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關於印度曙光城系列報道的第二篇，第一篇詳見：
曙光城約章
“曙光城不屬於任何特定之人。曙光城屬於全人類。但是要居住在曙光城，她/他必須是神聖意識心甘情願的服務者。
曙光城將是個永續教育、持續成長、青春不老的地方。
曙光城希望成為過去與未來的橋樑。運用內在與外在的探索發現，曙光城將勇敢地躍向未來的體悟。
曙光城將是一個物質與靈性研究的場所，其目的是有生命力地示現人類之大同。”
Johnny穿著和一年前一模一樣的南印格子裹裙，扎著頭巾，眉毛花白，若不是藍色的眼睛，模樣和當地老農夫別無二致。他在房前忙著修理自行車，見我來便起身擁抱，在社區的公共廚房搗鼓了一會，端著兩杯濃濃的奶茶走了出來，裝在不規則的手陶杯子裡。廚房鋪著西班牙風格的馬賽克地磚，屋頂則是泰米爾傳統的茅草編制技藝製成。因為沒有年輕人繼承，這門手藝已經快要滅絕了。
我們啜著茶，Johnny洪亮的嗓音偶爾爆發出轟隆的笑聲。身後的森林傳來一浪一浪的蟲鳴，偶爾有一兩隻雞到身邊啄食。這個將近80歲的老嬉皮住在森林裡，講起無人機時，激動的表情像是一個十歲的小男孩在跟人分享他的火車玩具。他給我展示自己發明的可拆卸房屋——在四根一米高的水泥樁上，由金屬條和木板搭起來的簡單結構。房間不足20平米，陳設簡單，窗戶格子上的各種工具顯示著主人手藝人的身份。
Johnny是曙光城“臭名昭著”的反對分子：他是綠色環保陣營的元老級人物，總是質疑市政廳的城市規劃是否符合環保和人文標準。兩年前，社區中發生了一次反對某個豪華住宅項目的遊行示威，主題歌就由Johnny創作；最近十年，有一群孩子在Johnny身邊組成了一個沒有固定教室、注重實際技能多過知識學習、在自然中彼此陪伴的“學習社區”，Johnny和孩子們自編自演的話劇也無不在諷刺市政廳的官僚主義和城市規劃者對環境不管不顧的態度。然而，在社區幾十年的服務也讓他備受尊重，即使意見不同的人提起他時，聲音也會帶上一份提起老朋友的溫柔。對於他來說，這也是曙光城和主流社會不同之處----意見再不一致，仍然可以彼此愛和尊重。
Johnny作為掌舵人的社區名叫“Fertile（富饒）”，是曙光城最大的森林社區之一。最近一些年，曙光城的社區已經越來越像是Johnny所說的“公寓文化”——社區成員在別處上班，回到社區只是睡覺，並無過多的交集。而“富饒”社區則還保持著初創期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的社區文化以及更加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二十個人的小社區，成員各有自己的小屋，但大家一起吃飯，耕作，收穫果實和木材。社區在能源、建屋、孩子教育和垃圾處理上都極大程度的自治和自足。為了和更大的社區連接，幾十年來，富饒社區每週末進行一次對所有人開放的百樂餐（Potluck），大家各自帶一道菜，共同呈獻出一桌大餐來和彼此分享。這個週末的定期活動是社區成員、志願者和來訪者彼此認識交流的難得契機。
採訪中途，Johnny的女兒過來告訴我們，剛剛又有人到樹林裡來偷木頭。我們決定去檢查下被偷木材的人破壞的樹林圍欄。我們在林間小路上走著，時兒並排時兒前後，談話有一搭沒一搭，時不時被錄音背景裡雙腳踩在落葉上的聲音蓋住。Johnny講起曙光城引以為傲的森林重建經驗：耐旱的澳大利亞金合歡是理想的先行樹種，它們成長的過程幫助減少地面徑流，防止土地進一步板結，並將水分留在土壤中，為之後更豐富的樹種存活提供條件。有了樹便會吸引到鳥類，而鳥類會帶來其他樹木的種子，於是更豐富的本地原有樹種就得以在先行樹木的蔭涼庇佑下成長。五十年裡，幾近荒漠化的土地已變為一片成熟的熱帶乾旱常綠林。在英文中，先行樹種和曙光城的先行者是同一個詞——pioneer。這些在曙光城一無所有時，為了人類大同的理想離開故土來到北緯12°的熱帶荒漠的先行者，和金合歡一樣，耐得住匱乏和艱辛。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如今，社區的物質愈發豐富，先行者的精神是否還在社區中有所發揚？隨著越來越多和主流社會的來往，曙光城是否仍葆有初心？在社區擴張以及城市化的過程中，Johnny這樣的先行者又有何樣的感受和體悟？
雖然年近80歲了，Johnny還是那麼精神奕奕，一副隨時準備投入戰鬥的鬥士的樣子。曙光城47年的滋養（磨鍊），使他完整地演繹了一個真正的嬉皮士的人生：嬉皮生活的根基是勤勞的工作，而不是飛葉子和聽世界音樂。
行李&Johnny
行李：現在有二十多個人住在富饒社區？
Johnny：十年前才五個人，最近幾年人突然多了起來。我覺得現在這個數目比較好。人多的好處是總有人幹活、總有人做飯。比如現在是菠蘿蜜成熟的季節，每天早上我們社區所有的人都一起收割菠蘿蜜。要去森林裡砍樹，你只需要打個響指，就會有兩三個人一起去做。社區也很久沒有種這麼多菜了，現在成員裡有好幾個人願意照料菜園。我們每個星期開一次社區會議，這樣大家能很快地瞭解彼此面臨的困難是什麼，並且可以一起解決。
行李：社區的錢從哪兒來？
Johnny：我們每週末會去農夫市集上賣自己的農產品。除此外，還有賣木材和幫別人蓋房子的收入，澳大利亞的家人也會給我一些錢。社區成員每月支付3000到5000盧比的貢獻，作為集體使用。每個人可以負擔的不一樣，比如說有一對伊朗來的夫妻經濟上很緊張，那它們給的貢獻就少一些，大家都以自己能力範圍內的方式貢獻。
行李：社區裡的人一起吃飯嗎？
Johnny：我們有個中央廚房，大家會一起吃午飯，一個星期裡的五天,一個當地阿姨幫我們做飯，晚飯和早飯有人吃有人不吃，喜好也不同，所以沒有統一安排。
行李：食材大多來源於社區的菜地裡嗎？
Johnny：多數情況下是的，比如今天午飯吃的菠菜、西紅柿、南瓜、生菜,都來自菜園，我們沒有種大米，但是用自己生產的花生醬從其他的農場交換穀物。
行李：這個社區歷史比較長，生活方式也更接近初創期的狀態。
Johnny：曙光城是一個踐行自給自足生存方式的絕佳之地。最開始的時候，社區就是一系列自治的小社區，富饒社區就儘可能做到自給自足：有太陽能板、風車和水泵，使用堆肥廁所，處理自己的垃圾，生產自己的食物，基本上自己建屋，並且教育自己的孩子。但是當社區的人口增長，我們有了一個政府，有意思的是，政府總喜歡集權和中心化。突然之間，他們在談論水和電的集中供應、集中的農業管理、集中的道路規劃等等。
曙光城愈發地往“公寓文化”的方向發展，住在公寓樓的話，你可以裝作和你的鄰居沒有任何交集，這也是為什麼公寓樓都要求隔音效果好。但是住在森林裡，即使再不願意也要和你的鄰居日日相見。曙光城發展的方向是一個5萬人的城市，只有發展到一定規模才會有博物館、劇院、電影院、劇場、圖書館這些設施。現在整個社區住房緊張，應該換一種方式思考住房供應問題，然而，傳統的建築師們都太過保守，德國的建築師按照德國那一套，意大利的建築師按照意大利那一套。
早期的“富饒社區”。
行李：前兩天在圖書館見到一本小冊子，是一些先行者的訪談，應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當時你說你的成名之作是膠囊棚屋的設計。現在已經是在曙光城的第47個年頭了，膠囊棚屋仍然是你的經典之作嗎？
Johnny：膠囊棚屋是社區初建時的特殊產物，它利用當地易得的材料，四個人花三天就可以建起來，當時一年內可能建了一百多個膠囊棚屋。它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臥室，廚房就是屋前的火堆，廁所就是森林。最初十年，曙光城社區的所有成員都以這樣的方式生活，每個人都沒什麼錢，大家挖井種樹，生活簡樸。後來我設計了剛才給你看的那些在水泥樁上用鐵架和木板簡單組裝的房子。它們更適合第二代社區成員，剛剛成人、離開父母家的時候住。這些房子容易拆裝，年輕人可以在不同的社區體驗，相處得好可以留下來繼續生活，相處不好的話就可以去另外的社區嘗試。在曙光城有很多的遷徙發生，人們應該多建一些臨時性的建築，而不是急於建設大規模的固定建築。
行李：這種建築模式可以在更加密集的城市中推廣嗎？
Johnny：是可能的。曙光城深受一個美國發明家BuckminsterFuller影響。他是個很有趣的角色：在30年代的時候開始推廣可拆卸房屋，利用太陽能板和其他方式自創能源，廁所裝有廢水回收系統，很環保。我年輕的時候，Buckminster Fuller到我的大學做了一場演講，改變了我對傳統建築的想法，也促成了我的退學。
行李：你給我看的這些可拆卸房屋可以滿足對舒適度要求更高的人嗎？
Johnny：可以，我的那一間房子花了2萬盧比，也有人的房子花了20萬盧比，那就更加舒適。你也可以把它複製成四份，這樣中間就有個小院子，但建築原則是一樣的。
Johnny為曙光城設計的膠囊棚屋“設計圖”。
行李：自治似乎是你常提的一件事，社區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後如何避免你所說的那種中心化呢？
Johnny：在每個整體中都有不同的亞文化。比如在澳大利亞的每個城市都有唐人街，那就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自治的亞文化代表。我算了算，在曙光城大概有12個亞文化，每個亞文化守護著某種道德品質。我們屬於“農民和森林亞文化”，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環境，“健康亞文化”圈的人也會關心環境，因為這會影響健康，但是大家最優先考慮的事情不同。對“靈性亞文化”圈的人來說，學習和實踐“母親”和奧羅賓多的靈性教誨是最重要的。在某種意義上，曙光城像一個文化孤島，雖然地方小，但是每一種類型的人都俱全。在這裡觀察人類社會的模式比在外面更容易。很有意思，如果一個類型的人離開了，這個空缺很快就會被另外一個人填補上，像一個遊戲一樣，角色設置會自動完整起來。所以曙光城會吸引到很多你們這些搞社會學的人來做調研。這是一個理想化的實驗場，它嘗試不去重複主流社會的錯誤。
行李：自治的可能性在於不同的亞文化之間有重疊的部分？
Johnny：是的，就像吃全素、蛋奶素和吃肉的人，如果他們關於彼此在某些方面不同意這件事可以做到接納和同意，而不把這件事情太當回事，或者其中一些人覺得高人一等。實現自治需要一定的技術保障，我在曙光城一直倡導所有社區處理自己的垃圾。尤其是廢水，如果每個社區將之轉化為肥料，其實很簡單的，而集中起來處理就成了一件大麻煩事。但是現在大家聽到廢水就有點談虎色變，不願去討論。我極力反對曙光城正在策劃的中央廢水處理系統，這是對自治的完全否認。這其中的工程量巨大，而且會直接影響廢水處理系統周邊居民的生活。我學過建築，並且對澳大利亞城市的中央廢水集中系統做過調研，所以我清楚它們有多麻煩，並且結果往往是處理不當直接排入海中。
我們的規劃思路總被傳統所限，不僅在建設道路上花了很多資源，還以建路為由把業已存在的社區切割開來。市政廳負責規劃的人算出來從a到b的最短路線，完全不管它是否會穿過一個完整的社區。我們來這裡是為了在一個更加自治的環境下生活，而不是一個集權的政府過來說：我們要把你的社區劈成兩半！這和我們來曙光城的初衷背道而馳。我和那些城市規劃的人發生過很多衝突，他們說我們需要一張白紙才可以在那上面做規劃，他們不知道設計的首要原則是觀察，大多數規劃者腦子裡有一個定義，只在乎這裡應該發生什麼，而忽略了這裡已經在發生什麼。或許曙光城並不需要那麼多道路。
行李：並不需要那麼多道路？
Johnny：對道路的需求取決於水電運輸以及垃圾集中處理的需求量。在印度的很多城市，道路的交通負荷遠遠大過了可以服務交通運輸量的能力。或許我們可以把思路拓寬，考慮使用無人機和飛行摩托車，比如說，我們從這兒飛去Matrimandir就可以走直線。建材也可以通過無人機運輸進來，而不需要建公路。在北非的一些國家已經開始運用這樣的技術，這些國家經濟條件有限，需要運輸救援物資，與其花錢去改善道路狀況，投資無人機更方便。
行李：類似這種綠營和中心規劃者之間的矛盾似乎很強烈，你覺得這種矛盾怎麼才能得到解決呢？
Johnny：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我也不知道答案，我想可能是一代一代會解決吧。我有四個孩子，他們中的兩個在曙光城生活。我覺得每一代都比上一代更加警覺，更有覺知，而且更有能力做些改變。比如其實環境問題一直存在，只不過我們從前沒有意識到，每一代越來越意識到它的存在。
行李：上次你說有兩個孩子在澳大利亞生活。
Johnny：我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最大的兒子在悉尼有一間宣傳公益和環保的廣告公司。但我認為他生活在城中付出了很多代價，他的房子上空經常有飛機飛來飛去，空氣質量也不好。我的二兒子住在曙光城，他每年有三個月在德國教戲劇，還有一個月在蘇格蘭做聖誕市場。小兒子住在澳洲鄉間的農場上，那裡空氣清新，他種植自己食物，跟我做的事情比較相像，他更加重視花時間來享受生活，但是大兒子更有野心，是典型的長子，想向父親證明自己的那種。女兒現在和我生活在一個社區中。觀察你的孩子們如何去詮釋你的夢想，很有意思。某種程度上，孩子盡其一生在試圖完成他們詮釋中的父母的夢想。
行李：為什麼大兒子和小兒子更想呆在澳大利亞而不是這裡？
Johnny：我的小兒子和他的妻子以及女兒兩年前來過，當時他們的女兒才一歲，在這裡病倒了，他們很擔心印度的衛生狀況，就又回去了。當然，孩子反叛父輩的生活方式也是很常見的現象。
行李：你是什麼時候開始發起學習社區的呢？
Johnny：記不清了，我的孩子處於學齡的時候就是我在這裡教育他們。大概十年前，有些孩子跑過來跟我說想跟我一起學東西，而不是按照傳統的教育模式。當時有12個孩子，是很理想的一個數目，孩子們有一定的年齡差距，可以彼此教育，家長們也深深地參與其中。這是我覺得曙光城的教育應該發展的方向，而不是現代教育中那種父母與孩子完全斷開，九點鐘把孩子送到學校，一天不用去想的模式。教育的一大部分來源於父母，如果孩子不講禮貌，不是在學校不學禮貌，而是他的父母不講禮貌。“母親”並不想在曙光城建立學校，所以她將曙光城的第一所學校命名為“最後的學校”。第二所學校叫“最後的學校之後”，第三所學校叫做“沒有學校”，但是我們卻一直沒完沒了地建學校。她的想法是整個曙光城都是一所學校。無論你在做什麼，如果你所做之事不能與孩子建立連接，那麼你做的事情就是不對的。
我從教育探索中學到的經驗是理想很容易因為人口的壓力而妥協，比如你以一個很理想化的狀態開始做教育，當人數多了起來，除非你願意花幾倍的精力去繼續保持這種理想化的狀態，否則就會回到傳統的方式去解決問題，開始把孩子們放在教室裡，把他們放成一排，給他們一個黑板。如果想改變現狀，就需要雙倍的努力。像DJ換碟一樣，先同時放兩張碟，直到它們達到一種和諧時再跳到另外一張碟。而這可能會花費好幾年的時間。改變需要前瞻的能力。
行李：這種前瞻的能力從何而來呢？
Johnny：我覺得需要從自身的社會團體中跳出來看問題。我以前在澳大利亞做社區服務，在孩子們放學之後、家長下班之前陪伴孩子，因為我不需要對政府機構負責，所以能跳出盒子來思考。我發現這些青年人沒有去處，在街上晃盪，可能成為潛在的問題。於是我向市政廳提出建立一個滑板場的建議。政府的設置是為了應對危機，但是要前瞻的話，需要藝術家、詩人和思想家。
Johnny和孩子們在他的學習社區，他和孩子們一起耕地、排話劇、建房子……在他身上，看到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那種性情。
行李：聽說你最初來的時候，抱著對“一片耳聞原住民音樂、俯瞰海面的土地”的憧憬？
Johnny：現在我們種了這麼多樹，已經看不到海面了，在夜間仍然可以聽到船隻來去的聲音。
行李：最開始的那些年，曙光城的挑戰是什麼？
Johnny：除了水源稀少、土地貧瘠這些自然因素外，就是如何和當地人共存。很多土地是曙光城在開始建設十到十五年之前購置的，一直空在那裡，當地人就用來放牧。當曙光城的村民十年後出現的時候，當地村民感覺自己的土地使用權被侵犯了。當時的情況相當暴力，有很多誤解，而且沒有一個曙光城成員會說泰米爾語。現在我們仍然在面對當地村民，最常發生的就是當地人到我們的林子裡砍伐木材。有些行為在當地人看來是分享，在我們看來就是偷盜。這種偷盜的概念也是很西方、很個人主義的想法，“這是我的東西，你不能拿。這是我的森林，你連柴火都不能撿。”在當地，如果我已經有一把鋸子，又買了第二把鋸子，那麼其中一把肯定會消失，不幸的是，總是那把好一點的會消失。現在我們和村民之間有一個共識，就是比胳膊細的木材可以隨便砍來當柴火，而比胳膊粗的木枝砍掉就算偷盜了。我們作為新殖民主義者，至少能給當地人帶來這麼一些益處。
行李：周圍的村落在過去這四五十年間發生了許多變化。
Johnny：印度整個國家皆是。以前每個女孩都穿紗麗，現在她們更喜歡穿長衫和緊身褲，和西方人穿得差不多，對泰米爾新年和點燈節這些傳統節日的熱情也越來越少。我們剛來的時候用糧食付當地工人的工資。後來開始用現金支付的時候，有一個工人過來跟我說，“這是不對的，這會創造矛盾，現在我的妻子和我要因為誰分多少錢而打起來了。”上一代人在十幾歲的時候，每天都趕著牛羊在田野中游蕩，找野果子吃。他們穿著破爛，一天只吃一頓飯，經常偷東西，有時候甚至有些暴虐。而現在90%的年輕人都受到了教育，這是突如其來的一種奢侈，因為教育意味著金錢。當然，我們這些西方中產階級背景的人可以奢侈地批判所發生的一切，對他們說“這樣的現代教育對你們不好，你們將會對著一個鍵盤，坐在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裡，痛苦地度過一生。”然而他們並不擔憂這些，至少再也不被困在羊群和牛群中了。或許他們的下一代會厭倦這樣的日子，更願意回到村裡種樹種田，但是他們這一代是願意去城市中生活的。
行李：這種經歷城市再回到田間的過程，是一個必要的過程嗎？
Johnny：我最近遇到一個在農村長大的年輕人，他在金奈上完大學後成了一家養雞公司的主管。印度的養雞產業補助很高，產量極大，但是大量使用荷爾蒙和抗生素。這個年輕人無法面對整個產業背後的那種貪婪，於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他作為農民和市場中間的媒介，幫助農民把產品賣到更好的價格。但我覺得這種為了保持自己的理想和原則不被破壞而返鄉的行為不太普遍。但是對城市生活產生的幻滅感會越來越大，畢竟，一個城市能吸收多少技術人員呢？
行李：你喜歡曙光城哪裡？
Johnny：一般我不參加會議，但是前段時間我的兒子極力邀請我參加一個會議，主題是：曙光城對我來說重要的是什麼。我以一個“沉默的觀察者”的身份去參加，奇怪的是，所有人開口都在抱怨社區的種種，然後我就站起來說，“等一等，我好像來錯地方了，我以為是來討論曙光城哪些對我們是最重要的？我來曙光城的時候什麼期望也沒有，之後所發生的一切都是無以言喻的禮物。社區給了我80公頃地，在這裡我可以種植自己的食物，教育自己的孩子，女人可以在家生孩子，我可以做一切想做的嘗試，不會像在澳大利亞一樣，有一個政府機構跟我說建築的標準和規定，也沒有人跑過來告訴我應該怎麼教育自己的孩子，或者在家生產是違法的。我喜歡曙光城之處，在於這美妙的自由，我可以完全地做我自己。”這時突然有人站起來說，“謝謝你，這正是我想說的。”然後大家開始表達他們喜愛曙光城的地方。抱怨是一個怪圈，很多時候我們沒有意識就陷入其中。
行李：你剛才說在曙光城的經濟壓力不大，我卻感覺這裡很多人都在為金錢擔憂。
Johnny：如果在這裡會為金錢擔心，那麼他在外面的世界肯定會更加擔心。當然，我說這話很奢侈，因為我資格老，不會有人對我指指點點。現在如果有人想要加入曙光城，前期面試就會問你有沒有足夠的財力，不然就建議你回國工作幾年攢夠了錢再回來。這對於想要加入社區的年輕人是件很挑戰的事情。理想的狀態下，我認為所有的房子應該屬於一箇中央的基金，而不被任何人獨有。誰可以住在一個房子裡應該由一個社區決定，取決於誰適合住在這個社區，而非取決於一個人的財力。
Johnny在不同時期設計的便攜式房屋。如果不做“房奴”，還可以自建房屋，就可以離“自治”更近一步。
行李：你看到的曙光城的未來是什麼樣子的？
Johnny：這不能由我決定，但是我希望有更多的自治，有越來越多的有實際技能的年輕人，而不是像世界上到處盛產的那種書呆子一樣。有很多第二代的社區成員讓我看到很多希望，他們會砍樹、會種菜、會蓋房子。有一群年輕人建立了一個樹屋社區，他們不僅在曙光城到處幫人蓋樹屋，也在全球各地教人蓋樹屋。曙光城讓人著迷的一點是，在這裡，你的技能越全面，越能自己修摩托車、自己蓋房子、自己種菜、自己參與孩子的教育，就越可能在這個環境中存活下來，而不會感覺自己在一個孤立無援的籠子裡。往前推100年，社會上最受尊重的都是手藝人。慢慢地，智力變得比手藝更重要，而現在的教育更加註重智力的發展。即使在我的年代，在14歲的時候就要選擇是要成為一個手藝人，還是去上大學。一般情況下，選擇成為手藝人的都是那些被認為不太聰明的人。我當時也想去學手藝，但是他們說你應該去上大學。不過我沒完成學業就退學了。
行李：當時的澳大利亞環境算是保守還是開放？
Johnny：父輩是很保守的，他們從二戰中走出來，從一個很大的混亂狀態中走出來，心理上有強大的恐懼和抗拒。我在二戰結束那一年出生，“大爆炸理論”在我16歲的時候開始流行，當時也是一種文化上的大爆炸。我們的父輩一直認為他們知道教育是什麼、生活是什麼，不想有任何改變。然而突然之間一切都改變了，他們再也無法控制他們的子女。我每天都在和父母爭吵，和警察爭吵，行為不端，當時整個的文化就是這樣。
行李：算是澳大利亞第一批嬉皮運動？
Johnny：是的。
行李：你還認為自己是一個嬉皮嗎？
Johnny：是的，我仍然依據嬉皮的道德準則來生活，那就是自願的簡單以及自治。我儘量少地從印度這個國家索取，並且儘可能的回報。嬉皮的道德準則很理想化，去實現它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行李：先行者多數都是這樣的嗎？
Johnny：是的，全是嬉皮。
行李：現在曙光城似乎對嬉皮有一種不好的印象。
Johnny：我認為對於嬉皮的道德準則還是有很多的尊重，尤其在年輕一代中。嬉皮生活的根基是勤勞的工作，而不是飛葉子和聽世界音樂。
行李：或許這是壞名聲的來源？
Johnny：是的，尤其是在西方。這好像是退出世俗的一種表現。
行李：只有退出世俗drop out，而沒有審視內心check in。
Johnny：是。
願曾經的嬉皮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
未完待續……
採訪：劉安琪
照片提供：Johnny 劉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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