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妈非常有才华，但时光没有给他们更多选择的机会，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发觉身上的可爱与魅力。
——《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
2015年，久未出山的侯孝贤因一篇百字文言文起念，拍出了《刺客聂隐娘》，拿遍大奖。
在对电影学院的学生做访谈时，有人问他:“虽然在学电影，但不知道该怎么开始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侯导照例言简意赅：“想拍就去拍啊，不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
多年前，他的作品启迪了一位日本青年，如今青年到中年，还顺手摘下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金棕榈叶。
这次受侯导启迪的是位大陆青年，其实也不年轻，都奔四了，但在电影圈还算个拍处女作的新人。
陆庆屹，2015年以前，还和电影没有一毛钱关系，此前总观影量不足一百部，直白点说，一个普通电影学院学生一年的阅片量都不止这个数。
我们每天都会听到无数句正确的鸡汤，恰好，那一刻侯导的话楔进了陆庆屹心里。那天起，他这个十足的电影门外汉发疯般恶补电影知识，一年下来，豆瓣影单累计了八百部，经典影片来回看十几遍。
2016年，回贵州老家过年，看了八百部电影的陆庆屹心事重重坐在同学聚会的KTV包厢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老同学上完厕所回来路过，问他怎么闷闷不乐。陆庆屹说：“我在想未来。”
“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啊？”“你们没有，我有。我要当中国最好的导演。”
话刚落下，同学就架着他出门了，到了这把年纪认真谈梦想，都能被人当成酒后胡话。陆庆屹不仅没喝多，还清醒得很，他要为这句吹下的牛逼努力了。
电影不好拍，手头现有的是合计起来250个小时的家庭录像素材，过完年，他回北京，花了一个多月，又看了一遍，主题就定下来了。
“我的爸妈非常有才华，但时光没有给他们更多选择的机会，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发觉身上的可爱与魅力。”
最爱的是父母，最熟悉的家，最想拍的也是他们。
他在家里的破电脑上装了两天剪辑软件，一直失败，只得硬着头皮找修电脑的哥们帮忙。装好后，基本操作也不会，这回修电脑的人也不懂了，得，那就买书自学吧。
自打做出这个决定起，剪辑就注定是一场和时间的竞赛。那之后，他足不出户，每天在家对着电脑工作十六个小时。
住的地方没有空调，夏天就用冰袋泡脸盆，放在风扇前，给自己制冷风，每天依然热得汗流浃背，也不挪窝。冬天穿两层羽绒服坐在电脑前，冷得不行了，就烧水泡脚，手指冻得梆硬，敲键盘、挪鼠标的手，也不能停。
20个月下来，竟然粗剪了一个5个小时的影片，距离目标时长还是太远了，新一轮的剪辑，他冷血多了。“没把他们当成自己父母的想法，就当成是在展示一对豁达的老夫妻的日常。”
删减完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过于隐私的家庭细节，才有了现在2小时的《四个春天》。
当然此时离上映，还八字没有一撇。当初他拍摄时，并没有想到有天会吹牛逼当导演，到哪都扛着一台帧率29.97的尼康，这与大荧幕电影的24帧实在八竿子打不着。再就是，拍摄完全没有现场收音，音源、音质效果都差强人意。
仅这两样都不是陆庆屹所能解决的专业问题了，幸而有了赵珣、周肖林、王红卫、孙艾琳等加入，整个团队后期又花费了大半年时间，才呈现出现在的版本。
“我很幸运遇到了同样心存真善的人们，感谢他们的加入，让《四个春天》变成了一群人记录人间的温暖意愿。”
首映现场，母亲激动地站在台上说：“早知道你真的在拍电影，我就穿得好看点了。那个头发乱得成什么样子了。”
父亲早已经虚弱得不能登台，站在原地，饱含深情地说：“今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的吧，感谢我的儿子。”
场边的陆庆屹一直不敢看父母的表情，最后听完这番话，泪流满面。
这场时间的赛跑，他赢了，送给父母的礼物，他们都看到了。
看过《四个春天》就知道，陆家不是达官显贵之家，也没有荣耀辉煌的事迹，但即便这样，整部电影里，二老身上呈现的光彩，也让人舍不得中途起身去趟洗手间。
陆庆屹老家独山县是多民族交汇地，这里山歌多如牛毛。母亲李桂贤是行走的山歌数据库，吃饭祝酒能唱，缝纫做饭能唱，爬山采药也能唱。
若有她不知道的调子，无论如何也要想方设法学会。因而李桂贤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山歌红人，各家红白喜事都请她去唱。
父亲原是师范学校的物理老师，也是一位音乐发烧友，自学了中西二十多种乐器，几乎碰到什么都想捣鼓几下，退休后还学会了用锯拉琴。
当年两人背着人自由恋爱，母亲听人取笑未婚夫没鞋穿，气得回家大哭一场，擦干泪就找来纳鞋的布料，三天硬是赶制了一双千层底的新布鞋，要知道老一辈做双鞋都得半个月。
为了结婚，家里欠下一大笔外债，办完婚宴，屋里连口锅都没有。夫妻俩都是勤劳能干的人，院里开门就是后门，他们先是开出一片菜地，养起鸡鸭鹅。再慢慢从山里伐木，自己打家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才慢慢有了家的模样。
这其中所有的劳动都伴随着山歌，两人也不觉得累，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乐，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直到1995年，外债还清后，日子才算步入正轨。外人很难看见夫妇俩脸上布起愁云，但回忆起那段日子，满面笑容地母亲也摆摆手：
“不堪回首。”
我们的父母他们身上勤劳乐观这些朴素的生存信念，其实恰恰延续了中国人最传统的精神。就像一个段子说的：给中国人一块地，就能种出一片菜。
其实重要的不是一块地，而是他们心中始终孕育着希望的种子。
1998年，陆家刚盖起了一套新房，一场大火，皆付为灰烬。
那天，家中只留陆庆屹父子俩，两人望着一片焦黑，相顾无言，家中刚安装的新电话熔成了液体，像是一滴挂在父子俩心头巨大的红色泪珠。电话旁边，是姐姐陆庆伟的DV，只剩残骸。
万念俱灰下，父亲又摸到一把小提琴，用手抹了灰，下楼去了。不一会儿，就传来琴声，被烧过的琴演奏的声音比平时更低沉。父亲习惯了用音乐来表达悲伤，那个夏夜沉默的背影，陆庆屹印象深刻。
第二天，母亲回来一进门，看到满室狼藉，浑身发抖，她愣了愣神，冲进余烬里翻找旧照片。不幸的是大部分都被烧毁，幸运的是还抢救回来五分之一，成为这个家残存的见证。
“我父母非常留恋时光。”早年新婚，家徒四壁，连口锅都没有，两人也要打扮整齐，去县城照相馆留影，此后多年，照相成为夫妇俩奢侈又必须的事。
这种记录方式流淌到陆庆屹身上，就变成了写字。他刚成为北漂时，常常加班到深夜，再坐夜班车后排，黑暗中，一根笔，一个小本，他一路飞快地盲写。
“遇到了什么事，想了些什么，我都会记录下来。”这些黑暗中的文字，见不得光，拿到光下，也很难辨认，但他乐此不疲。
日子好过些后，陆家重新添置了小DV，父亲出门总带着，花鸟鱼虫、家人聚会都要拍，回来用视频软件剪辑一番，再配上音乐，自己来回欣赏，很是得意。
也是这个缘由，陆家人在镜头前有种难得的从容感，这个家庭彼此之间毫无间隙，就连银行卡也混用，密码彼此相知。
他们活在镜头里，让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都尽量留下可追忆的线索。
15岁那年，陆庆屹从家乡不告而别。
“因为之前被欺负的太厉害了，后来我发现我挺有劲的大家不吃亏，那段时间我已经对打架上瘾了，不离开不行了。”
到了北京，哥哥先后安排了两所学校，陆庆屹最终还是离开了校园，开始真正的“流浪”生涯。学了一段时间画画，天赋过人，可看了一幅米诺的画作，陆庆屹摇摇头放弃了。“我觉得我成不了大师，我不画了。”
身体素质不错的陆庆屹用半年时间，成为了业余球队的新星。姐姐本想挫一挫他的心气，介绍一位职业球队教练给他，谁知稍一过招，倒给了陆庆屹当职业球员的机会。教练认为他是个好苗子，留在了队里培养。
野路子出身，以前没有科学训练的陆庆屹，没两年就把腿踢断了，这一断，他也清醒了。
身为队里年纪最大的球员，不能再浑浑噩噩下去了。那时，他住在朋友家，朋友学的平面设计，迷茫中的陆庆屹蹭电脑学了几天，打印出来设计图纸就去应聘了。简历的爱好一栏，陆庆屹老老实实写着“写作、读书”，阴差阳错就被招成了编辑。
从第一个月800块钱工资，到3500元，陆庆屹在90年代的北漂活得还不错。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一次告别，学平面设计的朋友决定离开北京，临上火车前，对陆庆屹大喊：“我会给你写信的。”
朋友走后，陆庆屹又对生活陷入思考，在北京物质上的好生活是没有上限的。他脑袋一热，便辞职去贵州罗甸挖矿了。
以为远离都市，就能回归平静，结果反而更糟糕。陆庆屹在荒山边行走时，总有纵身跃下的冲动。远离尘世，只会让他对生命更加放逐。
呆了没多久，遇上一次意外，雷管爆炸。在黑暗中等了几个小时，陆庆屹摸黑往另一个方向走去，越深处越安静，只有脚步声和呼吸声了。
前方有光，借着手里微弱的烛光，他看到一处被炸开的石壁上露出一窝晶莹的水晶。
“它们埋藏在山体里，没有人知晓，仍然朝着最纯净的方向生长。我在想，为什么我不可以，为什么我要在这蹉跎？过了一个月，我就离开了矿山。”
要好好生活了。
于是，又回北京忙碌几年，积攒了点小钱，开始了拍电影这条天马行空的路。
《四个春天》是陆庆屹的处女作，这里面有很多新人视角的新鲜和敏感。
有人说，更像一部家庭影像记录，拍的都是陆庆屹父母的日常生活。二老在院子里互相理发、拉二胡，相伴上山挖蕨菜。
“大地回春，刺梨发芽，万物生长。”这一年，老伴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去，春天又来了，老人的岁月却不复再来，母亲似乎感受到了这一点，在镜头前流下一行泪。
家里飞来一窝燕子，父亲乐得手舞足蹈，母亲嗔怪道：“等到燕子一走，又该伤心了。”她是心直口快的利落人，唯独对迷信深信不疑。
父每听闻其他村寨里，有超灵的信使，她都会拉上教了多年物理的老伴去见识一下。
陆庆屹父亲哪怕不想去，也会二话不说，穿鞋背包：“反正你妈也是出于好心，我当然要陪着，在家里是陪，出去走不也一样是陪嘛。要是她为此不高兴了，才叫得不偿失。再说出去走走就当锻炼身体了。”
父亲在校多年，几乎没有往来的朋友，在这个偏僻的小城里，人们或多或少都染上了喝酒、赌钱的恶习，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唯一的知己是母亲，业余生活是二十多项乐器、拍视频、写毛笔字、帮妻子做家务。
他最常说：“我的儿女们都很优秀，妻子很漂亮，生活吃穿都有，很满足了。” 电影结尾，二老又在女儿陆庆伟坟前唱起了歌，陆家的生活又回归了春天。
看到这里，走出电影院不自觉就想听听爸爸妈妈的声音，那一刻，好像更能理解他们了。
生老病死，生活难免不如意，一场插曲来得猝不及防，又在意料之中。2014年10月，身体不好的姐姐陆庆伟去世了。这也加速了陆庆屹拍电影的进程。
前一年，姐姐回来，路上还有人把60后的她当成80后，更乌龙的是以为她和陆庆屹是小两口，“你俩挺有夫妻相的。”说起这桩事，陆家人的笑声能从屋里传到院外。
镜头转到第二年，在充满药水味的病房，姐姐形容枯槁，父亲在窗口急切地念佛珠，两夜没合眼的母亲坐在床头，暗自垂泪。弥留之际，母亲抚着姐姐的额头，“崽呦，爸爸妈妈爱你，弟弟也爱你。”
陆庆伟葬礼那天，请来了人唱悼歌，这些歌李桂贤再熟悉不过了，可是这一次，无论如何，她一口好词一个音也唱不出。
迎姐姐的遗像回来时，父亲小跑着开屋门，陆庆屹闷声说：“姐，回家了”，在外人面前强撑着的坚强，瞬间倒塌了，电影院里也响起轻微的啜泣声，情感的留白远比刻意煽情，更打动人。
这年春节，没有热闹的年夜饭，桌上给姐姐陆庆伟留了一份餐具，空出一张椅子，一家四口，沉默无言。
许是冥冥中的感召，陆庆屹2013年开始着手记录家庭琐事，等到2014年姐姐去世后，父母身上明显的衰老，更加击中了他。
记录就是一种陪伴的乐趣，可以拍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可是如果这是一份给父母的礼物，这个拍摄就要画上一个截止期。“在那个年代，有无数的家庭被淹没了，特别遗憾，我希望能够献给他们一些东西。能在有生之年，让他们看到。”
所以选取了2013年至2016年四年的期限，给影片也定名为《四个春天》。
拍摄过程其实很辛苦，要背着几十斤的包来回跑，有时候上山还得扛三脚架，母亲很心疼。“还是比拍照好多了，不用眯着一只眼，你看你眼角全是皱纹。”
有一天，母亲说：“我吃饭你也拍，走路你也拍，拍这么多干什么？”
“我在拍一个纪录片。”母亲笑着摇摇头，接着忙手里的家务活去了。
终于电影首映前，陆庆屹要接双亲来北京现场观影，母亲很惊讶。
“是在电影院看吗？”“对啊。”“是那种大银幕吗？”“对呀。”她从来没想到换了这么多份工作也没安定下来的儿子，有朝一日做了这么件大事。
《四个春天》上映了，豆瓣评分8.9，陆庆屹要当中国最好的导演，这个大牛皮初步实现了。他没有给这部电影强加生死命运的宏大意义，但每一个镜头、每一处细节，都是真实生活的妙处。
我们很难发现身边人的美，很难找到和父母和解的途径，但看完这部电影，某些固执的成见或许就瓦解了。
有时间就去看看吧，快下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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