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媽非常有才華，但時光沒有給他們更多選擇的機會，甚至連他們自己都沒有發覺身上的可愛與魅力。
——《四個春天》導演陸慶屹
2015年，久未出山的侯孝賢因一篇百字文言文起念，拍出了《刺客聶隱娘》，拿遍大獎。
在對電影學院的學生做訪談時，有人問他:“雖然在學電影，但不知道該怎麼開始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侯導照例言簡意賅：“想拍就去拍啊，不拍怎麼知道如何開始？”
多年前，他的作品啟迪了一位日本青年，如今青年到中年，還順手摘下了具有象徵意義的金棕櫚葉。
這次受侯導啟迪的是位大陸青年，其實也不年輕，都奔四了，但在電影圈還算個拍處女作的新人。
陸慶屹，2015年以前，還和電影沒有一毛錢關係，此前總觀影量不足一百部，直白點說，一個普通電影學院學生一年的閱片量都不止這個數。
我們每天都會聽到無數句正確的雞湯，恰好，那一刻侯導的話楔進了陸慶屹心裡。那天起，他這個十足的電影門外漢發瘋般惡補電影知識，一年下來，豆瓣影單累計了八百部，經典影片來回看十幾遍。
2016年，回貴州老家過年，看了八百部電影的陸慶屹心事重重坐在同學聚會的KTV包廂裡，一根接一根地抽菸。
老同學上完廁所回來路過，問他怎麼悶悶不樂。陸慶屹說：“我在想未來。”
“我們還能有什麼未來啊？”“你們沒有，我有。我要當中國最好的導演。”
話剛落下，同學就架著他出門了，到了這把年紀認真談夢想，都能被人當成酒後胡話。陸慶屹不僅沒喝多，還清醒得很，他要為這句吹下的牛逼努力了。
電影不好拍，手頭現有的是合計起來250個小時的家庭錄像素材，過完年，他回北京，花了一個多月，又看了一遍，主題就定下來了。
“我的爸媽非常有才華，但時光沒有給他們更多選擇的機會，甚至連他們自己都沒有發覺身上的可愛與魅力。”
最愛的是父母，最熟悉的家，最想拍的也是他們。
他在家裡的破電腦上裝了兩天剪輯軟件，一直失敗，只得硬著頭皮找修電腦的哥們幫忙。裝好後，基本操作也不會，這回修電腦的人也不懂了，得，那就買書自學吧。
自打做出這個決定起，剪輯就註定是一場和時間的競賽。那之後，他足不出戶，每天在家對著電腦工作十六個小時。
住的地方沒有空調，夏天就用冰袋泡臉盆，放在風扇前，給自己製冷風，每天依然熱得汗流浹背，也不挪窩。冬天穿兩層羽絨服坐在電腦前，冷得不行了，就燒水泡腳，手指凍得梆硬，敲鍵盤、挪鼠標的手，也不能停。
20個月下來，竟然粗剪了一個5個小時的影片，距離目標時長還是太遠了，新一輪的剪輯，他冷血多了。“沒把他們當成自己父母的想法，就當成是在展示一對豁達的老夫妻的日常。”
刪減完複雜的人際關係和過於隱私的家庭細節，才有了現在2小時的《四個春天》。
當然此時離上映，還八字沒有一撇。當初他拍攝時，並沒有想到有天會吹牛逼當導演，到哪都扛著一臺幀率29.97的尼康，這與大熒幕電影的24幀實在八竿子打不著。再就是，拍攝完全沒有現場收音，音源、音質效果都差強人意。
僅這兩樣都不是陸慶屹所能解決的專業問題了，幸而有了趙珣、周肖林、王紅衛、孫艾琳等加入，整個團隊後期又花費了大半年時間，才呈現出現在的版本。
“我很幸運遇到了同樣心存真善的人們，感謝他們的加入，讓《四個春天》變成了一群人記錄人間的溫暖意願。”
首映現場，母親激動地站在臺上說：“早知道你真的在拍電影，我就穿得好看點了。那個頭髮亂得成什麼樣子了。”
父親早已經虛弱得不能登臺，站在原地，飽含深情地說：“今天我在大銀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這個片子是獻給我們的吧，感謝我的兒子。”
場邊的陸慶屹一直不敢看父母的表情，最後聽完這番話，淚流滿面。
這場時間的賽跑，他贏了，送給父母的禮物，他們都看到了。
看過《四個春天》就知道，陸家不是達官顯貴之家，也沒有榮耀輝煌的事蹟，但即便這樣，整部電影裡，二老身上呈現的光彩，也讓人捨不得中途起身去趟洗手間。
陸慶屹老家獨山縣是多民族交匯地，這裡山歌多如牛毛。母親李桂賢是行走的山歌數據庫，吃飯祝酒能唱，縫紉做飯能唱，爬山採藥也能唱。
若有她不知道的調子，無論如何也要想方設法學會。因而李桂賢成了當地小有名氣的山歌紅人，各家紅白喜事都請她去唱。
父親原是師範學校的物理老師，也是一位音樂發燒友，自學了中西二十多種樂器，幾乎碰到什麼都想搗鼓幾下，退休後還學會了用鋸拉琴。
當年兩人揹著人自由戀愛，母親聽人取笑未婚夫沒鞋穿，氣得回家大哭一場，擦乾淚就找來納鞋的布料，三天硬是趕製了一雙千層底的新布鞋，要知道老一輩做雙鞋都得半個月。
為了結婚，家裡欠下一大筆外債，辦完婚宴，屋裡連口鍋都沒有。夫妻倆都是勤勞能幹的人，院裡開門就是後門，他們先是開出一片菜地，養起雞鴨鵝。再慢慢從山裡伐木，自己打傢俱。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才慢慢有了家的模樣。
這其中所有的勞動都伴隨著山歌，兩人也不覺得累，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樂，這就是他們的生活。
直到1995年，外債還清後，日子才算步入正軌。外人很難看見夫婦倆臉上布起愁雲，但回憶起那段日子，滿面笑容地母親也擺擺手：
“不堪回首。”
我們的父母他們身上勤勞樂觀這些樸素的生存信念，其實恰恰延續了中國人最傳統的精神。就像一個段子說的：給中國人一塊地，就能種出一片菜。
其實重要的不是一塊地，而是他們心中始終孕育著希望的種子。
1998年，陸家剛蓋起了一套新房，一場大火，皆付為灰燼。
那天，家中只留陸慶屹父子倆，兩人望著一片焦黑，相顧無言，家中剛安裝的新電話熔成了液體，像是一滴掛在父子倆心頭巨大的紅色淚珠。電話旁邊，是姐姐陸慶偉的DV，只剩殘骸。
萬念俱灰下，父親又摸到一把小提琴，用手抹了灰，下樓去了。不一會兒，就傳來琴聲，被燒過的琴演奏的聲音比平時更低沉。父親習慣了用音樂來表達悲傷，那個夏夜沉默的背影，陸慶屹印象深刻。
第二天，母親回來一進門，看到滿室狼藉，渾身發抖，她愣了愣神，衝進餘燼裡翻找舊照片。不幸的是大部分都被燒燬，幸運的是還搶救回來五分之一，成為這個家殘存的見證。
“我父母非常留戀時光。”早年新婚，家徒四壁，連口鍋都沒有，兩人也要打扮整齊，去縣城照相館留影，此後多年，照相成為夫婦倆奢侈又必須的事。
這種記錄方式流淌到陸慶屹身上，就變成了寫字。他剛成為北漂時，常常加班到深夜，再坐夜班車後排，黑暗中，一根筆，一個小本，他一路飛快地盲寫。
“遇到了什麼事，想了些什麼，我都會記錄下來。”這些黑暗中的文字，見不得光，拿到光下，也很難辨認，但他樂此不疲。
日子好過些後，陸家重新添置了小DV，父親出門總帶著，花鳥魚蟲、家人聚會都要拍，回來用視頻軟件剪輯一番，再配上音樂，自己來回欣賞，很是得意。
也是這個緣由，陸家人在鏡頭前有種難得的從容感，這個家庭彼此之間毫無間隙，就連銀行卡也混用，密碼彼此相知。
他們活在鏡頭裡，讓生活的每一處細節都儘量留下可追憶的線索。
15歲那年，陸慶屹從家鄉不告而別。
“因為之前被欺負的太厲害了，後來我發現我挺有勁的大家不吃虧，那段時間我已經對打架上癮了，不離開不行了。”
到了北京，哥哥先後安排了兩所學校，陸慶屹最終還是離開了校園，開始真正的“流浪”生涯。學了一段時間畫畫，天賦過人，可看了一幅米諾的畫作，陸慶屹搖搖頭放棄了。“我覺得我成不了大師，我不畫了。”
身體素質不錯的陸慶屹用半年時間，成為了業餘球隊的新星。姐姐本想挫一挫他的心氣，介紹一位職業球隊教練給他，誰知稍一過招，倒給了陸慶屹當職業球員的機會。教練認為他是個好苗子，留在了隊裡培養。
野路子出身，以前沒有科學訓練的陸慶屹，沒兩年就把腿踢斷了，這一斷，他也清醒了。
身為隊裡年紀最大的球員，不能再渾渾噩噩下去了。那時，他住在朋友家，朋友學的平面設計，迷茫中的陸慶屹蹭電腦學了幾天，打印出來設計圖紙就去應聘了。簡歷的愛好一欄，陸慶屹老老實實寫著“寫作、讀書”，陰差陽錯就被招成了編輯。
從第一個月800塊錢工資，到3500元，陸慶屹在90年代的北漂活得還不錯。
事情的轉機發生在一次告別，學平面設計的朋友決定離開北京，臨上火車前，對陸慶屹大喊：“我會給你寫信的。”
朋友走後，陸慶屹又對生活陷入思考，在北京物質上的好生活是沒有上限的。他腦袋一熱，便辭職去貴州羅甸挖礦了。
以為遠離都市，就能迴歸平靜，結果反而更糟糕。陸慶屹在荒山邊行走時，總有縱身躍下的衝動。遠離塵世，只會讓他對生命更加放逐。
呆了沒多久，遇上一次意外，雷管爆炸。在黑暗中等了幾個小時，陸慶屹摸黑往另一個方向走去，越深處越安靜，只有腳步聲和呼吸聲了。
前方有光，藉著手裡微弱的燭光，他看到一處被炸開的石壁上露出一窩晶瑩的水晶。
“它們埋藏在山體裡，沒有人知曉，仍然朝著最純淨的方向生長。我在想，為什麼我不可以，為什麼我要在這蹉跎？過了一個月，我就離開了礦山。”
要好好生活了。
於是，又回北京忙碌幾年，積攢了點小錢，開始了拍電影這條天馬行空的路。
《四個春天》是陸慶屹的處女作，這裡面有很多新人視角的新鮮和敏感。
有人說，更像一部家庭影像記錄，拍的都是陸慶屹父母的日常生活。二老在院子裡互相理髮、拉二胡，相伴上山挖蕨菜。
“大地回春，刺梨發芽，萬物生長。”這一年，老伴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去，春天又來了，老人的歲月卻不復再來，母親似乎感受到了這一點，在鏡頭前流下一行淚。
家裡飛來一窩燕子，父親樂得手舞足蹈，母親嗔怪道：“等到燕子一走，又該傷心了。”她是心直口快的利落人，唯獨對迷信深信不疑。
父每聽聞其他村寨裡，有超靈的信使，她都會拉上教了多年物理的老伴去見識一下。
陸慶屹父親哪怕不想去，也會二話不說，穿鞋揹包：“反正你媽也是出於好心，我當然要陪著，在家裡是陪，出去走不也一樣是陪嘛。要是她為此不高興了，才叫得不償失。再說出去走走就當鍛鍊身體了。”
父親在校多年，幾乎沒有往來的朋友，在這個偏僻的小城裡，人們或多或少都染上了喝酒、賭錢的惡習，他不願意同流合汙，唯一的知己是母親，業餘生活是二十多項樂器、拍視頻、寫毛筆字、幫妻子做家務。
他最常說：“我的兒女們都很優秀，妻子很漂亮，生活吃穿都有，很滿足了。” 電影結尾，二老又在女兒陸慶偉墳前唱起了歌，陸家的生活又迴歸了春天。
看到這裡，走出電影院不自覺就想聽聽爸爸媽媽的聲音，那一刻，好像更能理解他們了。
生老病死，生活難免不如意，一場插曲來得猝不及防，又在意料之中。2014年10月，身體不好的姐姐陸慶偉去世了。這也加速了陸慶屹拍電影的進程。
前一年，姐姐回來，路上還有人把60後的她當成80後，更烏龍的是以為她和陸慶屹是小兩口，“你倆挺有夫妻相的。”說起這樁事，陸家人的笑聲能從屋裡傳到院外。
鏡頭轉到第二年，在充滿藥水味的病房，姐姐形容枯槁，父親在窗口急切地念佛珠，兩夜沒閤眼的母親坐在床頭，暗自垂淚。彌留之際，母親撫著姐姐的額頭，“崽呦，爸爸媽媽愛你，弟弟也愛你。”
陸慶偉葬禮那天，請來了人唱悼歌，這些歌李桂賢再熟悉不過了，可是這一次，無論如何，她一口好詞一個音也唱不出。
迎姐姐的遺像回來時，父親小跑著開屋門，陸慶屹悶聲說：“姐，回家了”，在外人面前強撐著的堅強，瞬間倒塌了，電影院裡也響起輕微的啜泣聲，情感的留白遠比刻意煽情，更打動人。
這年春節，沒有熱鬧的年夜飯，桌上給姐姐陸慶偉留了一份餐具，空出一張椅子，一家四口，沉默無言。
許是冥冥中的感召，陸慶屹2013年開始著手記錄家庭瑣事，等到2014年姐姐去世後，父母身上明顯的衰老，更加擊中了他。
記錄就是一種陪伴的樂趣，可以拍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可是如果這是一份給父母的禮物，這個拍攝就要畫上一個截止期。“在那個年代，有無數的家庭被淹沒了，特別遺憾，我希望能夠獻給他們一些東西。能在有生之年，讓他們看到。”
所以選取了2013年至2016年四年的期限，給影片也定名為《四個春天》。
拍攝過程其實很辛苦，要揹著幾十斤的包來回跑，有時候上山還得扛三腳架，母親很心疼。“還是比拍照好多了，不用眯著一隻眼，你看你眼角全是皺紋。”
有一天，母親說：“我吃飯你也拍，走路你也拍，拍這麼多幹什麼？”
“我在拍一個紀錄片。”母親笑著搖搖頭，接著忙手裡的家務活去了。
終於電影首映前，陸慶屹要接雙親來北京現場觀影，母親很驚訝。
“是在電影院看嗎？”“對啊。”“是那種大銀幕嗎？”“對呀。”她從來沒想到換了這麼多份工作也沒安定下來的兒子，有朝一日做了這麼件大事。
《四個春天》上映了，豆瓣評分8.9，陸慶屹要當中國最好的導演，這個大牛皮初步實現了。他沒有給這部電影強加生死命運的宏大意義，但每一個鏡頭、每一處細節，都是真實生活的妙處。
我們很難發現身邊人的美，很難找到和父母和解的途徑，但看完這部電影，某些固執的成見或許就瓦解了。
有時間就去看看吧，快下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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