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在新浪微博，由於管理者腦殘，這篇不應亂擔心的文章被秒刪。
最近幾年，因為不可言說的原因，民間公開詬病「兩少一寬」者日眾，以至於如果你想展現敢懟政府的勇氣，它是你能找到的最安全且最正確的下嘴角度。
這個話題我並未刻意瞭解，只是過去因為留意民族問題，順帶了解了一點皮毛，就我有限的瞭解，大多數人對「兩少一寬」的理解完全是錯的。
首先，1984年出臺的「兩少一寬」政策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最直接的就是1983年的「嚴打」。
關於「嚴打」，這裡我就不多做解釋了，相信讀到這篇文章的讀者，即使不瞭解「嚴打」的具體細節，對到底該怎麼看有個大致判斷。
今天我們重新審視「嚴打」時，大家列舉和熟知的例子，幾乎全是城市案例，而且喜歡被舉的例子，很多都是我們今天視為正常或非罪的情節或行為，當年被判了重刑。我相信絕大多數人的記憶裡，嚴打是與少數民族無關的。
其實不然，當時嚴打不會刻意遺漏什麼地方。
這就要牽扯到一個多數讀者比較陌生的問題，當時民族聚集地區與漢族社會有多大差別？要知道，中國很多偏遠的民族地區。歷史上從來不曾存在過我們熟悉的官僚體系和司法體系，有些地方，因經濟和環境因素而採用一種社會治理成本最低的部落制。
這樣的地方，它整個社會的「法制觀」必然與我們完全不同。
在這種社會，我們認為應當通過國家機器根據「成文法」裁決處罰的行為，是依照當地「習慣法」，由部落頭人、村民、甚至家庭處理的。部落「習慣法」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原則往往有高度的一致性。
比如親人被殺，沒有強力官府追兇懲兇怎麼辦？於是鼓勵「血親復仇」。如果我沒能力復仇或希望做出補償怎麼辦？那就按照本地傳統，讓對方給一筆「賠命價」。但這不意味著它是整天殺來殺去，冤冤相報何時了。
涉及到人命都是這樣處理，其他呢？我僅舉一例，以前看過蘇聯解體前關於吉爾吉斯斯坦社會的論文，依稀記得，當時已婚的吉爾吉斯人約有40%是「搶婚」。「搶婚」是其古老的民族傳統，它甚至成為婚禮儀式的一部分，有些情投意合的青年男女，決定結婚時會表演「搶婚」。
「搶婚」也是中國一些民族的傳統習慣，它必然有大量是違背女性意願的。只不過大家認為這是理所當然。
如果你認同自己的「習慣法」，這件事就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嚴重——而且，在我看來，有些習慣法是不好說誰更高級或誰更文明的。譬如，有的部落的習慣法是，你看上了一個好姑娘，哥們幾個能幫你搶回去即合法，而有的部落的習慣法，你看上了一個好姑娘，領導和組織同意，你們搬到一起即合法夫妻。
總之，中國各地因為社會形態差異，對規矩的理解完全不同。你可以想象，1983年的「嚴打運動」，到了少數民族地區，會抓多少人殺多少人。如果你有心，一定能找到相關的零碎片段信息。
在我看來，「嚴打」並不僅僅是在內地多殺多抓，整頓治安，也是官方第一次認真把自己的「成文法」，大規模推向千百年來一直用「習慣法」自治的廣闊社會，此前，它是用「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來代替成文法來處理一切問題的。當時開始強調「依法治國」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九〇年代末，我讀到北大法學院蘇力教授的文章，當時我對這個翻來覆去強調本土資源、鄉村習慣、司法成本的法學家，充滿了疑惑甚至敵意。這其實很正常，一個城鎮社會長大，自小接受社會主義教育的人，真正接觸到中國鄉土社會才知道，原來我們居然還有這麼多「封建愚昧落後」的東西，社會主義不是都搞了幾十年嗎？
像我這種人，剛進入社會，對一切不符合教科書灌輸的是非觀和價值觀的事物，都秉持徹底革命之心，對落後愚昧的鄉村陋習，或者說他們的習慣法，我的看法是，這還廢什麼話啊，最正確的辦法不就是用機關槍掃射嘛。我猜，年輕人持類似看法的該是多數。
我對蘇力教授的這種看法，是一個缺少地方性經驗常識，把自己知道的文本知識看得高於一切的「知識分子」或「讀書人」的典型想法。多年後，我逐漸開始瞭解社會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以及粗略知道一點成文法與習慣法之間的演進史後，便越是對蘇力教授的研究心存敬意（這並不意味著我認同他的全部觀點）。
讓我們回到原來的話題，即使在今天的民族聚居區，由於社會形態的巨大差異，外來的現代法律與本地的習慣法，依然存在強烈衝突。而且，本地人與我們的情感和判斷與我們完全相反：
現代法律是「外地的」、陌生的、違背傳統習慣，因而是非道德非正義的，斌且是不可理喻的；而大家熟知的習慣法，是本地的、傳統的、真正體現了正義和道德的。你可以認為當地人愚昧、落後，但為維護政府權威，你要麼無視當地人的習慣大捕大殺，要麼做出調整，少抓少殺從輕發落。
所以，「兩少一寬」與「優待少數民族」無關。其本意，是由於國家法律系統與傳統社會的習慣法之間存在劇烈衝突，為維護國家權威做出的技術性調整。做出這樣的政策調整，從不意味官方接受、默認各地的習慣法，相反，強力最扭轉本地「陋習」才是官方意一以貫之的態度。
另外，王春永的《藏族「賠命價」習慣法積極意義之再認知》中提到，當官方越是強力打擊傳統的「賠命價」時，民間反而越傾向於用它來私下解決問題。這種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形，在類似外來規則與本土習慣衝突的場合，幾乎是一種常態。
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但我認為這項政策能延續至今，最重要的限制因素是財政原因，那些本地習慣法與王法衝突和差異極大的地方，往往是經濟極為落後，人口密度極低。在一個國家機器運行成本無比高昂的地區，你想不「兩少一寬」都難。
至於漢族社會對「兩少一寬」政策的普遍意見，其實很好理解。這種聲音幾乎都出現在新世紀，因為偏遠民族地區的勞動力開始流入內地漢族聚集區，由此帶來一系列矛盾衝突，而地方政府處置這種糾紛時，明顯偏袒少數民族一方。漢族社會對「兩少一寬」政策的理解和看法全部來自於此。
內地基層政府在處置這種跨民族矛盾時的態度，與其說是他們錯會了「兩少一寬」政策的本意，不如說，這是官僚系統典型的「惰政」行為，為了免生是非故意尋找一個藉口而已。
這種「惰政」，不但損害了轄區漢族居民的利益，也迅速改變了民族聚集地區的社會風氣，加速了其社會的犯罪化趨勢。少數民族內部精英階層對此的憤怒，不亞於漢族社會對此的憤怒。
最後，有些人認為「兩少一寬」政策是恐怖主義和分離主義的誘因之一，為組織的短視操碎了心。我的看法是，任何把我們政府看成「小白」的人，都是對國情一無所知的「小白」。
閱讀更多 黃章晉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