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天下各勢力相繼角逐，隨之而起的是，國民思想的啟蒙。
“世道必進，後勝於今”，在民族存亡危機面前，封建守舊與維新改革強烈碰擊，民智漸開。
尤其嚴復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當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對於昏睡於八股的仕林，可謂是當頭棒喝。
數千年來，“天道”之說深入國人骨髓，“君權天授，三綱五常”早已成為信仰的精神支柱。
橫空出世的“天演論”盛行其道，振聾發聵，東方堅奉的思想體系開始出現裂縫。天朝上國一步步淪為夷邦眼中的東亞病夫，民族的文化自信頓時不復存在。路在何方？時人無不迷茫，懷疑，亦或自省……
對舊有切膚之痛的思想頑疾，嚴復選擇的是，以《天演論》為精神利刃，不破不立。
另一方面，清廷雖因時局艱難，卻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列強也是虎視眈眈，欲將中華分而食之。對此，嚴復似乎早已洞悉勘破，所以退而求其次，選擇“溫和漸進”的中間路線，即“既反對固守傳統而不知變通，又批評激烈反傳統的革命理念。”
因此，“中間派”的嚴復，對於當時“非黑即白”的政治勢力而言，顯得並不合時宜。
嚴復《天演論》
史華慈在《嚴復與西方》一書中就曾經指出：
“嚴復對各方來說事實上都是外人，對於極端保守分子來說，嚴復當然是該詛咒的人；對於謹慎的改革者，如仍極注重‘保教’的張之洞來說，嚴復對保教公開表示冷漠是極其令人惱怒的。……甚至對康有為及其同夥來說，嚴復在許多方面也與他們不合。他們中較年輕的成員，如梁啟超和譚嗣同，肯定深受嚴復文章的激勵。……但是，康有為和他的追隨者們畢竟是通過科舉上來的，並十分注重把他們自己的思想置於傳統的參照系中。他們構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學術派系。嚴復則不屬於這個圈子，他仍是個未能通過官方考試的人。”所以，儘管很多人深受嚴復的影響，他依舊被孤立，也被刻意淡化。
筆者嘗想，如果嚴復稍微平庸一點，或許真的會被選擇遺忘在歷史長河中。只是他學貫中西，實在太過耀眼，一度站在中西交匯的巔峰，就連目空一切的康有為都不得不稱讚他是“精通西學第一人”。
「1」
嚴復的“矛盾”
郎鹹平對於嚴復，這樣評說：
他最後只成為了中國歷史上一顆耀眼的彗星。他的悲劇就是在當時特殊環境下，他是唯一有能力瞭解西方浩瀚的哲學思想的中國人。但老天爺開了中國一個大玩笑，讓他止步於“天演論”和以英國哲學思想為主的翻譯工作。如果他向右進一步就能進入孕育軍國主義的斯賓塞思想，向前進一步就能進入孕育現代法治化主義的康德思想，向左一步就能迸入孕育了社會主義的黒格爾馬克思思想。但是，當時甚至到如今的中國都難以理解他深邃思想，從而造成後繼無人的宭境 ，因此使得他的止步，讓今天的中國都缺乏一個指導中國往何處去的哲學思想，只有讀懂嚴復的悲劇，才能理解中國如今的悲哀。也許，在那個歷史節點，嚴復離孔聖人真的只有一步之遙。
然而伴隨偉大的，必然是爭議。
很多人詬病嚴復“自相矛盾”，比如一直提倡西學，呼籲變法，卻名列“籌安六君子”，捲入袁世凱復闢的醜聞。
籌安六君子（楊度、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嚴復）
其實，並非嚴復善變，相反，他倒是不乏哲學家對於學術政見一以貫之的原則。
由始至終，嚴復基於國情民性的判斷，認為民智未開，共和時機不足，因此終身主張君主立憲，反對革命共和。乃至於民國建立後，他依舊認為“天下仍需定於專制”，而且認為“今日最難的問題”是如何脫離共和。
又或者，在袁世凱被清廷免職時，只有嚴復為其辯護，袁世凱任總統後，嚴復卻時而褒中帶貶。
而當袁世凱撤回帝制後，嚴復卻說“項城此時去，則天下必亂”。
或許，嚴復“驚人”的言論，公之於眾，免不了遭受口誅筆伐，然而在風雲變際的時局中，嚴復始終是嚴復，從未改變過。
在袁世凱病逝後，嚴復的學生黎元洪取而代之，時人贊他為忠厚長者，必能平亂息爭。當時，嚴復就斷言，黎道德有餘，強力不足，亂象已生。很快，北洋政府派系林立，陷入軍閥混戰……
“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無數的事實證明，嚴復看待事物，比尋常人透徹得多。
「2」
嚴復的“朋友圈”
上文言及“嚴復對各方來說事實上都是外人”，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嚴復的“悲劇”。懷才不遇的嚴復，始終無法進入政治核心，如此自然也就無法將自己的思想，進一步利用官方傳播。
當然，嚴復不得志的背後，也不僅止於此。
熟悉嚴復的，自然知道，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被大臣沈葆楨錄取，進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之後，又畢業於英國皇家海軍學院。
可是，他的同學，在甲午中日戰爭慘敗中，幾乎不是戰死，就是被究責免職或處斬。如此，缺少政治資源的嚴復，仕途便很難得到照應。
更何況，甲午戰爭後，嚴復連續發表了多篇文章，如《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救亡決論》，再議變法。慈禧認為嚴復是“戊戌變法”的鼓動者，如此一來，李鴻章也不敢重用。
此外，嚴復本也不會虛與委蛇，對於李鴻章任人唯親，頗有微詞，而且與李鴻章存在嚴重的政見分歧，特別是嚴復曾斷言琉球被日本佔領，不用三十年，清朝的附屬國將喪失殆盡，引起李鴻章的反感，認為其危言聳聽，也不想再過多親近。
除了李鴻章，那沈葆楨、陳寶琛、鄭孝胥等同鄉為何也沒有提攜？原來嚴復科舉屢次落第，而“洋務出身”，又獨樹一幟，既非“清流”，也非純正“濁流”，所以因陣營原因，眾人對其多是激賞，也止於讚歎而已。
再論學術，雖然郭嵩燾與其交好，嚴復卻也未真正進入桐城學派的圈子。
而在翻譯領域，嚴復提倡的“信、達、雅”的翻譯原則和標準，林紓等人也是頗受影響，然而能量卻也僅限於文學而已。
所以，滿腹才華的嚴復，很多當權者尊重他，卻不被重用。
「3」
嚴復的“推薦信”
而被“政治孤立”的嚴復，卻不曾忘卻對於友朋後輩的提攜，或許只有他自己才能感同身受那種“懷才不遇”的痛苦。
這一點，從嚴復致孫熙澤的一封推薦信札中，也可窺見一二。
孫熙澤：晚清舉人，曾任山東登州知府。民國期間，歷任青島警察學堂總監、山東省審判廳廳長之職。
嚴復致孫熙澤信札
信札中提及：煥庭世兄省長執事，奉別累年，時深馳系。
其中“煥庭世兄”即孫熙澤，其次子孫立人，以其顯赫的戰功，位列國民革命軍十大抗日名將之首。“省長執事”為官職尊稱，為辛亥革命後才有的稱謂。“奉別累年，時深馳系。”則是問候語。
嚴復致孫熙澤信札
信札中，另有提及：近聞開閫濟南，逖聽風聲……當路時賢，求其文述，兼資如兄者，固不可多得也。
其中，“開閫濟南，逖聽風聲”，則是指孫熙澤得皖籍軍政要人相助，任山東全省高等審判廳廳長。
“……當路時賢……兼資如兄者，固不可多得也。”是稱讚孫熙澤的才華。
嚴復致孫熙澤信札
嚴復致孫熙澤信札
信札中提及：茲有切懇者交涉司科員方龢，系弟故人方大令雨亭家澍之子，經在天津水師學堂肆業後，遊美國學成而歸。
言及“交涉司科員方龢”，其中，“交涉司”是官署名。清末部分行省所設辦理外交的官員，有僉事、科員、譯官等。“科員”則分一等從五品、二等正六品、三等正七品。
辛亥革命後，行省不設外交機關及外交官。所以方龢才會另謀前程。這一點與史實相符。
“方大令雨亭家澍”，即方家澍，字雨亭，福州人。父親方振隆曾佐幕福建布政使。1892年，方家澍登進士，出任浙江秀水縣知縣。其弟方家湜，即為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方聲洞、方聲濤、方君瑛的父親。
嚴復與方家澍，成為故友，除了鄉土之情，彼此間對新思想都接受與認可，也是關鍵。
“經在天津水師學堂肆業後”是指方家澍之子方龢在天津水師學堂肄業。而嚴復也曾長期在北洋水師學堂任教，達二十年。
“遊美國學成而歸”是指方家澍思想開通，鼓勵子侄外出留學，尋找救國救民之路，對後輩影響很大。
嚴復致孫熙澤信札
信札提及：鼎革之際，留滯山東聞經子廙都督，薦於公處，以知事詒名，得依仁宇，必荷裁生。
其中，“鼎革之際”，則指辛亥革命後，更朝換代。
“子廙都督”，指周自齊，字子廙，山東單縣人，祖籍浙江秀水，出身官紳世家,書香門第，一生活躍於晚清民國政壇。
民國初建歷任山東都督、中國銀行總裁、交通總長、陸軍總長、財政總長、農商總長、鹽務署督辦等要職。1922年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兼教育總長，代行過民國大總統職務11天。
周自齊還曾任遊美學務處總辦。因此方龢遊學美國後，會選擇“聞經”周自齊。此外，其父方家澍曾在周自齊的祖籍秀水任知縣，或可兩家應當有過交情。
“知事”，為中華民國初期對縣一級最高行政官的稱呼。
周自齊支持袁世凱復闢，這一點與嚴復立場一致。而且巧合的是，周自齊創辦了清華大學，並且前後選派三批，共計180名留美學生，其中包括胡適。
胡適，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因嚴復《天演論》中的觀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遂更名胡適，字適之。
嚴復致孫熙澤信札
嚴復致孫熙澤信札
信札中：惟是家貧……比者來京以鄙人與公素蒙，知悉特乞一緘，代為陳情。倘承湔祓，感何可支，手此敬頌德安，惟鑑不備。
其中“比者來京”，指此時嚴復身在北京。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校，嚴復任首任校長；11月辭去校長職務。
“以鄙人與公素蒙”，指孫熙澤與嚴復素有交情。
其餘多為敬語謙詞。
嚴復致孫熙澤信札
信札中：小弟尹嚴復謹上狀，十二月十六日
根據信中如“鼎革之際”，“子廙都督”以及其他官職的稱謂，特別是周自齊於1912年3月任職山東都督，1913年轉任交通部總長、代理陸軍總長。可知此信札的書寫時間為1912年12月16日，當時嚴復剛辭去北京大學校長一個月左右。
「4」
嚴復的“純粹”與“深邃”
嚴復寧不折腰，不惜得罪李鴻章、張之洞，可以直言不諱評說當上“大總統”的學生黎元洪為庸才，可以在袁世凱得勢或失勢時，不隨聲附和，人云亦云，特別是袁世凱帝制失敗之後，舉國聲討，嚴復卻依舊說：非袁世凱無以維持殘局。
而嚴復卻能為名不見經傳的故人之子，書推薦信，大篇幅謙詞，認為“鼎革之際”，遊學歸來的學子應當有更好前程，足見嚴復不以官位大小論英雄，有著哲學家不同常人的“純粹”與“率真”。
其實相較於梁啟超、康有為等人，筆者以為，梁啟超一直在不斷修正，康有為則是不斷投機，恰恰只有嚴復其人，一直堅持自我。
在嚴復所處的過渡時代，試問又有幾人能夠如此？
而至於有些人說，嚴復推崇西學，卻又罵西方思想“利己殺人，寡廉鮮恥”；明明不喜歡袁世凱，卻又助其復辟稱帝，又或者歷數八股危害，卻以古文翻譯《天演論》，而且在民國時期，還名列榜首，發起孔教會……
這些似乎都是典型的“以今日之非否定昨日之是”。也正因如此多的爭議與誤解，所以，筆者才會言及嚴復思想的“深邃”。
事實上，在過渡的特殊時期，嚴復雖然是“精通西學第一人”，卻依舊醉心“周易八卦和陰陽五行學說”，他滿腹所學可以說是“新舊雜陳”，對待傳統儒學也是開明的取捨兼有的態度。
嚴復並非反覆之人，所有的轉變只是一種方式而已。將儒教視為國教，一切如他所言，一個國家可以模仿他國的物質文明，但立國精神卻不能“乞靈他種之文明餘唾”。
嚴復一生追求的“君主立憲”並未實現，然而他卻憑著自己葆有的純正“中國心”，啟蒙了一代代國人，時至如今。
嚴復的悲劇是時代的侷限，我們需要革新思維，對他做出更為全面公正的評判。走進嚴復，或許會發現，在中國思想史上，他離孔聖人只是一步之遙。
史華慈《嚴復與西方》（第76-77頁）
郭雙林：沉默也是一種言說——論梁啟超筆下的嚴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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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斯文處，必有同古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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