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不是要培育關於過去的充滿了彼此永遠隔閡的怨恨和認同的回憶，而是要努力理解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何發生。它是在尋找解釋；它試圖確定原因和後果。”
這是法國曆史學家安託萬•普羅斯特的著作《歷史學十二講》一書中一段引人深思的話。這段話本質上表達的是普羅斯特關於歷史學的作用或曰社會職能的看法。
我們都知道歷史很重要，“以史為鑑”、“讀史使人明智”這些話我們耳熟能詳。不過，不知道你有沒有思考過：為什麼要“以史為鑑”，為什麼讀史能夠使人明智呢？這就與歷史學的“職能”有關了。
衡量原因
歷史學不僅是一門讓人們瞭解古往今來的史實故事的學問，它還“肩負”著一些很重要的社會職能。史實固然重要，但更有意義也更具難度的是尋找歷史事件背後的原因。為此，歷史學必然包含比事件更寬廣的時間跨度。
如果歷史學家順時間而下，考察後果而不是原因，那這種尋找就更容易。一個事件在那裡了，我們可以確定其後果：不管是什麼事件，這一點都很清楚。無論是19世紀發明鐵路，1914年的一戰，還是某一場選舉，對歷史學家來說，描述其後果總是相對容易些。
這些事件被視為“歷史性”事件也確實正是因為其影響深遠。歷史學家位於這些事情發生之後，他們享有的有利位置讓他們可以較輕鬆地完成工作。
如果要溯時間而上，確定事件的原因，難度就要大些。我們以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為例。歷史學努力對1968年事件的諸多原因分出等級，確定哪些是深層原因，哪些是直接原因。
屬於深層原因的有：數年之間大學入學人數猛增，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抗議活動增多（這又與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鬥爭以及越南戰爭有關），政府統治仍是傳統上的專斷作風，反對黨派力量薄弱（這與教育實踐中近年興起的自由化相沖突）等等。顯然，如果這些因素沒有湊到一起，就不會爆發1968年事件。
然而，這些因素只能構成事件爆發的可能條件，而沒有解釋事件為何爆發，只有這些因素的話，事件並非不可避免。因為還需要更為直接的原因。
歷史學家提到了兩點，一方面是1966年高等教育改革之後大學中氣氛相當緊張，迫在眉睫的難題是組織六月份的考試，以及宣佈1968年入學考試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大學當局對於學生抗議時的表現。可以說這是點燃炸藥的火星。
為了解釋歷史，歷史學就這樣來確定諸種原因和條件，並將之分出等級，或者說掂量它們的分量。
衡量原因是歷史學家這份職業中的日常工作，如果做更細緻的考察，我們會發現，衡量原因常常依據的一個關鍵標準，就是行動者在情境中能有多大的自主。一個極端是潮流浩浩蕩蕩，外在因素眾多，行動者無能為力，只能承受而無從改變；另一個極端是直接取決於行動者的介入。
一方面是約束，另一方面是自決。在兩端之間，是一個連續體，在這裡，個體行動者組成集合體，他們的介入是一種複雜的終結，可能會無果，會遲滯，也可能會反而事與願違。
歷史學顯然不能將解釋只建立在難以抗拒的潮流或是隻建立在行動者的介入之上；它必須二者兼顧並儘可能地弄清楚它們是怎樣交錯纏繞在一起的。也就是說，它要構建一個世界，在這裡，責任受到約束，沒有命中註定，也從來沒有完全的自由。
塑造個人
除了衡量原因之外，歷史學還塑造個人。
歷史學是民族認同的熔爐。通過民族傳奇、法國國王的傳說、革命和帝國的史詩，歷史學成為團結的要素。同時它也有批評職能。知識就是武器，歷史學解釋民族如何形成，由此給公民提供一些途徑，讓他們形成自己關於當時政治和社會演變的觀點。例如，它給法國人提供了要在政治和社會領域裡採取某種獨立的、有強烈動機的立場所必需的思維工具。
歷史學家夏爾•瑟諾博司曾說，歷史學的目標是讓學生“能夠參與社會生活”，接受必然的變動，並有秩序地為這變動做出貢獻。為此，就必須讓學生理解自己將在其中生活的社會。這正是歷史教學的獨特意義，歷史學也比其他任何學科都有能力來造就公民。
不過，歷史學遠不止是一座培養公民責任感的學校。它還塑造了做歷史學的歷史學家 。米什萊在《法國史》的序言中曾說：
“時間流逝，歷史做出了歷史學家，遠甚於它被歷史學家所做。我的著作創造了我。我才是它的作品。是兒子創造了父親……如果我們相像，那很好。它來自於我的特徵在很大程度深是我欠它的，是我從它那裡得來的。”
每當歷史學家著手研究一個新主題時，他都為此必須以第一人稱重新思考。他必須設身處地，重新經歷他研究的那些人們所生活過、感受過和思考過的。歷史學家重建人們過去的生活方式、住所、服飾、飲食、勞作、所用物品和所交換的東西；他重建他們的思想世界、對世界的觀感，他們的欲求、渴望、宗教信仰等等。
這種出奇豐富的體驗激發、培育了多種態度。要有這種體驗，就要去想象，要懷有好奇的和殷切的同情心，可以說，是要虛己以待，讓自己受對象本身的指引。
然而，歷史學家不是小說家，他不聽任自己的想象力為所欲為。光對他所研究的情境中的人做一番想象還不夠，他還必須核查他的想象是否準確，要在文獻資料中找到痕跡、跡象和證據來確證他的說法。
歷史學是想象，歷史學也是通過博學研究來對想象所做的控制。它既是同情，也是警戒。
歷史學家就這樣在其他境遇中經歷其他生命的體驗，由此他最終發現自己是何人。在這一點上，讓我們再次引用柯林武德：
“重新想他人之所想，他自己也就思想了他人的思想；知道了他人思想過的那一思想，他因此知道自己能夠思想那一思想；發現自己能做什麼就是發現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如果他通過重新思想而懂得了許多不同類型的人的思想，那麼他必定是具有多種類型特徵的人，他實際上就是他所瞭解的那些歷史的縮影。因此，他的自知同時也就是對人類事務的認知。”
然而，歷史學家也由此發現原來自己可以做這麼多不同的人，而同時自己還是自己。這是種矛盾的體驗。這種體驗使我們可以知道，人對具體歷史境遇的依賴有多麼大：認知存在於某個特定社會中的某個給定時間的此處或彼處。
哲學家很久以來就在研究這個問題：人，世間的存在。我想加一句：人，時間的存在。歷史學使歷史學家回到了人類境遇的歷史性和他自己的歷史性。
構建人性
歷史學讓我們理解了生活中的各類難題，因為生活就是一直經受著各種難題。這是歷史學教給我們的，它向我們表明，從來都沒有哪個人或者哪個社會是不碰到難題的。人們說“幸福的人沒有歷史”，有時就是這個意思。
歷史學讓人明白，在這些難題上交錯著我們無可奈何的制約，與我們必須承擔的責任、做出的選擇。它使我們免於被當前的生活所吞沒，這是因為，通過理解當前的生活，我們對之做出瞭解釋，這樣，以一定的方式，我們仍是它的主人。
從這個觀點看，歷史學不僅僅是公民教育，它是在每個人那裡永無止境的構建人性。
誠然，我們對一切反思性的學科（哲學、社會學、人類學，或許還有文學）都可以如是說。然而歷史學比它們的方法還是要多一些東西：它是動態、運動和演變的。
因為人是歷史的存在，因為他的歷史性是他這人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不做歷史學工作，他就無法構建自己。人們經常說，只要還有人，就還有歷史，這句話要表達的意思是，歷史的終結不過是個神話。然而這句老話應該倒過來說：只要還有歷史，就還有人。
歷史學是對存在於每個人，永遠必不可少；這項工作不斷在新的基礎上重來、從新的問題出發。處於社會之中的人是一種既脆弱易感，又能感染他人的實在，如果沒有歷史學這項工作，他就會被野蠻給盯上。而這野蠻是一直都可能出現，不會徹底消失的。
本文觀點資料來自
《歷史學十二講》
《歷史學十二講》
作 者：（法）安託萬•普羅斯特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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