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古堂|為什麼嚴復離孔聖人只是一步之遙?

晚清,天下各勢力相繼角逐,隨之而起的是,國民思想的啟蒙。

“世道必進,後勝於今”,在民族存亡危機面前,封建守舊與維新改革強烈碰擊,民智漸開。

尤其嚴復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當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對於昏睡於八股的仕林,可謂是當頭棒喝。

數千年來,“天道”之說深入國人骨髓,“君權天授,三綱五常”早已成為信仰的精神支柱。

橫空出世的“天演論”盛行其道,振聾發聵,東方堅奉的思想體系開始出現裂縫。天朝上國一步步淪為夷邦眼中的東亞病夫,民族的文化自信頓時不復存在。路在何方?時人無不迷茫,懷疑,亦或自省……

對舊有切膚之痛的思想頑疾,嚴復選擇的是,以《天演論》為精神利刃,不破不立。

另一方面,清廷雖因時局艱難,卻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列強也是虎視眈眈,欲將中華分而食之。對此,嚴復似乎早已洞悉勘破,所以退而求其次,選擇“溫和漸進”的中間路線,即“既反對固守傳統而不知變通,又批評激烈反傳統的革命理念。”

因此,“中間派”的嚴復,對於當時“非黑即白”的政治勢力而言,顯得並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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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天演論》


史華慈在《嚴復與西方》一書中就曾經指出:

嚴復對各方來說事實上都是外人,對於極端保守分子來說,嚴復當然是該詛咒的人;對於謹慎的改革者,如仍極注重‘保教’的張之洞來說,嚴復對保教公開表示冷漠是極其令人惱怒的。……甚至對康有為及其同夥來說,嚴復在許多方面也與他們不合。他們中較年輕的成員,如梁啟超和譚嗣同,肯定深受嚴復文章的激勵。……但是,康有為和他的追隨者們畢竟是通過科舉上來的,並十分注重把他們自己的思想置於傳統的參照系中。他們構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學術派系。嚴復則不屬於這個圈子,他仍是個未能通過官方考試的人。


所以,儘管很多人深受嚴復的影響,他依舊被孤立,也被刻意淡化。

筆者嘗想,如果嚴復稍微平庸一點,或許真的會被選擇遺忘在歷史長河中。只是他學貫中西,實在太過耀眼,一度站在中西交匯的巔峰,就連目空一切的康有為都不得不稱讚他是“精通西學第一人”。

「1」

嚴復的“矛盾”


郎鹹平對於嚴復,這樣評說:

他最後只成為了中國歷史上一顆耀眼的彗星。他的悲劇就是在當時特殊環境下,他是唯一有能力瞭解西方浩瀚的哲學思想的中國人。但老天爺開了中國一個大玩笑,讓他止步於“天演論”和以英國哲學思想為主的翻譯工作。如果他向右進一步就能進入孕育軍國主義的斯賓塞思想,向前進一步就能進入孕育現代法治化主義的康德思想,向左一步就能迸入孕育了社會主義的黒格爾馬克思思想。但是,當時甚至到如今的中國都難以理解他深邃思想,從而造成後繼無人的宭境 ,因此使得他的止步,讓今天的中國都缺乏一個指導中國往何處去的哲學思想,只有讀懂嚴復的悲劇,才能理解中國如今的悲哀。


也許,在那個歷史節點,嚴復離孔聖人真的只有一步之遙。

然而伴隨偉大的,必然是爭議。

很多人詬病嚴復“自相矛盾”,比如一直提倡西學,呼籲變法,卻名列“籌安六君子”,捲入袁世凱復闢的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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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安六君子(楊度、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嚴復)


其實,並非嚴復善變,相反,他倒是不乏哲學家對於學術政見一以貫之的原則。

由始至終,嚴復基於國情民性的判斷,認為民智未開,共和時機不足,因此終身主張君主立憲,反對革命共和。乃至於民國建立後,他依舊認為“天下仍需定於專制”,而且認為“今日最難的問題”是如何脫離共和。

又或者,在袁世凱被清廷免職時,只有嚴復為其辯護,袁世凱任總統後,嚴復卻時而褒中帶貶。

而當袁世凱撤回帝制後,嚴復卻說“項城此時去,則天下必亂”。

或許,嚴復“驚人”的言論,公之於眾,免不了遭受口誅筆伐,然而在風雲變際的時局中,嚴復始終是嚴復,從未改變過。

在袁世凱病逝後,嚴復的學生黎元洪取而代之,時人贊他為忠厚長者,必能平亂息爭。當時,嚴復就斷言,黎道德有餘,強力不足,亂象已生。很快,北洋政府派系林立,陷入軍閥混戰……

“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無數的事實證明,嚴復看待事物,比尋常人透徹得多。

「2」

嚴復的“朋友圈”


上文言及“嚴復對各方來說事實上都是外人”,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嚴復的“悲劇”。懷才不遇的嚴復,始終無法進入政治核心,如此自然也就無法將自己的思想,進一步利用官方傳播。

當然,嚴復不得志的背後,也不僅止於此。

熟悉嚴復的,自然知道,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被大臣沈葆楨錄取,進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之後,又畢業於英國皇家海軍學院。

可是,他的同學,在甲午中日戰爭慘敗中,幾乎不是戰死,就是被究責免職或處斬。如此,缺少政治資源的嚴復,仕途便很難得到照應。

更何況,甲午戰爭後,嚴復連續發表了多篇文章,如《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救亡決論》,再議變法。慈禧認為嚴復是“戊戌變法”的鼓動者,如此一來,李鴻章也不敢重用。

此外,嚴復本也不會虛與委蛇,對於李鴻章任人唯親,頗有微詞,而且與李鴻章存在嚴重的政見分歧,特別是嚴復曾斷言琉球被日本佔領,不用三十年,清朝的附屬國將喪失殆盡,引起李鴻章的反感,認為其危言聳聽,也不想再過多親近。

除了李鴻章,那沈葆楨、陳寶琛、鄭孝胥等同鄉為何也沒有提攜?原來嚴復科舉屢次落第,而“洋務出身”,又獨樹一幟,既非“清流”,也非純正“濁流”,所以因陣營原因,眾人對其多是激賞,也止於讚歎而已。

再論學術,雖然郭嵩燾與其交好,嚴復卻也未真正進入桐城學派的圈子。

而在翻譯領域,嚴復提倡的“信、達、雅”的翻譯原則和標準,林紓等人也是頗受影響,然而能量卻也僅限於文學而已。

所以,滿腹才華的嚴復,很多當權者尊重他,卻不被重用。

「3」

嚴復的“推薦信”


而被“政治孤立”的嚴復,卻不曾忘卻對於友朋後輩的提攜,或許只有他自己才能感同身受那種“懷才不遇”的痛苦。

這一點,從嚴復致孫熙澤的一封推薦信札中,也可窺見一二。

孫熙澤:晚清舉人,曾任山東登州知府。民國期間,歷任青島警察學堂總監、山東省審判廳廳長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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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致孫熙澤信札


信札中提及:煥庭世兄省長執事,奉別累年,時深馳系。

其中“煥庭世兄”即孫熙澤,其次子孫立人,以其顯赫的戰功,位列國民革命軍十大抗日名將之首。“省長執事”為官職尊稱,為辛亥革命後才有的稱謂。“奉別累年,時深馳系。”則是問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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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致孫熙澤信札


信札中,另有提及:近聞開閫濟南,逖聽風聲……當路時賢,求其文述,兼資如兄者,固不可多得也。

其中,“開閫濟南,逖聽風聲”,則是指孫熙澤得皖籍軍政要人相助,任山東全省高等審判廳廳長。

“……當路時賢……兼資如兄者,固不可多得也。”是稱讚孫熙澤的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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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致孫熙澤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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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致孫熙澤信札


信札中提及:茲有切懇者交涉司科員方龢,系弟故人方大令雨亭家澍之子,經在天津水師學堂肆業後,遊美國學成而歸。

言及“交涉司科員方龢”,其中,“交涉司”是官署名。清末部分行省所設辦理外交的官員,有僉事、科員、譯官等。“科員”則分一等從五品、二等正六品、三等正七品。

辛亥革命後,行省不設外交機關及外交官。所以方龢才會另謀前程。這一點與史實相符。

“方大令雨亭家澍”,即方家澍,字雨亭,福州人。父親方振隆曾佐幕福建布政使。1892年,方家澍登進士,出任浙江秀水縣知縣。其弟方家湜,即為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方聲洞、方聲濤、方君瑛的父親。

嚴復與方家澍,成為故友,除了鄉土之情,彼此間對新思想都接受與認可,也是關鍵。

“經在天津水師學堂肆業後”是指方家澍之子方龢在天津水師學堂肄業。而嚴復也曾長期在北洋水師學堂任教,達二十年。

“遊美國學成而歸”是指方家澍思想開通,鼓勵子侄外出留學,尋找救國救民之路,對後輩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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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致孫熙澤信札


信札提及:鼎革之際,留滯山東聞經子廙都督,薦於公處,以知事詒名,得依仁宇,必荷裁生。

其中,“鼎革之際”,則指辛亥革命後,更朝換代。

“子廙都督”,指周自齊,字子廙,山東單縣人,祖籍浙江秀水,出身官紳世家,書香門第,一生活躍於晚清民國政壇。

民國初建歷任山東都督、中國銀行總裁、交通總長、陸軍總長、財政總長、農商總長、鹽務署督辦等要職。1922年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兼教育總長,代行過民國大總統職務11天。

周自齊還曾任遊美學務處總辦。因此方龢遊學美國後,會選擇“聞經”周自齊。此外,其父方家澍曾在周自齊的祖籍秀水任知縣,或可兩家應當有過交情。

“知事”,為中華民國初期對縣一級最高行政官的稱呼。

周自齊支持袁世凱復闢,這一點與嚴復立場一致。而且巧合的是,周自齊創辦了清華大學,並且前後選派三批,共計180名留美學生,其中包括胡適。

胡適,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因嚴復《天演論》中的觀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遂更名胡適,字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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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致孫熙澤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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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致孫熙澤信札


信札中:惟是家貧……比者來京以鄙人與公素蒙,知悉特乞一緘,代為陳情。倘承湔祓,感何可支,手此敬頌德安,惟鑑不備。

其中“比者來京”,指此時嚴復身在北京。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校,嚴復任首任校長;11月辭去校長職務。

“以鄙人與公素蒙”,指孫熙澤與嚴復素有交情。

其餘多為敬語謙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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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致孫熙澤信札


信札中:小弟尹嚴復謹上狀,十二月十六日

根據信中如“鼎革之際”,“子廙都督”以及其他官職的稱謂,特別是周自齊於1912年3月任職山東都督,1913年轉任交通部總長、代理陸軍總長。可知此信札的書寫時間為1912年12月16日,當時嚴復剛辭去北京大學校長一個月左右。

「4」

嚴復的“純粹”與“深邃”


嚴復寧不折腰,不惜得罪李鴻章、張之洞,可以直言不諱評說當上“大總統”的學生黎元洪為庸才,可以在袁世凱得勢或失勢時,不隨聲附和,人云亦云,特別是袁世凱帝制失敗之後,舉國聲討,嚴復卻依舊說:非袁世凱無以維持殘局。

而嚴復卻能為名不見經傳的故人之子,書推薦信,大篇幅謙詞,認為“鼎革之際”,遊學歸來的學子應當有更好前程,足見嚴復不以官位大小論英雄,有著哲學家不同常人的“純粹”與“率真”。

其實相較於梁啟超、康有為等人,筆者以為,梁啟超一直在不斷修正,康有為則是不斷投機,恰恰只有嚴復其人,一直堅持自我。

在嚴復所處的過渡時代,試問又有幾人能夠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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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至於有些人說,嚴復推崇西學,卻又罵西方思想“利己殺人,寡廉鮮恥”;明明不喜歡袁世凱,卻又助其復辟稱帝,又或者歷數八股危害,卻以古文翻譯《天演論》,而且在民國時期,還名列榜首,發起孔教會……

這些似乎都是典型的“以今日之非否定昨日之是”。也正因如此多的爭議與誤解,所以,筆者才會言及嚴復思想的“深邃”。

事實上,在過渡的特殊時期,嚴復雖然是“精通西學第一人”,卻依舊醉心“周易八卦和陰陽五行學說”,他滿腹所學可以說是“新舊雜陳”,對待傳統儒學也是開明的取捨兼有的態度。

嚴復並非反覆之人,所有的轉變只是一種方式而已。將儒教視為國教,一切如他所言,一個國家可以模仿他國的物質文明,但立國精神卻不能“乞靈他種之文明餘唾”。

嚴復一生追求的“君主立憲”並未實現,然而他卻憑著自己葆有的純正“中國心”,啟蒙了一代代國人,時至如今。

嚴復的悲劇是時代的侷限,我們需要革新思維,對他做出更為全面公正的評判。走進嚴復,或許會發現,在中國思想史上,他離孔聖人只是一步之遙。

史華慈《嚴復與西方》(第76-77頁)

郭雙林:沉默也是一種言說——論梁啟超筆下的嚴復

——END——

凡是斯文處,必有同古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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