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浙江英语高考成绩加权赋分调查结果公布。经调查，此次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是一起因决策严重错误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调查组决定，取消这次考试的加权赋分，恢复原始得分；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追究责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郭华巍被责令辞去职务。
在英语高考成绩加权赋分引发重大舆情后，浙江省政府及时启动调查，并做出处理，这一负责的态度值得肯定。而这起事件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即在涉及广大学生根本利益的重大教育决策上，必须坚持公开以及“三年早知道”原则，不能由行政单方面拍板调整政策。
（12月5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18年11月浙江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情况的调查结果、处理结果及问责情况。图片来源：浙江发布）
这起英语高考成绩调分风波起因并不复杂。调查组的调查报告，以及之前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声明都已指出，是因为11月高考英语科目考试结束后，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收到部分考生及家长关于本次考试难度偏大的反映。而面对考生及家长的反映，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采取的应对措施，经不起推敲，其采取的加权赋分方式引发更多家长的质疑与不满。
根据考题难度差异，对考试成绩进行调整，这从考试评价角度说，并无多大问题。问题在于，这种调分方式，必须在事前告诉考生和家长，如果在以前的政策规定中，没有加权调分的说法，那在评分后对考试成绩按难度差异进行调整，不管出于怎样的维护整体学生利益的出发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浙江省政府的调查报告指出，《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规定，“语文、数学、外语每门150分，得分计入考生总成绩”。考后加权赋分改变了考试“得分”，不符合上述文件规定。根据教育部门有关规定，评分细则应在正式评卷前制定。本次加权赋分是在正式评卷完成后进行的，不属于评分细则的范畴。
恢复原始分，是尊重之前的规则。这是强化政府部门和公众的规则意识，即对于已经公布的政策、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即便规则有问题，也应该先修改政策规定，才能调整规则。这种规则意识，对推进包括高考改革在内的教育改革极为重要。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要求，要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规范决策程序，重大教育政策出台前要公开讨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因此，在进行教育改革和政策调整时，必须事先公开听取意见，而不能闭门决策。而且，为了保持政策的稳定性，我国还要求重大决策必须三年早知道，这进一步要求在制订政策时要严谨，不能朝令夕改。但很显然，地方政府教育部门的科学、民主决策意识不够。
（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致歉信）
在发现考题难度有差异之后对考试成绩进行调整，从决策角度看，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在之前制订高考改革方案时，对外语科目多次考可能出现的问题，论证不足。由于外语科目考两次，按原始分150分计分，考生可选择最好一次成绩计入总分，且成绩两年有效，因此，这要求每次考试难度要相当，否则就可能影响成绩的效用，导致两次考试引发考试博弈，考生和家长会纠结哪次考更难或更容易。为此，如果论证充分的话，就要考虑在考题难度出现显著差异后，采取何种方式来调整。但在浙江推进外语科目两次考试改革时，并没有提到要通过调分方式来调整分数。
这种论证不充分的问题，在新高考改革中，还表现在高二时安排选考、等级赋分方式、大学招生专业提出的选考科目要求等措施上，导致改革在推进中，出现被功利应对的问题。由于高考改革在推进时出现一些问题，今年按计划本来有18个省启动高考改革，但有10个省市暂缓。当然，由于高考改革实行先行先试，试点发现问题也正常，但如果论证充分一些，这种比较大的错误本可以避免。
另一方面问题是，在改革推进过程中，遇到问题，缺乏从容的应对机制。这和之前的改革方案没有充分听取意见有关，如果充分听取意见，民主决策，那改革中出现问题，也非某一部门的责任，但现在则变为部门责任，因此具体执行部门在面对问题时，就想快刀斩乱麻，而由于缺乏充分的利益博弈，就很容易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就如加权赋分，整体学生的分数提高对很多学生可能是好事，但高分学生会认为自己利益受损。在事先没有明确调分政策时，具体部门无论怎么操作，都里外不是人。
因此，这次调分风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处理教育厅长在内的相关责任人，当然是平息民怨的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反思背后的决策机制，避免个别人、个别部门的拍脑袋，影响新高考改革的大局。
于高考改革而言，由于改革没有推进招考分离，取消文理分科、实行3+3科目组合、外语科目一年多次考，都变得复杂，之前设想的改革效应并没有充分体现，反而出现新的问题。因此，针对浙江这次调分风波，还需要系统反思、评估高考改革。只有推进招考分离，才能走出目前改革面临的困境。文丨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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