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人”运动已经蔚为壮观，与上世纪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比，无论是返乡还是下乡，多了一些主动和心甘情愿。很多从农村出去、在城里打拼很多年的，又回来了；更有从城市主动来到农村的。
他们的到来，明显不同于原先的农业从业主体，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不是传统的农民却在从事农业及其相关行业的人，我们都可以叫“新农人”。
目前的“新农人”大体有四种类型：
一是自给自足型，以追求食品安全为目的，一般固定在一个小的熟人圈子中，比如初期的社区支持农业；
二是回归田园型，逃离城市森林，享受田园牧歌，不讲求经济效益，像一些成功人士往往喜欢在乡下有一处田园，就像美国的上流社会一样；
三是改造农业型，带着理想追求，力图改变乡村面貌，这就是当前许多从事农业的人所讲的乡土情怀；
四是谋求发展型，看重农业是朝阳产业，希望获得良好回报，一般表现为资本下乡、投资农业等形式。
严格来说，只有第三种类型才可以算得上真正的“新农人”。因为，就自给自足型而言，他们主要是为自己；就回归田园型而言，依然是为自己；就谋求发展型而言，基本是商人思维；只有改造农业型，是有一些理想主义的精神，试图以创新来改造农业。
因而，如果要给一个真正“新农人”定义的话，我感觉就是那么一群怀着深厚的乡土感怀，以理想主义的精神和创新思维去从事农业的人。他们当然要靠农业养活自己，但更多的是为了农业农村的改变。就目前的情况看，“新农人”一时半会不会担负起农产品供给的主力军，但队伍在不断扩大，正在给“三农”带来新改变。
“新农人”的起源与演化
“新农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第一批进城务工人员中已经有主动返乡务农或者从事其他农村产业的，但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还是在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新农人”的产生，既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产物，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
由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人可以离乡但不“离土”，因为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可以保障农民在城里无法立足时或者想主动从城里回来时，有一份自己的土地可以耕种，也有自己的房子可以居住，这一点不像拉美国家那种私有制下的大农场制，农民往往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农工，一旦进城可能永远也回不去。所以，总是有一些进城的农民会选择再次回到农村。
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原先巨大的城乡差距在今天逐步缩小，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道路交通、网络通信、商品流通等大幅度改善，而农村又有着城市人所羡慕的田园牧歌场景，空气新鲜、生态天然、闲适舒缓，于是当富裕的人们开始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时，便急于摆脱城市水泥森林的束缚，奔向广阔的乡村田野，这便是乡村旅游兴起的逻辑。于是，有更多的农村人愿意从城里回到农村，也有一些城里人慕名来到农村，由此出现城市人口向农村的“逆向流动”。
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带着城市新理念、新技术、新资本回到或新来到农村从事农村创新创业的人，就是典型的“新农人”群体。
到今天为止，“新农人”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 | 早期的无奈返乡，大体阶段在上世纪末到新世纪初。由于城市生活压力大、农村家庭拖累重、就业形势不好等原因影响，一些原先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年轻人虽然是自己选择回乡，却也多了一些无奈，只能在农村打拼。 典型的像阿里巴巴早期选树的青年电商典型、河南辉县的研究生杜千里，虽然是研究生，也在上海当过白领，但还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回乡教书，最终因为在淘宝上销售农产品意外成功。 |
二是 | 中期的主动返乡：大体在2008年后。这个时期，农产品在电商上开始暴发，初期从事农产品电商的创业者往往有农村背景，抢占了熟悉农产品、先入为主的优势，成为同期农村创业的佼佼者。 由于同时满足了职业体面、收入可观的年轻人从业“双条件”，农村电商给了许多青年返乡创业的新机遇，从业人员迅速增加。根据2015年2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新农人研究报告（2014）》，仅仅是从事电商的狭义“新农人”已经突破100万人。 |
三是 | 当前的积极下乡：大体在2012年后。这一时期“互联网+农业”风生水起，农村电商受到政府、大型电商平台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推动，出现大量城市青年知识分子主动到农村从事创新创业的热潮，一批白领、海归走进广阔田野。 典型的像从上海辞职前往新疆创办“维吉达尼”品牌的刘敬文等人，致力于以新的传播方式将南疆的特色农产品通过互联网销售出去。农业农村部2018年11月发布的最新报告，全国返乡下乡“双创”人员达到740万人。 |
（写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一日至二日）
（本文图片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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