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帝國的強盛，到東漢達到了頂峰。竇憲滅北匈奴後，敢於和漢帝國為敵的已不復存在，這也就是史家所嘆息的“國恆以弱滅，而漢以強亡”。外在威脅的空缺和內部民風的強悍，使得東漢末年漢民族陷入自相殘殺的境地。但當時漢民族對其他民族的絕對心理和力量優勢都沒有動搖，當漢獻帝被董卓的部將追的狼狽不堪時，隨同護駕的就有南匈奴的單于、左右賢王，其中還有一位為保護漢天子而喪命。即使漢家三分後，他們也有足夠的力量和勇氣對付周邊其他民族：曹操、司馬懿都曾北征烏桓，東討遼東；諸葛亮七擒孟獲，平定南中；東吳大帝孫權也能南服蠻夷，東渡臺灣。這時還根本沒有後來漢族內鬥，爭相賣國請外人幫忙的惡習。但在常年殘酷的內戰中，民心，尤其是作為四民社會之首的“士”的心態開始有所變化，對戰爭流血感到恐懼厭倦。而晉取代魏，又使原先神聖的天子地位更加破壞，開始流行一種反傳統的時尚，玄學清談。當司馬氏八王彼此殺的不可開交時，其中一位請匈奴劉淵幫忙，揭開了五胡亂華的魔鬼瓶。在尖銳慘烈的民族大混戰中，有些漢族士大夫繼續沉溺於清談，跑到江東接著聊天。而有些血性的士大夫隱隱約約覺得士風有點問題，王敦所謂“中原陸沉，王夷甫諸人不得辭其咎”，同時又歎賞高談闊論者的風流雅緻，東晉前期主導軍事潮流的實際是這麼一批人：桓溫、陶侃、劉琨、祖逖。但即使他們也逐漸衰微，其最後的絕響是淝水之戰，這是同時作為玄談代表和憂國志士的謝安的傑作。隨著謝氏的逐漸淡出軍界，知識分子的士族再也沒有試圖領導指揮軍隊，而完全陷入了空談。
知識分子的退出，使得原先壓抑在底層的軍中人物開始崛起，其領袖當然是賭徒無賴出身的劉裕。劉裕顯赫的戰績和所向披靡的氣魄簡直是漢民族精神一次最耀眼的表現，其奪目不亞於霍去病、竇憲的萬里擊胡，然而人們，後來才發現，這竟是大漢精神的天鵝之歌。實際上劉裕的勝利還告訴我們當時的民風並不弱，弱的是“士”氣。當劉裕滅南燕、後秦，收復兩京後，的確存在一個重建漢帝國的機會。但這時的知識分子已經毫無進取心，他們無力也無意反對劉裕的任何決定，包括是否篡位，但他們是再也不肯離開水溫風暖的江南，回到曾經是他們故鄉的長安、洛陽受風霜之苦了，鄭鮮之所謂“江南士庶引領以望反旆”。下層出身的劉裕在得不到士族支持下，也不得不班師回江南，而不是把朝廷遷回舊都。當劉裕要回建康時，有長安父老對他說：“長安是君家宮闕，五陵是君家墳墓，舍此將安歸？”是的，劉裕也是劉家的子孫，比起宗室的劉秀或者中山靖王之後的劉備來，他的稱漢帝並不算離譜。然而，沒落的士族使這次來之不易的機會失之造次。當青泥之敗傳來，劉裕大怒準備再次北伐時，士族再也不肯了，苦勸痛諫，使得一代豪傑也只能“登高北望，慷慨流涕”而已。劉裕死後，江南的士族談佛論道，軍閥則內鬥不休，彼此互不妨礙，但都沒有收復中原，“氣吞萬里如虎”的志向了。“存中華於江東”已經沒有了實際意義，這個毫無生氣的中華只等著北方的南下了。
與南朝的知識分子不同，北方的知識分子則進行著空前的事業：“以夏變夷”。他們固執的、頑強的、堅韌的、前仆後繼的試圖把入侵的野蠻陌生人改造成文化上和自己一樣的衣冠之士。這裡面有流血，有失敗，有痛苦，然而他們竟然堅持下來，並取得了最後的“成功”。不過，在鮮卑族終於學會漢家語言，誦讀詩書禮樂，甚至北魏皇帝也能吟詠“韓亡子良奮，秦帝魯連恥。本是江湖人，忠義感君子。”後，我們發現，這個民族的融合竟如此難以品味。我們在“同化”了別人的同時，已經異化了自己的精神。隨著崔浩的滿門抄斬，最後仍在折騰著定禮儀，修制度，宣揚教化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完全喪失了血性勇氣的儒生。如何評價和麵對這份遺產，成了後來者的困惑。北大陳明的博士論文專門論述了這個問題，但在最後，他無法評價。他說：我在王船山的憂憤和錢賓四的樂觀之間，徘徊不知去從。
正是南北朝的這段歷史，使得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了一個新的傳統：當外族入侵後，拿起手中的詩書，去教化這些不識字的異族。這種力量和以身相殉的比起來毫不遜色，有時顯得更加擁擠和刺目。之後，我們再也看不到漢民族昂揚的姿態，有的只是小心翼翼的身影，以及寥落的慷慨赴死的悲壯。有人無知，以為唐也強，其實，終唐之世，“京師三陷，天子四遷”，所謂強大，只是曇花一現。只不過唐人浮誇，無知者信以為真耳。
一個民族的生存，關鍵並不在於學問發達與否，而在精神如何。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文明幾近斷絕，漢繼秦火之餘，遍地書灰，終能建成我民族史上最光輝的文明。唐宋之後，所有典籍都被仔細收藏，而漢民族的境況，卻是每下愈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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