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名窯”說法靠不住
宋代是中國陶瓷發展的輝煌時期，不管是在種類、樣式還是燒造工藝等方面，均位於巔峰地位。劉濤表示，瓷器展示了一個時期的社會生活面貌和審美取向，“說瓷”其實是在寫人事、談文化、講歷史。
劉濤表示，傳統的瓷學是學問，而今天的古陶瓷研究是科學。在研究方法上，瓷學與一般金石學相似，都注重器物著錄、鑑評和文獻考訂。由於對象主要是歷史上的名窯佳器，更多帶有尋寶、鑑賞的意趣，因而它只是零散的知識，並未形成系統完整的學科。同時，由於歷史侷限，它的一些說法和觀點在今天看來也早已過時。
劉濤舉例說如今很多人都知道‘宋代五大名窯’，也就是汝窯、官窯、哥窯鈞窯和定窯，這好像已成為常識了。其實，這個說法最早出自明清時期的瓷書，只不過是把古人所說的五大名窯’中的‘柴窯’換成了‘鈞窯’。為何要換下柴窯？因為它始終不見蹤影，直到今天也沒發現一件被大家都承認的‘柴瓷’，它很可能只是一個傳說和神話而已。”
但即使這樣，宋代五大名窯’的說法也還是靠不住的。劉濤表示，今天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已基本證實，像故宮收藏的那種最典型的哥窯瓷器多為元代製品，鈞窯的代表性產品官鈞的年代則可能晚到明代永樂、宣德時期甚至明中期的成化年間可能仍有燒造。“官鈞”年代“永宣說”，是深圳學者提出來的，這個觀點得到海內外學界廣泛關注，認同度也正不斷提升。
文物考古的不二法門
劉濤說傳統瓷學更多帶有尋寶、鑑賞的意趣，而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審美感官偏於古樸典雅一路。這樣，像汝、官、哥、定等釉色簡素的宋瓷就正合其口味。但作為現代文物考古學概念，宋代五大名窯’的提法就顯得極不合理極不科學了。我們知道，宋代制瓷業十分發達，具體表現在南北窯場林立，名瓷迭出，除汝窯和官窯青瓷、定窯白瓷外，還有耀州窯青瓷、景德鎮青白瓷、龍泉窯青瓷以及建窯和吉州窯黑釉瓷等等。宋瓷的整體風貌和成就，絕非‘五大名窯’所能概括。
至於說宋代五大名窯”現已成為常識的問題，劉濤表示理解，他說這個也很正常，在文物考古學科中，一個常識等它傳播開來而被更多人接受時，也差不多成謬種了。也就是說，被新的常識推翻了。比如清末民初時魏晉有瓷’是常識，可後來經考古證實，東漢晚期江南一些地方的瓷器已相當成熟了再後來又發現原始瓷’的出現竟可追溯到商周時代。因此可說，在文物考古學界，所謂常識往往不過是一個階段性的認識罷了而挑戰‘常識，不斷修正甚至重寫歷史，也才正是文物考古的不二法門。
宋瓷之美在其“詩意”
宋瓷享有很高的聲譽，而今更成為中國優秀傳統工藝文化的一個符號，它與其他朝代、特別是明清時期的瓷器在工藝面貌和審美品格上有何不同？
劉濤認為，宋瓷以一色純淨的“單色釉”取勝，明清瓷則以五光十色的彩飾見長。宋瓷清雅俊秀，明清瓷華麗繁縟。在中國美學史上，宋瓷代表的那種美感，有著更高的境界。
劉濤說宋瓷比之於明清瓷更受推重。我們知道，兩宋是一個世俗生活愈益精緻化和詩化的時代，崇古之風盛行，文人士大夫所關懷的尋常事物中也浸入古人的風雅與情致。而這一切都深刻地影響到工藝產品的精神取向。如官窯、貢器及其他製作考究的青瓷、白瓷等，主要靠釉色取勝，追摹青銅器、銀器、漆器和玉器的形制、顏色和質感。即使是熱衷於裝飾的普通民用瓷，也表現出一種美而不豔、華而不靡的美感。
劉濤表示，關於宋瓷與明清瓷的審美，這個話題聊起來雖有趣卻並不輕鬆我的小書裡有篇這樣的文字，不太長的篇幅，竟然前後寫了10多年之久。他說明清時期鑑藏風氣和文人趣味都較兩宋有了很大變化，特別是清代宮廷工藝以貴為美的裝飾風格推向極致並影響到幾乎整個清代的工藝生態。這一點與兩宋以及晚明時代由文人士大夫和民間藝人引領文化消費潮流的情況迥然不同。宮廷工藝的價值取向，是‘明尊卑，別貴賤，因此它往往最大限度地追求材料的珍奇、工藝的精緻和完美。我們說，美與工藝的關係有時是疏離的或相悖的，高超的工藝是雙刃劍，它能創造美，也能毀滅美當工藝一旦越過合目的性’的界限，就容易走到美的反面。過分雕琢，這也是清代瓷器，特別是乾隆以來的官窯瓷器為人詬病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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