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天下各势力相继角逐，随之而起的是，国民思想的启蒙。
“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在民族存亡危机面前，封建守旧与维新改革强烈碰击，民智渐开。
尤其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当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对于昏睡于八股的仕林，可谓是当头棒喝。
数千年来，“天道”之说深入国人骨髓，“君权天授，三纲五常”早已成为信仰的精神支柱。
横空出世的“天演论”盛行其道，振聋发聩，东方坚奉的思想体系开始出现裂缝。天朝上国一步步沦为夷邦眼中的东亚病夫，民族的文化自信顿时不复存在。路在何方？时人无不迷茫，怀疑，亦或自省……
对旧有切肤之痛的思想顽疾，严复选择的是，以《天演论》为精神利刃，不破不立。
另一方面，清廷虽因时局艰难，却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列强也是虎视眈眈，欲将中华分而食之。对此，严复似乎早已洞悉勘破，所以退而求其次，选择“温和渐进”的中间路线，即“既反对固守传统而不知变通，又批评激烈反传统的革命理念。”
因此，“中间派”的严复，对于当时“非黑即白”的政治势力而言，显得并不合时宜。
严复《天演论》
史华慈在《严复与西方》一书中就曾经指出：
“严复对各方来说事实上都是外人，对于极端保守分子来说，严复当然是该诅咒的人；对于谨慎的改革者，如仍极注重‘保教’的张之洞来说，严复对保教公开表示冷漠是极其令人恼怒的。……甚至对康有为及其同伙来说，严复在许多方面也与他们不合。他们中较年轻的成员，如梁启超和谭嗣同，肯定深受严复文章的激励。……但是，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们毕竟是通过科举上来的，并十分注重把他们自己的思想置于传统的参照系中。他们构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学术派系。严复则不属于这个圈子，他仍是个未能通过官方考试的人。”所以，尽管很多人深受严复的影响，他依旧被孤立，也被刻意淡化。
笔者尝想，如果严复稍微平庸一点，或许真的会被选择遗忘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他学贯中西，实在太过耀眼，一度站在中西交汇的巅峰，就连目空一切的康有为都不得不称赞他是“精通西学第一人”。
「1」
严复的“矛盾”
郎咸平对于严复，这样评说：
他最后只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颗耀眼的彗星。他的悲剧就是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他是唯一有能力了解西方浩瀚的哲学思想的中国人。但老天爷开了中国一个大玩笑，让他止步于“天演论”和以英国哲学思想为主的翻译工作。如果他向右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军国主义的斯宾塞思想，向前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现代法治化主义的康德思想，向左一步就能迸入孕育了社会主义的黒格尔马克思思想。但是，当时甚至到如今的中国都难以理解他深邃思想，从而造成后继无人的宭境 ，因此使得他的止步，让今天的中国都缺乏一个指导中国往何处去的哲学思想，只有读懂严复的悲剧，才能理解中国如今的悲哀。也许，在那个历史节点，严复离孔圣人真的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伴随伟大的，必然是争议。
很多人诟病严复“自相矛盾”，比如一直提倡西学，呼吁变法，却名列“筹安六君子”，卷入袁世凯复辟的丑闻。
筹安六君子（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
其实，并非严复善变，相反，他倒是不乏哲学家对于学术政见一以贯之的原则。
由始至终，严复基于国情民性的判断，认为民智未开，共和时机不足，因此终身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共和。乃至于民国建立后，他依旧认为“天下仍需定于专制”，而且认为“今日最难的问题”是如何脱离共和。
又或者，在袁世凯被清廷免职时，只有严复为其辩护，袁世凯任总统后，严复却时而褒中带贬。
而当袁世凯撤回帝制后，严复却说“项城此时去，则天下必乱”。
或许，严复“惊人”的言论，公之于众，免不了遭受口诛笔伐，然而在风云变际的时局中，严复始终是严复，从未改变过。
在袁世凯病逝后，严复的学生黎元洪取而代之，时人赞他为忠厚长者，必能平乱息争。当时，严复就断言，黎道德有余，强力不足，乱象已生。很快，北洋政府派系林立，陷入军阀混战……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无数的事实证明，严复看待事物，比寻常人透彻得多。
「2」
严复的“朋友圈”
上文言及“严复对各方来说事实上都是外人”，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严复的“悲剧”。怀才不遇的严复，始终无法进入政治核心，如此自然也就无法将自己的思想，进一步利用官方传播。
当然，严复不得志的背后，也不仅止于此。
熟悉严复的，自然知道，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大臣沈葆桢录取，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之后，又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
可是，他的同学，在甲午中日战争惨败中，几乎不是战死，就是被究责免职或处斩。如此，缺少政治资源的严复，仕途便很难得到照应。
更何况，甲午战争后，严复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如《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再议变法。慈禧认为严复是“戊戌变法”的鼓动者，如此一来，李鸿章也不敢重用。
此外，严复本也不会虚与委蛇，对于李鸿章任人唯亲，颇有微词，而且与李鸿章存在严重的政见分歧，特别是严复曾断言琉球被日本占领，不用三十年，清朝的附属国将丧失殆尽，引起李鸿章的反感，认为其危言耸听，也不想再过多亲近。
除了李鸿章，那沈葆桢、陈宝琛、郑孝胥等同乡为何也没有提携？原来严复科举屡次落第，而“洋务出身”，又独树一帜，既非“清流”，也非纯正“浊流”，所以因阵营原因，众人对其多是激赏，也止于赞叹而已。
再论学术，虽然郭嵩焘与其交好，严复却也未真正进入桐城学派的圈子。
而在翻译领域，严复提倡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林纾等人也是颇受影响，然而能量却也仅限于文学而已。
所以，满腹才华的严复，很多当权者尊重他，却不被重用。
「3」
严复的“推荐信”
而被“政治孤立”的严复，却不曾忘却对于友朋后辈的提携，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感同身受那种“怀才不遇”的痛苦。
这一点，从严复致孙熙泽的一封推荐信札中，也可窥见一二。
孙熙泽：晚清举人，曾任山东登州知府。民国期间，历任青岛警察学堂总监、山东省审判厅厅长之职。
严复致孙熙泽信札
信札中提及：焕庭世兄省长执事，奉别累年，时深驰系。
其中“焕庭世兄”即孙熙泽，其次子孙立人，以其显赫的战功，位列国民革命军十大抗日名将之首。“省长执事”为官职尊称，为辛亥革命后才有的称谓。“奉别累年，时深驰系。”则是问候语。
严复致孙熙泽信札
信札中，另有提及：近闻开阃济南，逖听风声……当路时贤，求其文述，兼资如兄者，固不可多得也。
其中，“开阃济南，逖听风声”，则是指孙熙泽得皖籍军政要人相助，任山东全省高等审判厅厅长。
“……当路时贤……兼资如兄者，固不可多得也。”是称赞孙熙泽的才华。
严复致孙熙泽信札
严复致孙熙泽信札
信札中提及：兹有切恳者交涉司科员方龢，系弟故人方大令雨亭家澍之子，经在天津水师学堂肆业后，游美国学成而归。
言及“交涉司科员方龢”，其中，“交涉司”是官署名。清末部分行省所设办理外交的官员，有佥事、科员、译官等。“科员”则分一等从五品、二等正六品、三等正七品。
辛亥革命后，行省不设外交机关及外交官。所以方龢才会另谋前程。这一点与史实相符。
“方大令雨亭家澍”，即方家澍，字雨亭，福州人。父亲方振隆曾佐幕福建布政使。1892年，方家澍登进士，出任浙江秀水县知县。其弟方家湜，即为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方声洞、方声涛、方君瑛的父亲。
严复与方家澍，成为故友，除了乡土之情，彼此间对新思想都接受与认可，也是关键。
“经在天津水师学堂肆业后”是指方家澍之子方龢在天津水师学堂肄业。而严复也曾长期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达二十年。
“游美国学成而归”是指方家澍思想开通，鼓励子侄外出留学，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对后辈影响很大。
严复致孙熙泽信札
信札提及：鼎革之际，留滞山东闻经子廙都督，荐于公处，以知事诒名，得依仁宇，必荷裁生。
其中，“鼎革之际”，则指辛亥革命后，更朝换代。
“子廙都督”，指周自齐，字子廙，山东单县人，祖籍浙江秀水，出身官绅世家,书香门第，一生活跃于晚清民国政坛。
民国初建历任山东都督、中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陆军总长、财政总长、农商总长、盐务署督办等要职。1922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代行过民国大总统职务11天。
周自齐还曾任游美学务处总办。因此方龢游学美国后，会选择“闻经”周自齐。此外，其父方家澍曾在周自齐的祖籍秀水任知县，或可两家应当有过交情。
“知事”，为中华民国初期对县一级最高行政官的称呼。
周自齐支持袁世凯复辟，这一点与严复立场一致。而且巧合的是，周自齐创办了清华大学，并且前后选派三批，共计180名留美学生，其中包括胡适。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因严复《天演论》中的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遂更名胡适，字适之。
严复致孙熙泽信札
严复致孙熙泽信札
信札中：惟是家贫……比者来京以鄙人与公素蒙，知悉特乞一缄，代为陈情。倘承湔祓，感何可支，手此敬颂德安，惟鉴不备。
其中“比者来京”，指此时严复身在北京。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
“以鄙人与公素蒙”，指孙熙泽与严复素有交情。
其余多为敬语谦词。
严复致孙熙泽信札
信札中：小弟尹严复谨上状，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信中如“鼎革之际”，“子廙都督”以及其他官职的称谓，特别是周自齐于1912年3月任职山东都督，1913年转任交通部总长、代理陆军总长。可知此信札的书写时间为1912年12月16日，当时严复刚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个月左右。
「4」
严复的“纯粹”与“深邃”
严复宁不折腰，不惜得罪李鸿章、张之洞，可以直言不讳评说当上“大总统”的学生黎元洪为庸才，可以在袁世凯得势或失势时，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特别是袁世凯帝制失败之后，举国声讨，严复却依旧说：非袁世凯无以维持残局。
而严复却能为名不见经传的故人之子，书推荐信，大篇幅谦词，认为“鼎革之际”，游学归来的学子应当有更好前程，足见严复不以官位大小论英雄，有着哲学家不同常人的“纯粹”与“率真”。
其实相较于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笔者以为，梁启超一直在不断修正，康有为则是不断投机，恰恰只有严复其人，一直坚持自我。
在严复所处的过渡时代，试问又有几人能够如此？
而至于有些人说，严复推崇西学，却又骂西方思想“利己杀人，寡廉鲜耻”；明明不喜欢袁世凯，却又助其复辟称帝，又或者历数八股危害，却以古文翻译《天演论》，而且在民国时期，还名列榜首，发起孔教会……
这些似乎都是典型的“以今日之非否定昨日之是”。也正因如此多的争议与误解，所以，笔者才会言及严复思想的“深邃”。
事实上，在过渡的特殊时期，严复虽然是“精通西学第一人”，却依旧醉心“周易八卦和阴阳五行学说”，他满腹所学可以说是“新旧杂陈”，对待传统儒学也是开明的取舍兼有的态度。
严复并非反复之人，所有的转变只是一种方式而已。将儒教视为国教，一切如他所言，一个国家可以模仿他国的物质文明，但立国精神却不能“乞灵他种之文明余唾”。
严复一生追求的“君主立宪”并未实现，然而他却凭着自己葆有的纯正“中国心”，启蒙了一代代国人，时至如今。
严复的悲剧是时代的局限，我们需要革新思维，对他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走进严复，或许会发现，在中国思想史上，他离孔圣人只是一步之遥。
史华慈《严复与西方》（第76-77页）
郭双林：沉默也是一种言说——论梁启超笔下的严复
——END——
凡是斯文处，必有同古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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