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1020~107）中國北宋哲學家。字子厚。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人，世稱橫渠先生。理學創始人之一。
37歲舉進士，曾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等。青年時喜兵法，後求之於儒家“六經”。嘉祐初到汴京與程顥、程頤相識，共論道學大要，始講道學。講學關中，故其學派被稱為“關學”。自然觀上背定“氣”是充塞宇宙的實體，“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正蒙·乾稱》認為“虛空即氣”，“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正蒙·太和》)，無形的“太虛”乃氣散而未聚的原始狀態，一切有形之物都是隨著氣之聚散而形成，物質性的“氣”則是永恆的，不生不滅的，“形聚為物，形潰反原”。
批判了佛、道兩家關於“空”、“無”的觀點，“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焉，以言乎失道則均焉”，“知太虛即氣，則無無”(同上)，指出氣的聚散變化由其內在本性所使然，“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細組相蕩、勝負、屈伸之始”(同上)。
認為氣“一物兩體”，在太和之氣的統一體內部，存在對立面的矛盾為物質世界變化運動的內在原因，“天地變化，二端而已”(同上)。事物的“二端”互相依存，“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同上)。猜測到事物對立面統一的某些道理，但又說:“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同上)，有調和矛盾的傾向。把“氣”的運動變化過程稱為“道”，運動變化的規律稱為“理”，變化無方稱為“神”，並認為氣在運動變化過程中表現為“化”和“變”兩個階段，“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正蒙·神化》)。
“化”是逐漸變化，“變”是顯著變化，“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同上)，事物著變和漸化有內在聯繫，“變”後必有“化”，“化”到一定時又轉為“變”，指出“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正蒙·大心》)。
認識論上承認感覺來源於外界，“感亦須待有物，有物則有感覺，無物則何所感”(《張子語錄》)。心具有知覺的性質，客觀世界是知覺的對象，“人本無心，因物為心”(同上)，“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正蒙·太和》)。注重感官在認識中的作用是，認為人的知識是通過耳目與外界接觸的結果，“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正蒙·大心》)。初步發現耳目聞見的侷限性格把人的認識分為“見聞之知”和“德性之知”，認為“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強調人的知識來源於客觀事物，而“德性之知”是“天德良知”，“不萌於見聞”，主要訴諸“盡心”的直覺認識方法去達到。
還斷言上智與下愚的人不能改變，“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至而不可變者也”(《正蒙·誠明》)。提出認識要以眾人的見聞為標準，“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正蒙·動物》)，認為個人印象的“獨見獨聞”不可信。人性論上提出“天地之性” 和“氣質之性”的對立命題，強調“學以變化氣質”，主張通過後天的努力，返回到純善的天地之性。
社會政治思想上，從人和物同受“天地之氣”以生出發，提出“元一物非我”，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銘》)，“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正蒙·乾稱》)。主張用恢復井田制的辦法以緩和土地問題的矛盾體實現“為政者在乎足民”。但又認為君位繼承是“天之所命”，要人民服從“大君”，“樂天安命”，認為“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西銘》)。
其思想對宋明理學影響很大。其人性論思想為程朱學派所繼承和發揮，其氣一元論思想為明清之際王夫之所繼承和發揮。著作有《正蒙》、《經學理窟》、《易說》等，編入《張子全書》。中華書局於1978年出版《張載集》。《正蒙》有明清之際王夫之《張子正蒙注》。
文獻摘自——《人類文化遺產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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