嚴肅風格。他擅長用電影語言表現，在自然環境慰藉下的人性復甦和生命重振。電影中濃郁的民族意味和東方氣質，引起了歐美電影界廣泛的關注。他執導的《湘女蕭蕭》獲1988年法國蒙彼利埃國際電影節“金熊貓獎”。1989年執導的《本命年》，獲第4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傑出個人成就“銀熊獎”。1992年執導的《香魂女》獲第4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
謝飛：其實我們（北電78班）年紀相差並不多，我雖然是老師又是副院長，但是我和學生之間互教互學。其實我當看了別人的電影，包括謝晉導演在八十年代初期就開始拍了反思三部曲，《牧馬人》、《天雲山傳奇》、《芙蓉鎮》，整個社會都在議論，都很受震動。於是我覺得藝術應該從生活中來，所以當時他們同班同學有一個叫潘淵亮，他在黑龍江農場當知青七年，寫了一個短篇劇本，非常真實。我先是帶著他們去拍了黑白的一個實習作業，後來我就決定跟他一塊兒把它拍成了《我們的田野》，這樣一個表現知識分子青年在農村的生活經歷。所以我經常講，我的第一部真正作品是《我們的田野》，然後就拍了《湘女蕭蕭》，因為《湘女蕭蕭》是沈從文老作家的一個作品，是對我們中華文化的一種反思。所以中國第四代、第三代，甚至第五代導演的作品，是跟中國文學界在改革開放，特別是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到尋根文學，很多作品都改編自小說。所以我改編了《湘女蕭蕭》，一直到《本命年》是劉恆的一個現實主義小說。所以我個人真是覺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是給了我們中國文學界、電影界，一個非常好的機遇。我們在這十年中邊學習邊創作，所以最後達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中國藝術電影的最高峰，為什麼是最高峰？有了這些實踐以後，你的電影拍得越來越好。於是在1992年8月份，威尼斯電影節，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得了金獅獎大獎。沒過半年，1993年2月的柏林電影節，我的《香魂女》和李安的《喜宴》得了大獎，金熊獎。又隔了幾個月，5月份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得了戛納的大獎。三大電影節在一年內，全部被華語電影得了最佳影片，我認為這實際是不可重複的一個高峰。
王冠：驕傲！
謝飛：它就證明了我們改革開放的成績。那是從1978年開始，十幾年的努力幾代電影人的成果。
王冠：謝導，你剛才特別說到了《香魂女》，其實還有一部電影叫《本命年》，柏林電影節和您之間應該有一種特殊的緣分，有什麼樣美好的記憶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謝飛：那個時候由於開始很封閉，像我們上學的時候，只知道莫斯科有個電影節。所以慢慢我就開始，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大家知道了，電影有一個主流商業市場放娛樂片為主，同時全世界有上千個電影節，各種電影節是放文化藝術電影，這是一個並行的夥伴。於是我明白了這一條以後，我在1986年到美國做了一年訪問學者，我因為是個副院長，我當時剛拍完兩部電影，我覺得還能看，我就提著兩個大拷貝箱子，一個《我們的田野》、一個《湘女蕭蕭》，我到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做了一年（講學）。我提著這兩個箱子，到美國各個學校去放，同時做一些講座。我就覺得我的《湘女蕭蕭》還不錯，挺有民族特點的。有一次到巴黎開會，我就直接自己（把電影拷貝）提到了戛納電影節的辦公樓裡，我說我希望這個電影參加今年的戛納電影節。人家說中國電影都是政府送來的，你怎麼一個人就送來了？我說這個電影是通過的，我們政府，我有通過的文件。後來他們看完以後就覺得不錯，就參加了戛納電影節“某種觀點”單元的一個展映。這是我第一次到戛納電影節，當時我也一個人去，幸虧中國有電影公司在巴黎有辦事處，說法語的，還陪著我，一塊兒要走紅地毯，沒有領帶、沒有領結。
曹可凡：禮服？
謝飛：要去租，結果我還弄錯了，他給了我一張票，我走了半天，最後就沒進到開幕式會場。後來人家告訴我，你的票不是開幕式的票，是開幕式後的晚餐票、晚宴票。
謝飛：結果呢，開幕式我就沒看成，晚宴的時候就碰到了剛剛到中國來拍了《末代皇帝》的意大利導演貝託魯奇，因為他的助手用了一個我們78班的寧瀛導演，她是考上78班，後來由於外語好就被選到意大利去學電影，所以她給他當助手。又碰到了寧瀛，見到了貝託魯奇，我就問他，你的電影什麼時候演？他就很驚訝地看著我，說開幕式剛放了我的片花，你怎麼都不知道？我也很尷尬，因為他以為我也參加了開幕式。所以我們那時候去電影節是一個完全新的世界，不太知道，但是後來明白了，在好萊塢商業電影控制世界市場的時候，只有通過電影節，各國的電影才能夠被世界見到。所以事實上我們在改革開放，你不斷地學習、不斷地改變，然後又瞭解了藝術的真諦，又把你自己民族的生活、情感、文化很好地放進去，這些作品一定會引起世界上的認同和共鳴。
謝飛導演曾說，自己到了七十幾歲才真正“盡孝”。作為“延安五老”之一謝覺哉的兒子，謝飛年輕時因忙於教書、拍戲，並未真正瞭解過與他年齡相差五十八歲的年老的父親。而今當自己也步入了古稀之年，他常常靜下心來重讀父親留下的日記和書信。那一個曾經既熟悉又陌生的父親形象躍然紙上，令他感慨萬千。
曹可凡：謝飛導演一直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學院派的藝術家，溫文爾雅、斯斯文文。可是也許大家不知道，他的父親就是我們的老一輩革命家謝覺哉先生。我特別想知道，因為謝覺哉老人生謝飛老師的時候已經50多歲？
謝飛：58歲。
曹可凡：58歲，我不知道在成長的過程當中，父親給你一生帶來一個什麼樣的影響？而且謝飛導演真的是很福氣，他的老母親還健在，已經百歲過了？
謝飛：105歲。
曹可凡：王定國老人。所以家庭對你的環境，對你的影響帶來什麼？
謝飛：我等於是高幹子弟，因為我上北京電影學院的時候，我父親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所以當時學校也挺（慎重），還專門在錄取前把我叫去一趟，我說什麼事？你考我們學校，你跟你父親說過沒有？我說我父親說了不管我，你愛考什麼考什麼。因為我母親和父親有五男二女，我們七個孩子，所以對我們比較尊重我們個人的選擇。大多數在我們五六十年代的高中生裡面都是學理，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學文的人很少。可是我從初中開始就喜歡戲劇和電影，學文，所以我就考電影學院、考戲劇學院。當時我父親沒有意見，其實我父親也是個文人，他作詩詞，對看戲什麼都非常喜歡。
曹可凡：他給你們孩子寫的那些順口溜特別好。
謝飛：對。所以我最近前幾年，我把我父親的家書整了一本叫《謝覺哉家書》，已經出版了，2015年出版。我整理以後，我寫了一篇序叫《讀懂父親》。雖然我和我父親是忘年，在我父親健在的時候，我們都是學齡的兒童或者青年，所以接觸也並不那麼深入。但是讀了他的信，我現在還繼續在整我父親的日記，我對他們那一代革命者，怎麼從一箇舊文人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建國後的這種艱辛創業就有了很多的瞭解。裡面對我們的家教，我自己覺得我父親大概最強調一條就是要學好真本事，做有益的人，做有意義的工作，做一個有作為的人。在我們中小學時期，裡面最重要的一個，他認為你們怎麼連中文都學不好？文字不通，文字不生動，特別字寫得不清楚。所以他後來就有一段（時間），星期天請了一個北京老太太寫小楷非常有名的，因為在學校沒有毛筆字的課程，他就覺得你們的字太難看，於是我們就開始被老太太訓練。第二週又來了，（我們）一進門看見老頭寫了一封致所有孩子們的信，你們要尊重這個樊老太太，因為她來教你們寫字。同時你們毛筆每次用完以後，要用水洗乾淨，再插到筆帽裡，不然下次就壞了。第三，中午學完了要留樊老太太在家吃飯。我覺得我的父親對我們這些孩子大大小小，用這些方法，你們要學一些真正的本事。他覺得文字沒有學好，中文沒有學好，你就不能夠繼續學習和做有價值的工作。
王冠：就是這當中我都能夠感受到父子之間的那種濃濃的愛，包括您父親給您帶來的變化和影響。其實今天第四代導演、第五代導演的代表在我們的現場，我們知道現在電影技術的發展真是日新月異。但是作為電影人來說，你們覺得什麼是亙古不變的？
江海洋：中國有一句古詩叫“問情為何物，卻教人生死相許”。想想這一輩子，我真的在想，問電影是何物，卻教我們這些人一輩子生死相許。我女兒問我，她說爸爸，你為什麼經常很開心？我就說為什麼不開心？因為一個人一生最開心的事是他做他喜歡做的事，我喜歡電影，我一輩子都在做電影，因為喜歡，我百折不撓；因為喜歡，我矢志不渝。在這份喜歡中，我不一定要成名成家，陳凱歌、張藝謀，他們是旗手，我是這個船上一個水手。不管電影風波浪險，我們始終在這個船上。我們跟謝飛老師、建亞，我們在電影的這條船上，我們喜歡。
張建亞：我非常慶幸這一生我能活在這個電影裡，製作電影。因為實際上我覺得，我拍電影是因為我不知道，我就想去通過電影，我就知道了。很慶幸這一生能夠拍電影，能夠當上電影導演。
曹可凡：謝飛導演。
謝飛：電影有一個屬性就是人的精神文化財富，它另外的屬性是娛樂商品，是一個技術產品，三種屬性是無法分開的。我們作為一個創作者講，非常享受，希望我們要做一個有價值的東西。就像我們的老一代謝晉導演天天在講要拍留得下去的電影，這樣的電影一定是在技術上、娛樂上和精神上，是都能完美結合的東西。最近這十幾年，中國電影業的發展，我覺得應該總結一句，40年的成績是改革帶來的，未來的30年、40年還必須堅持改革。
曹可凡：謝謝三位！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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