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作家实力夫妻档——著名经济学者陈思进、著名畅销书作家雪城小玲合著的长篇小说
《归·去·来》命运三部曲，如同一部厚重的家族史，诠释了梨园世家、商贾名流、书香门第等大家族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的悲欢离合。 「对话」《归·去·来》：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时代沉浮
《家庭》2017年12月刊
《归•去•来》
陈思进、雪城小玲/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年6月出版
《归·去·来》（第一部）以改革开放后的上海为背景，讲诉男主人公绍清和女主人公晓倩的相识相恋，同时采用电影蒙太奇手法，交叉叙述了三个家族的爱恨情仇。三个家族在经历动荡岁月之后，复归平静，而延续家族血脉的男女主人公的不期而遇，又在多重纠葛中演绎出别样的情感风景。
《归·去·来》（第一部）上市之后，获得了极好的反响，极具时代感的作品引发广大读者共鸣。而作品创作背后的诸多细节，诸如小说人物的特殊原型——作者陈思进外公沈季湘曾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思进、雪城小玲夫妻联手创作小说创作了全新的写作模式，等等，对于深入阅读这部作品及其后续有着极大的辅助作用。近日，本书责任编辑胡青松就相关问题与身在加拿大的作者之一陈思进进行了一次远程对话。
作者访谈录全文
问：这部小说更像是一部自传，您在这部作品中如何史实与文学虚构的关系？
陈思进：文学创作向来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为了讲好《归·去·来》长篇小说三部曲中的故事，在主要人物的设置上，基本上以周围最熟悉的亲朋好友为原型，方便定位人物个性和语言形式。而小说所展示的情节、情景、内容、对话等，则多以我们所体验过的素材为底色，以文学虚构的形式来进行描写和处理的。
因为虚构更能揭示生活的本质。高尔基曾说过：“艺术创作永远是一种虚构臆造”。因此，《归·去·来》也一样，我们按照小说的人物设置，他们身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遭遇，展开充分的想象力，从文学虚构的角度去体现生活日常，试图全面丰富人物塑造，体验生命的丰富性，使情节结构变化更为紧张和复杂，以真情实感来感动自己和读者。
问：小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主人公的外祖父，他与您现实中的外祖父是否完全一致？能否重点谈谈他的故事。
陈思进：小说中王纪翔的人物设置，确实是以我外祖父沈季湘为原型创作的。王纪翔的一些生活和工作经历，与我外公很相似，但又不完全是。如书中，王纪翔留学英国的那段经历，我外公不曾有过。他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是当年中国三大英美教会学校之一，是美国当年八大名校康乃尔大学的姊妹大学，毕业生还同时获得纽约大学的学位文凭。
他的名字中有一个“季”，因为他是十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他六岁丧父，十三岁丧母。所以他曾依靠过兄长们。但嫂子的刻薄使少年沈季湘无法忍受，他从少年起就走上了个人奋斗的道路。
他曾在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做过学徒，这是旧社会中“奴隶的奴隶”，却又从学徒的起点上，奇迹般地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进入大学。那时候的大学，是所谓的“精英教育”，而不是当今的“大众教育”。当时的一个大学生在人们眼中，比如今的一个大学教授还显得“珍稀”。他居然能进入大学，而且是当时中国的顶级大学，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金陵大学培养的是精英中精英，每年只有百八十个毕业生，个个都能进入当时政府的重要部门任要职。
而他的特点是从不言苦，从来不会在我面前“忆苦思甜”，倾吐他遭遇的“苦水”。我只是从外婆的片言只语中，听到过一些细节。譬如，他在就读大学时，成绩特别优异，竟能在考试中充当“枪手”，一个人做两三份卷子。大概是富家子弟靠着这个“枪手”，“骗”得代表身份的学历文凭，而我外公则依靠这个本事读完大学。当然，他的谋生之道还有当家教、写文章和翻译文学作品等。
就在这样的挣扎和苦斗中，他成就了自己。大学一出来就被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录用，起薪就是月薪一百大洋，第二年更加到二百大洋（当年一般工人的月薪是三、四个大洋）。但是，没几年他就弃官而去（以去纽约大学深造为借口，一年后海归又回到了文化出版界），因受不了非现代化政治体系中的官场游戏规则。若干年后还有亲友为他“惋惜”，说是像他这样的人才，若是在财政部干下去，至少也能当上“次长”（相当于副部长）。
他也许没有看透，中国的商场也好，文场也罢，都是在官场的管制之下，谋生活的。任何“场”的人要安身立命，都得谙熟官场的游戏规则。中国没有独立于官场之外的商场和文场。
1957年我还没有出生，无法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但如今推测，并且是很有把握的推测，我外公被打成“右派分子”，与他厌恶和漠视官场游戏规则有关。以我对外公的了解，他无非是说了些真话，不屑于盲目的歌功颂德，提了些意见。于是“不满新社会”、“攻击党的领导”的帽子，便戴到了他的头上。
而实际上，我外公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从我的外婆、舅舅和小姨的口中，我听说抗战时期，我外公在沦陷区因为不肯为日本人效劳而失业，一家人生活在异常的困苦之中。我舅舅是一位作家，我从他的文章中看到，他在很小的时候已感受到断炊的威胁，每当外公设法从友人那里借来几斗米，幼小的他就有一种节日般的快乐。外公是在抗战胜利后，重新出来工作的。
在1949年蒋介石政权快倒台的时候，外公的朋友为外公一家人作了出国的安排，甚至连出国以后的工作职位，我母亲、舅舅、小阿姨的就学事宜全都一一落实，可外公还是决意留在大陆，他的一个非常朴素的观念就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点事。
解放军进入大上海军纪严明，露宿街头而不忧民的动人情景，共产党干部的朴素廉洁都曾使我外公兴奋异常，他为自己正确的选择而欣喜。
一解放，中国民主革命的元老——张元济先生力荐我外公回到商务印书馆，不久便被董事会聘为总经理，随后带着上海商务印书馆全班人马搬到北京。那时人到中年的他，充满热情的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也是从我舅舅的文章中阅读到的，我外公甚至疲累到了晕倒在会议桌旁。
他做梦也不曾想到，从1957年起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分子”，到1979年“平反”的时候，他已重病缠身、垂垂老矣。晚年，他这个从不发怨言的人也忍不住对我舅舅感慨地说：“我这后半辈子什么事都没做，只是当了政治运动的对象。”
事实上，像我外公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有成千上万，这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我们在书中以王纪翔来作为这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缩影。
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当我出生时，尽管家庭已经有了阴影，不过，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所感受到的是充满着爱的幸福。这首先因为我的外公和外婆超常的优秀品德。他们把能够给我的爱都给予了我，却把苦难深藏在自己的心中。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能体味他们给予的爱，却不能察觉这爱的背后的艰辛。
我的外公有一种从不言败、不甘示弱的坚强。他不会向任何人去诉苦，更不会在一个孩子面前流露。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但对孩子却格外的慈祥。也许他自己的童年是不幸的，就特别能够体察一个幼儿是多么渴求大人的爱，暖热的怀抱，轻柔的抚拍，深情的呼唤，这是一个孩子特别惬意的感受。这些都来自我的外公！
我外公曾对我说过：“有机会的话最好出国去多长点见识，你外公这辈子想做事却没做成，你可不要浪费青春年华啊，学成之后要报效祖国啊！”我这些年在外面没有给他丢脸，更能实现了他的夙愿！
问：在社会变革之下，诸多文化精英备受动荡，因此小说交代几个老辈人物时，弥漫着强烈的失落感。而处理一对新人的爱情时，又是满怀朝气。新旧对比，尤为强烈，您这一处理是否有所指向？
陈思进：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最初的构思，到具体写作，整个创作过程中并没有刻意去处理，如果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新旧对比，这完全是由于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所身处的年代背景不同，是受生活环境的影响，自然而然形成的反差。
人是念旧的。现在普通人换个工作，搬个家，都会产生不适感，需要相当时间的适应期，何况小说中的那些老辈人物，比如王纪翔、梅勋少、冯庭彦等，他们的前半生都算是生活在社会的上层，而当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之后，却沦落到社会的中下层、一度甚至被踩到了最底层，惯有的优渥的生活被迫而改变了，总会产生这样和那样的无奈、以及不适应。他们这种艰难无所适从的情绪，在日常生活中流露出来，是非常自然的吧。
而苏绍清和韩晓倩中学毕业的时候，正身处20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虽然还带有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的烙印，却是国家生机勃勃、奋发向上的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各项改革尤其是恢复了高考制度，他们成了社会变革的最大受益者，所谓赶上了好时候，可以参加高考、上大学而改变命运，更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因此，这两个年轻人满怀朝气，也成为了必然。
这种对比，恰恰是中国前大半个世纪巨大变化的折射。
问：绍清与晓倩的爱情是对旧家族的一种继承，更是一种新生。冒昧问一下，这是否也是您的真实故事所延伸而出的。
陈思进：绍清和晓倩的爱情故事，在《归·去·来》中似乎有些“老套”，他们郎才女貌一见钟情，无视家庭背景的差异，更不介意对方的经济条件，只注重人品、志向、性格等。他们情投意合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是打上时代烙印的。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虽然阶层的观念也有，但那个时候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全是“劳动人民”，被归类为革命阶级。尽管大家都是“劳动人民”，但是尽管老辈人的内心世界，还残存着等级观念，毕竟是弱势的。也只有在当时那样的社会背景下，绍清和晓倩才得以按照自己的心愿，比较顺利地自由恋爱到结婚。
至于绍清是否我的真实故事所延伸，其实我们这一代人，都有着相类似的经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绍清和晓倩的影子。我们周围的许多同学、以及邻居的孩子，都像我们一样。也就是说，绍清和晓倩的爱情故事是很有代表性的。也就像前面提到的，文学创作向来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问：《归·去·来》（第一部）主要以上海为背景，您认为这部小说属于海派作品吗？您怎么界定它。
陈思进：文学界对海派文学的定义是：海派的概念是与京派对立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沿海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产物。上海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风气之先，但也是西方思潮与中国封建余毒交杂，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对立严重的地方。清末才子佳人小说、“五四”后的新才子佳人小说、上海滩的腐朽社会风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海派小说的形成都有影响。
鲁迅曾说，海派文学为“商”“帮忙”。从中不难看出它是一种商业味很浓的文学。海派没有成立过正式的组织，也未发表过宣言，之所以人们将其视作一派，是由于海派作家在思想倾向、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上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对都市文明既有幻灭，又有欣赏的挖掘，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
另外，从狭义上来看，鸳鸯蝴蝶派的海派小说，主要是以描写都市生活为题材，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初期海派的叶灵凤的《紫丁香》、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和茅盾的《子夜》、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为典型的海派小说。
而《归·去·来》第一部，虽然故事主要是以上海为背景，描写的也是都市生活，其中也有都市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等等。可无论从广义或狭义的定义来衡量，《归·去·来》第一部都难定义为海派作品，显然既缺乏老海派文学的重要特点，比如为迎合大众口味，着重病态生活描写的商业化特点，像老海派文学惯常描写的“都市男女”的“肉欲生活”，如夜总会、赌场、酒吧等；也和近年来比较典型的新海派小说《繁花》，以及王安忆、程乃珊她们的作品有很明显的不同。
事实上，我和小玲从最初构思，到具体创作时，都没想将自己的作品局限于海派还是京派，或定位任何哪派的作品。我们在国内生活过
20多年，又在北美生活了20多年，已习惯于以中国的眼光观察世界，用北美视野来回看中国，除了《归·去·来》第一部中主要故事情节发生在上海，能“看到”非常地道的上海方言之外，也因主要人物的背景，还可以品味到非常有韵味儿的老北京话，还描写了些主要人物在北京、杭州、兰州等地的故事，涉及当地的描写也是非常精彩到位的，第二部更将主要故事背景搬到了纽约，其他方面都与海派文学没多大关系。总之，《归·去·来》第一部中的故事是整个中国在那个时代的缩影，至于算哪派的作品，还是请文学评论家来定位吧，这是他们的专业范畴。
问：作为一个专业的财经类作家，您在从事文学创作时遇到过怎样的瓶颈？
陈思进：可能由于这些年来我出版了财经专著系列和财经科普系列，被贴上了“专业的财经类作家”的标签。
其实，文学创作我是打小的童子功，出国之前，我就曾以“思进”为笔名，发表了多篇小说、散文，以及欧美名家的多篇中短篇小说译文。而我太太小玲与我有相同的爱好，她的文学语言比我更丰富，更具有写小说的天赋。因此这些年来，我们所有的小说，都是我俩共同策划构思，一旦确定了写作题材和故事大纲，便由小玲来执笔完成，我是她的第一个读者，会不断提出合理的修改建议，甚至细节供她参考，然后我们一起不断打磨完稿。
在《归·去·来》之前，我们已经出版了长篇小说《绝情华尔街》、《心机》、《华尔街之虎》等长篇小说，而且都正在做影视改编。
《归·去·来》是我们多年的心血之作，特别是如何将那些故事原型、生活中的真实，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在时代大背景上，用文学手段精美地表达出来。有时我们在半夜里，甚至在梦中，突然一个灵感，我们便立刻起身写下来……在完成了初稿之后，还反复不断地修改、润色、加工，感受到了创作的快感。
《归·去·来》第一部在出版之前，就已经发给了好些文学名家、文艺评论家、资深好友、90后女文青等先睹为快，受到了一致好评。被两大出版社社长同时看中，汤社长甚至说在阅读时，有《白鹿原》的感觉（这当然是过奖了）。
最后，借用好些作家常说的那句话：我最好的作品将是下一部。也就是说我们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尚无瓶颈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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