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亚平，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心态研究(1912-1949)》(14BXW008)的研究成果。
范长江研究已是新闻史领域的一门“显学”。但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对其生平事迹、新闻活动、成名之路的介绍、梳理，对其1939年入党后至1942年进入根据地前在国统区的活动与思想研究较少。仅有的文章主要聚焦于对具体情况与活动的描述，缺乏对其这个时期思想诉求与更高层面的目标、追求的深入探究。基于此，本文特以这个时期范长江的公开言说为研究对象，试图将其放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背景下进行解读，以考察范长江完成统一战线宣传所做的不懈努力与特殊探索，以此探察其心路历程、工作目标与思想诉求，也以此管窥抗战时期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特殊话语表达及其策略。
这个时期的新闻通讯及其他文章并不是很多，能体现其思想诉求、工作目标和内心情状的只有为数不多的时评、通讯和有关新闻工作的专论。仔细研读这些文字，可以发现，这些公开言说，无论是时评、通讯，还是新闻专论，所表达的立场、观点及所蕴含的话语策略，既与其自由记者时期表现出极大不同，又与其1942年进入根据地、解放区后的思想立场、话语表达显现出巨大差异。此时，他虽已成为中共一员，但其时评、通讯中表达出的却主要是一种基于“国家性”“民族性”的近于“中性”或“灰色”的思想、立场，作为共产党人应具有的特别鲜明的政治态度与立场鲜有显现；新闻专论虽在一定层面上显现出一定党派意味与色彩，但总体来看，作为共产党人的党派立场与态度仍是比较隐晦的，话语表达也近于“中性”或“灰色”。那么，这种近于“中性”或“灰色”的话语表达究竟是什么样的？显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话语策略？为什么已成为中共一员的他会有这样的立场、观点与思想？会以这样的话语表达及其策略公开言说？这样的话语表达及其策略背后的思想隐幽与诉求是什么？从中能管窥到党在国统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何种特殊面向？笔者试图对这些问题一探究竟。
一
时评:客观、中立、善意之表达
与“国家性”“民族性”
这个时期，范长江公开言说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依然是时评、通讯等新闻类作品，只是与之前相比数量大大减少。然而，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有分量和影响的佳作。其中，《祖国十年》可谓其这个时期新闻类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也是这个时期对“九一八”以来时事进行全面记录和评述的新闻经典。这是一篇连载于1941年香港《华商报》的时事述评。研读这篇十多万字的长篇时评，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个时期范长江面向全体国民、各党各派、各社会力量所进行的公开言说中的特殊话语表达及其特点。
其中最突出、最主要的特点便是，该时评在对九一八以来的各种时事进行臧否、论评时，能够站在较为客观、中立、善意、以团结为主要目的的全体中国人的立场，对各党派、各政治力量在抗战中的作为与表现进行尽可能公平、公正、公允和无分党派、无分民族、无分阶级、完全抛开党派立场与态度的记述和评价，而非站在某一集团或党派的立场；其中所张扬和宣示的思想、主张、目标、价值观与理念，多为团结、抗战、民主、自由、宪政、抗战建国、三民主义等思想理念，显现出十分明显的“国家性”“民族性”与公共性，或可说是一种介于抗日爱国的民主人士与共产党员的党派思想、立场之间的思想理念，从中看不出与这个时期延安及其他根据地党员完全相同或相似的立场、倾向。
(一)有关国民党的话语表达：尽量肯定，不吝赞美
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党军队的行为与表现的记述和论评，在《祖国十年》中所占比重是最大的。研读这些内容，可以发现，其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国军表现等均给予尽可能客观、善意的论评，对其做得好的地方给予了赞扬，对其功绩与贡献给予了肯定。尽可能肯定与不吝惜赞美，是有关国民党的话语表达中显现出的最突出特色。
不仅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给予了肯定，而且对国民党军队“忘我杀敌”的精神进行了盛情赞颂。“淞沪战后的光辉”对淞沪抗战进行了这样的记述：
日本人一向被自己自夸的武士道精神所麻醉，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军队。经过淞沪战争，他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军人的英勇了。几乎所有参加过淞沪战争的军队，都有非常光荣的成就。......每一个部队都没考虑到他们将来的结果，所有的力量都使用到打击当前的敌人。每一个官兵到了前线，有了机会向日本军队战斗，似乎就已心满意足了。不论他们过去是何来历，目前是何环境，在坚决进行战胜日本这个战争任务上，大家是绝对的一致和衷心的友好。......每一个部队都乐于担任艰难的战斗任务，部队之间都互相非常关心。先来的部队一定非常详尽地为后来部队指示敌情，传述战斗经验，并为他们指点交代给养交通医药等事项，很少看到推诿、猜忌和互相摩擦。这真是抗战的高潮时期。社会上被英勇团结、友爱、刻苦、乐观的空气统治着。
对国军官兵的这种盛情颂赞，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心动。
在评判国民党的作为与表现中显现出的这种尽量肯定与不吝赞美的态度，在有关蒋介石的记述中可得到更好感知。“三中全会的收获”中，在述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有这样一段描述：
蒋委员长飞离西安的消息之所以能使全国人民一致的欢腾，千千万万的同胞为这突然的高兴笑出了热泪，就是因为委员长的东飞，代表着中国人民在他的伟大决定之下，又走上了活路！领导抗战建国的民族领袖的尊崇的岗位迎接了他新的政治生命，我们百孔千疮的国家也看出了一条生龙活虎的前途。
从这些记述中，感受到的更多是对蒋的肯定、尊重乃至赞赏。对蒋介石的肯定，在“蒋委员长的名言”和“以为中国完了”两部分中表现得更为鲜明。前者曾记述了蒋介石在南京陷落、“悲观失望情绪”弥漫于各阶层的情况下发表宣言、鼓舞全国人民抗战决心的情况：
蒋委员长在这样危急的时候，又站在大多数人民的要求方面，于南京陷落之第四日发表了他感动人心的继续抗日的宣言(十二月十七日)。其中最为全国军民所谨记不忘的名言是：“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沿海各大城市，而实寄予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人心。”......据我十六年来所能记忆的事实而言，蒋委员长这篇宣言所受到的爱戴与拥护，恐怕是北伐战争以来的第一次。
在后者中，再次记述了蒋的著名宣言的意义与影响：
由于蒋委员长鲜明表示了继续抗战的主张，全国军民在继续抗战的大旗下重新奋发起来，而且在上述宣言中，他号召全国人民：“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要在“四千万方里国土内，到处皆可制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之死命”。这无疑是动员民众的普遍号召，不再像过去有些人那样，只认军队可以抗敌，民众不动员了。
对蒋介石不惜笔墨与热情的肯定与赞美，更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有关国民党的公开言说之特色。
(二)对共产党的倾情颂赞：巧妙的表达与看似中立的话语策略
研读这些记述，可以发现，其对共产党抗日主张与功绩给予了比国民党更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但这些颂赞均不是站在特别鲜明的共产党人立场，以共产党人的身份进行表达的，而是站在一个看似中立或独立的“第三方”立场，运用一些巧妙的话语表达方式与策略表达出来的。
在对中共的历史进行记述时，《祖国十年》经常运用有意识强化某些情况或因素的方式，或利用变换话语形式或看问题视角的方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维护共产党利益与形象。
在“长征与追击”中，运用与西北考察期间所写红军长征报道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叙述策略、情感色彩，对红军长征进行了盛情颂赞：
长征！十万人的长征！十万人经过高山大河蛮荒绝域的长征!这不是和平的旅行，这是有二十倍三十倍以上的敌对力量在沿途截击追剿，而且有沿途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和交通便利上用一切方法阻难的战斗行进！这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军事远征，也是世界历史上惊人的政治事业。
对红军长征的这种颂赞，可谓饱含深情，极尽赞美，但其言说形式却似乎是在客观叙述，所使用的言说视角却是一种“他者”视角。
接下来的记述中，不仅言说客体与话语视角发生了转变，话语策略也由假扬实抑、欲抑先扬转变为假抑实扬、欲扬先抑：
这是装备最落后，武器最劣等的军队！......但是，事实的经过告诉我们，装备最坏的八路军，于九月末，在平型关第一次打败日本最近代化装备的板垣和铃木两个师团了！这是奇迹！......然而，这并非奇迹......八路军并不是‘神兵’，它每一个官兵并不是有特殊的禀赋，他们不多一个头，也不多一只手，他们并非日行八百里的神行太保，也非摇身可以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他们完全是中国社会条件产生出来的一支人民的战斗部队。......平型关之胜利，并不是八路军个个都比汤恩伯军勇敢，而是他们能非常正确与巧妙地运用他们所有的力量，利用我们中国自己战场上地理和人民的条件......平型关战役当然不是决定性的战争......战役的本身，并无了不起的收获。但是平型关战役却指出了我们可以最后战胜日本的前途。
正是巧妙运用话语客体与言说视角的变化和欲扬先抑、假抑实扬、欲抑先扬、扬中故抑等话语策略，使该部分中显现出的对八路军的颂赞，虽态度鲜明，意味浓厚，给人的感觉却是，作者是在客观陈述，理性评断。
(三)客观、中立、理性、平衡中显现的“国家性”“民族性”
除了对国共两党的行为与表现的论评外，对其他政治、社会力量的表现《祖国十年》也给予了较充分的记述。这些记述中显现出的也基本上都是赞扬与肯定。
需要强调的是，对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也不是没有批评。当然，若仔细研读，会发现，这些批评，往往是劝诫性的，说理性的，它旨在促其改进，而非对抗性的。
综观对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评述，可以看出，其最鲜明的话语表达特点与策略是，客观、理性、平衡、善意，以团结为主要目的，显现出的最突出的思想、理念、目标、诉求及价值观是团结、抗战、爱国、民主、自由。这种话语策略与理念诉求的出发点是，是否有利于团结，是否有利于抗战，是否有利于抗战建国，是否体现了民主、自由、宪政等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其动机、做法和表现是否是爱国的。凡是符合这些理念、目标和原则的，便给予肯定，凡是不符合这些理念、标准和原则的，便给予明确批评。其中显现出的立场，都是“国家的立场”“民族的立场”“全体中国人民的立场”，是挚爱民主、自由、心系国运的爱国民主人士的立场，是具有强烈“国家性”“民族性”的立场，而非某个具体、明确的党派的立场。
这种话语特点及立场的最集中、最淋漓尽致的一个体现便是，“一场惊险剧”中对西安事变关系三方的记述与论评。对西安事变关系三方的这种客观、理性、平衡、善意、以团结为目的的颂赞，和其中显现出的以是否有利于团结、抗战和是否有利于国家、民族为出发点、落脚点的具有强烈“国家性”“民族性”诉求的立场，使得该部分成为凸显这个时期范长江在时评这种公开言说形式中的话语表达特点及策略的最精彩篇章。
二
新闻专论中的话语表达:
在党派色彩与“中性”“灰色”之间
这个时期他的另一种重要的形式是公开言说，即有关新闻工作的专论。研读这些专论，在藉此感知其对新闻事业、新闻工作认识和感受的变化之同时，可以明显感受到公开言说形式的新闻专论的特殊话语表达。
(一)对新闻事业政治性的近于“中性”的强调
新闻专论中显现出的范长江对新闻事业的认知变化，最主要的是对政治性的更深入认识和更突出强调。在不少专论中，他开始更多地强调“新闻事业是政治的工具”，做好新闻工作最重要的是坚定的政治态度和正确的政治方向。
对政治性的强调，从其公开倡导——至少是认可党派新闻事业的优势中即可得到说明。对政治性的认识和强调，也可从《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对胡政之当年教给他的“一字真传”(“诚”)的否定和对“正确的政治认识”的强调中看出。
就其把政党直接经营或间接指挥视为克服新闻工作困难与问题的首要方式来看，相对于过去对党派新闻事业的拒斥来说，如此强调，确是一种巨大转变，但一方面，他并未明确说明应由哪个党派经营或指挥，只是说，应由“进步的团体、机关或政党所直接经营或间接指挥”，且其中的“政党”被放在了“团体”和“机关”之后，另一方面，其这一认识转变，依然可以放在“战时新闻学”背景下来理解，在“战时新闻学”语境下，新闻事业由哪一个党派经营或指挥，都没有太大关系，只要能有利于全国人民戮力抗战、救亡图存、民族解放就行。因此，从这方面认识和强调，并不能断定其就是在为共产党说话，是在强调共产党对新闻事业直接经营或间接指挥的重要性，是在强调共产党直接经营或间接指挥的新闻事业的重要作用。
总之，从新闻专论中强调新闻事业政治性的诸多层面看，其所使用的话语策略和言说方式都是隐晦的，显现出的党派色彩、政治色彩与前一时期相比虽稍显强烈，但总体上看仍是近于“中性”的，或者说是“灰色”的。
(二)对新闻事业内部环境之险恶与复杂的强调
作为范长江这个时期公开言说的重要形式，新闻专论除了对新闻事业政治性进行强调外，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新闻事业内部环境之险恶与复杂、新闻工作面对的各种逼迫与诱惑等困窘与无奈的强调。在不少专论中，他开始更多强调做新闻工作必须面对的艰难、困苦、拆台、诽谤、污蔑、诱惑及因此产生的苦闷与无奈。
这些情况，无论是政治、社会层面的迫害、威逼利诱，还是新闻业内部“当局”的自私、虚伪，抑或是具体工作中遭遇的进退两难和被利用、被阻挠、被拆台等，在这个时期之前大都已客观存在，只是那时范长江的兴奋点和注意力焦点不在这些问题上。这个时期，这些问题之所以突然跳入其注意力范围，核心原因是，这时的他已变成了中共一员，有了共产党人阶级分析的视角，因此能够看到不同新闻机构背后的阶级差异和因这种差异而产生的力量博弈与利益冲突。其专论中所述新闻职业环境与新闻工作中种种令人无奈和苦闷的情况，正是这种阶级差异、力量博弈与利益冲突的具体表现。
然而，作为这个时期范长江的一种公开言说形式，他并未在这些专论中用共产党人的阶级分析理论非常明确地分析新闻业环境与新闻工作中这些令人无奈和苦闷的情况背后的阶级本质，并没有明确使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这种情况，而是更多聚焦于对这些令人无奈和苦闷的情况的具体描述。虽然有对新闻事业阶级本质的一定层面和一定程度的揭示，其所使用的话语形式却又是“中性”的和“灰色”的。读者能够从中隐约感觉到有共产党人的立场和视角，但这种立场和视角又似乎无迹可寻，散布于无形。
三
工作目标与特殊身份:
公开言说与话语策略背后之原因
为什么这个时期范长江的公开言说中会显现出如上所述的内容、形貌与特点呢？为什么已成为共产党人的他要采用一种超越各党、各派的“国家性”“民族性”立场而非共产党员之立场的言说方式呢？为什么对“九一八”以来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政治力量的行为、表现表现出较多肯定与赞美，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及抗日救亡活动虽赞美有加，却往往采用中立、客观的第三者立场，而非特别鲜明的共产党人立场？为什么在有关新闻工作的专论中既试图表明其对新闻事业政治性的认识，又努力使这样的表达尽可能近于“中性”，尽可能不显现出过于明显的共产党人立场?为什么既强调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应对新闻业内部环境之险恶和迎接新闻工作中各种诱惑与挑战的重要性，又不点明这种政治方向究竟是什么?一句话，为什么其这个时期的公开言说既显现出一定程度的党派意味与色彩，又似乎想极力淡化这种意味与色彩，以致于其似乎无迹可寻、难以真切捕捉呢?
(一)秘密党员之身份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工作目标
原因一方面与这个时期党交给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之目标与任务有关，另一方面，与其承担这项工作过程中的身份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爆发后不久就产生的一种救亡图存思想，1935年瓦窑堡会议后被正式确立为党领导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目标、任务和政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范长江在西安、延安之行中就已当面学习、领受过了，这一政策、主张正是当初促使他对共产党产生好感并开启其走向中共之步履的最重要因素，但由于延安之行后相当长时间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迟迟未能形成，加之此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其兴奋点很快转移到了实际的战时动员工作中，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暂时退居到其思想关注之门的幕后。直到1938年离开《大公报》后，伴随着其入党愿望的产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主张才重新进入其关注中心。1939年5月入党后，其关注的中心更是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思想的学习，完全转到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与呼和尽其所能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完善上。
作为共产党之一员，必须履行党赋予他的责任，必须努力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这个时期他所从事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通过办好“青记”“国新社”，团结尽可能多的抗日爱国的新闻工作者，与他们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通过与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乃至海外侨胞与国际人士的广泛接触和频繁往还，影响他们，团结他们，将他们吸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另外一种是，通过时评、专论、通讯等公开言说形式，呼吁团结、抗战、民主、自由，反对妥协、投降、分裂、专制，藉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与稳固，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完善鼓与呼。可以说，范长江这个时期为之奔波忙碌的一切活动，所从事的一切工作，均是为了这个目的。
介于民主人士立场与共产党人的党派立场之间的立场倾向及相应言行，给当时国统区国民党和中间力量人士的印象是，觉得他日趋“‘左’倾急进”，进而猜测他“必定另有背景”，但想确证其是“共产党份子”，却很困难；同时，这样的立场及言行，给当时国统区很多不知道其共产党身份与背景的极“左”人士的印象却是，觉得他及他所从事的事业“不够进步”，甚至认为他已“陷于自由主义的阶段”。
在不同政治派别的人眼中留下的这种相对“中性”的印象，正是这个时期范长江希望达到的效果，或者说，是一种基于工作需要而不得不有意追求的效果。因为只有尽力保持这样一种相对具有“公共性”的国家与民族立场和自由、独立的民主人士立场，尽力留给不同人以相对“中性”的印象，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过程中，才可能团结和吸引更多的人，其言行才可能更易于产生说服力和影响力，也才不会引起国民党和那些对过分明显的党派立场怀有抵触情绪的人士之反弹和反感。这也正是范长江入党后党特意决定让其党员身份保持秘密的目的所在。
(二)话语特点与策略与特殊身份及工作目标间的关联
须特别强调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不意味着毫无原则地和稀泥，片面地追求一团和气，也并不意味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产党要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在范长江面向全体国民、各党各派、各社会力量所进行的公开言说中之所以在对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党军队做得好的地方给予充分肯定、不吝赞美的同时对其做得不好的地方也给予了明确批评，原因正在于此。
范长江这个时期公开言说中的话语表达策略与特点既出于其本人在完成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务中的创造性发挥,是具有其个人主观能动性的话语创新的体现,也与党在国统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体方针、策略基本一致。对范长江来说，这既出于完成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是一种技巧，也是他一直以来在探求国家与民族出路过程中一直坚持的原则和信奉的理念。
四
余论
这个时期范长江公开言说中的话语表达策略与特点，既与这个时期党在国统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坚持的总体方略、方针、立场一致，又与这个时期在国统区以完全公开的共产党人身份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共产党人们公开言说中的话语策略与特点有着较大不同。它更多反映出的是这个时期在国统区从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众多秘密党员们公开言说的特点与话语策略。
这些秘密党员们公开言说的内容和所使用的具体策略虽有所不同，但其话语表达的总体特点却是相似的，那就是，都会尽可能站在客观、独立的“第三方”立场或爱国民主人士立场，站在具有强烈“国家性”“民族性”的“全体中国人民”的立场，运用近乎“中性”“灰色”的笔调，客观、理性、平衡的笔法，和各种巧妙的话语表达策略，比较隐蔽地宣传党的思想、主张；其话语表达与话语策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都是为了能更好地做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更好地完成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务。在这个意义上说，范长江这个时期公开言说中显现出的上述特点和所使用的上述话语策略，并非范长江特有的现象，也并非特例，从这些话语特点及其策略，确实可以管窥到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特殊特点与面相。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0期。
本期执编/库萝
订阅信息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此外，编辑部还存有少量过刊，您若需要，可微信私信我们或发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与我们联系哦！
閱讀更多 國際新聞界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