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惯于纪念的年代。每一次纪念都在提醒我们远去，远去那个正在纪念的年代一岁。
越是宏大的历史，越容易流于浪漫叙事。然而历史是由现实的细碎的生动的人民的血肉和生活铺成。逾近，逾真，则愈沉重。这就好比，当在纪念大唐建国1400周年之时，我们所怀想的有且仅有历史主义的浪漫情调。但是，已经到来的2019年，时值五四百年，我们作为后来者站在这百年的边上，因前人之境遇，作彼时之怀想，则不能不有所感，有所言。
百年前的五四，是个具体的时刻，有其具体事体。这个具体的时刻之所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魅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连接了近代中国之命运——上溯晚清之变，下溯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经济、政治各个层面的种种往事。同治年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奏折》中所提及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开始是被少部分洋务派、读书人所警觉，这种剧烈的变动是在五四前后才在普遍的社会各个层面迸发出激烈的观念和巨大的能量。
这百年里，我们经历或关注甚至循环往复争执不休的问题，大多没有绕开由五四展开的观念和议题：德先生与赛先生、东方与西方、保守与激进、爱国与民族主义、传统与反传统……这既说明了五四的宽度，也说明了我们自身的狭隘。
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仔细打量当下中国社会各处细节，譬如刚刚发生的“权健事件”，一般人多视之为伪科学骗局、笑谈，然而各种形式面目的“权健们”在当下仍然能大行其道反复出现，足以说明其生命力仍根植于社会土壤。把这种对当下社会的打量拉长至百年的尺度，当“赛先生”的口号和我们如今的现实细节震荡回响，今天我们视为笑谈的问题也就严肃了起来：我们的社会真的已经摆脱蒙昧了吗？
环顾当下，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许多这样的事件和问题，有些甚至尚需讳言。这就更使我们知道，对五四那个已逝去的时代的纪念，也就是对我们当下这个正逝去的时代的反省。五四的精神尚未老去，这百年里已老去了一代代的我们。
在思想界，对五四运动的批评和反思是一种潮流，列举了割裂传统、文化激进主义等种种指摘，甚至于把文革中的思想源流也与五四思潮相联系。
然而这些批评和反思中，当把理论讲的越来越清晰，越具体，场景却显得越来越生疏，越远离。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再去触碰感受五四之时人们的精神气质和生活状态，一年又一年里，我们以非青年的姿态，刻板庆祝着这个冠之以青年的节日。
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与其说是“激进”，毋宁说是“激越”。它展示的不仅是现代中国的思想主题，更是青年的人们和青年的中国最具生气淋漓的精神和姿态。
匆匆一年逝去，我们告别了乏味的2018年，蓦然回首中，匆匆百年也就这样逝去。正是因为我们当下的乏味，已经到来的2019年——作为五四百年的2019年——便能成为一种对乏味的提醒与警醒。
这种提醒来自于我们自身，对五四的纪念或怀念是一面镜子，不管作何身份，不同的人们都可以照见不同的镜中人。往大处说，我们可以看见现代中国的历史对照，往小处说，我们作为普通人的乏味而平凡的生活，亦可以照的见、找得到一种不屈于平凡不陷于乏味的追求、坚守与勇气。这同时也是「贞观」在新年第一天为所有读者送上的祝福。
贞观作者
请关注贞观新浪微博：@贞观club
閱讀更多 貞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