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審查概念的年輕女子
大學生還很年輕，他們並不知道歷史上告密給人們帶來的傷痛，如果為了一點的眼前利益進行“舉報”，這雖然是一小步，但卻是向魔鬼邁進的一小步。
10月25日，“頭條新聞”微博爆料，“四川成都一大學女生去食堂吃飯，發現沒帶飯卡，就用微信轉賬給食堂阿姨，轉頭她就把阿姨給舉報了，因為學校飯堂規定只能使用飯卡，用其他支付方式會被罰，結果阿姨被罰兩萬，而該女生獲得了2000元獎勵。”
即日下午，當事學校成都文理學院多次進行了回應，稱“罰款阿姨2萬，獎勵學生2千”這樣的事實並不存在。但是，幾次回應裡都沒有談到學生“舉報”這個讓網友憤怒的核心要素到底是否成立。
很多人認為“學生舉報阿姨”這個細節是真的，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
新京報記者在成都文理學院官網上查到一份《關於發動學生共同監督食堂窗口收取現金的通知》，這個2017年5月發佈的通知明確表示，“凡發現食堂營業窗口收取現金的，應向後勤處膳食科進行舉報，經核實將對舉報人進行200元／次的獎勵。”
罰款2萬，獎勵2000元看上去有點誇張，對一個食堂阿姨罰款這麼多很不現實。但是，獎勵200元，這個倒是很有可能，至少學校明文規定了要獎勵那些“舉報者”。
此事不但在網上引起熱議，在校內也給同學們帶來了困惑。學校官方微博後面的評論，很多都是來自本校同學。
公眾感到憤怒的，其實就是“舉報”這種行為。尤其是一個學生如果沒有帶飯卡，阿姨好心幫她，通融微信支付，要是學生本人事後舉報的話，就更是突破人們的道德底線。
儘管在中國歷史上告密文化一直存在，但是對告密的厭惡，同樣深入人心。
我小時候住在農村，有一天妹妹下河游泳被鄰居家阿姨看到了，她就告訴了我母親。母親回來，抓起棍子就要打妹妹，10歲不到的妹妹第一反應不是為自己的行為辯解，而是很氣憤地說：“一定是老丁告的密！“這事成為鄰居們的談資，連那位老丁阿姨都有點尷尬：“我是出於好心啊。”
我讀高中的時候，縣裡流行抓賭。賭博違法，被抓也是應該的。但是，有時候人們也會很納悶，在自己家打麻將警察為什麼會知道。我知道有人專門做這樣的事情，向警方提供線索，可以從罰款裡得到提成。但是這樣的人，完全偷偷摸摸，不敢聲張，他們知道，人們對告密者的厭惡，要遠遠多於那些賭錢的人。
通常來說，舉報或者告密者，目的都是向權力者提供一些對別人“不利”的信息，從而讓自己獲利。
去年11月，寧波一個小學生帶巧克力到教室，另一個同學眼饞，“勒索”未果，就舉報給了老師。老師知道後，對“舉報者”進行了批評。這麼小的一件事被報道後，媒體熱議了好幾天。
當時寧波這位叫王悅微的老師還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學生告狀很正常，但不能以此培養告密者》。在文中，王老師寫道：“我們絕不能培養學生來做告密者，這是很可怕的……我希望學生們舉止文明，班級井井有條，但我不希望通過同伴之間的相互告密來掌握他們的動向。”
發生在四川文理學院的事情也一樣，本來是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卻勾起了人們對告密的恐懼。
幾十年前，很多家庭都發生過被告密者傷害的悲劇，有的甚至是子女舉報父母，妻子舉報丈夫。歷史留下的陰影，一直殘存在人們心中。今天，大多數的中國人再也不願意看到這種因告密而導致的人人自危的局面。
現實中，警方會就重大刑事案件徵集犯罪線索，這種線索的提供，由於涉及到公共安全利益，當然是值得提倡的，因為有時候提供線索者還要承擔風險。即便如此，在電視劇中向官府舉報的人，通常也多是負面形象。
人們尤其反感的是那種生活中的告密，這樣的“舉報”前前後後都上不了檯面：動機不純，不是為了“公共利益”，而是純粹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對權力者諂媚，告密不但打擊自己的“敵人”，也是向權力者表忠心；更重要的是，一切都是在暗中進行，對被害人來說，這是一種暗算，不是公平的較量。
中國文化對告密者斥之為“小人”，是很有道理的。一旦告密者的身份被坐實，就宣告了他在人格上的破產。
所以，面對成都文理學院這起“舉報”事件，很多網民的反應都是這樣一句話，“接下來，誰會願意和她做朋友呢？”如果舉報一事成立，最終她會發現自己陷入孤立——這就是來自宇宙的正義輪迴。
此事更值得警惕的是鼓勵舉報的“制度”。
一個大學發出通知，讓學生舉報那些使用微信、支付寶支付的食堂窗口，看上去相當荒誕，這維護的其實是飯卡公司落後的技術。
大學生還很年輕，他們並不知道歷史上告密給人們帶來的傷痛，如果為了一點眼前利益進行“舉報”，這雖然是一小步，但卻是向魔鬼邁進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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