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任全與馬佑璋)
丨葛建亞
今年是我國著名集郵家馬任全先生誕生110週年、逝世30週年。近日，馬任全之子、集郵家馬佑璋，交給我一份1980年全國政協提案複印件，其附件是他父親馬任全寫的“意見和建議”。這一提案和附件，對於1982年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的成立，起到了積極作用。在當代中國集郵發展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事件，就是1982年1月30日全國集郵聯的成立，從而為新時期中國集郵事業發展和繁榮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證。
(倪家璽)
在全國集郵聯成立之前，馬任全於1980年9月2日起草了一份旨在“使我國集郵事業更趨完善”的“建議和意見”。在此基礎上，通過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倪家璽、陳銘珊形成了一份簡明扼要、格式化的提案，於1980年8月28日—9月12日在北京召開的五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期間，提交給第五屆全國政協提案審查委員會。倪家璽、陳銘珊的提案“建議政府加強對集郵工作的領導，迅速成立全國性的集郵協會，加入設在比利時的國際集郵協會，以提高我國在集郵方面的國際地位和作用”。認為“集郵是一種具有國際性的文化生活”，希望“有關部門，如郵電部、文化部、外貿部、海關、銀行等有關方面，約同集郵界座談協商成立全國性集郵協會，以提高和改善集郵的指導和管理。”馬任全先生的“建議和意見”作為提案的《附件》，在肯定我國集郵活動近年來逐漸恢復的基礎上，提出了“若干亟待注意的問題”，“請有關方面共同研討，定出妥當辦法”。其中講到“臺灣地區的集郵組織正在報名參加國際集郵聯合會，該聯合會12月將召開會員大會進行審議”，希望高層“能速即指定一主管部門和領導人員，立即著手進行組織我國的集郵協會……否則必將坐失先機，造成被動局面。”
(陳銘珊)
馬任全(一九0八至一九八八)是一位實業家出身的集郵家，早年編著出版郵學鉅著《國郵圖鑑》，蜚聲海內外。1956年7月將稀世珍郵“紅印花小字當壹圓”舊票在內的中國各時期的郵票6167枚捐獻給國家。
1980年，在“文革”後我國集郵開始恢復生機之際，馬任全先生著眼全局和長遠,考慮中國集郵事業發展的相關問題,尤其是中國申請加入國際集郵組織事宜，需要引起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而通過全國政協委員的提案和相應的渠道，反映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是一種快捷和有效的方式。於是,他找了倪家璽、陳銘珊這兩位來自民主建國會的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委託他們作為提案人，並向他們提供了自己起草的意見和建議案。
(倪家璽與夫人)
倪家璽1908年9月出生於浙江一個工商世家。早年與馬任全同在上海滬江大學化學系讀書。1946年，從事食品生產40年的上海義利洋行招盤拍賣，馬任全、倪家璽等崇尚“實業救國”的企業家決定出資將其盤下，更名為義利食品公司。新中國成立後，北京籌建綜合性的食品廠，擔任義利總經理的倪家璽赴京考察，很快同北京興業投資公司達成協議，義利上海成為第一支主動遷京的企業。北京義利食品廠後來發展成為國內著名的食品企業。1978年2月，倪家璽先生作為來自中國民主建國會的代表，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80年10月第五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在京召開，他接受老友馬任全先生的委託，成為那份提案的第一提案人。另一位提案人陳銘珊（一九一六至二00三），1916年1月16日出生於浙江蕭山縣。他從青年時代就抱著實業救國願望，致力於祖國民族工業。1954年7月任公私合營上海信誼藥廠廠長，後到上海市民建、工商聯工作，曾任民建上海市委秘書長、常務委員，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等職。1980年，他作為上海的全國政協委員，接受馬任全先生的委託，與倪家璽先生一道，共同作為那份提案的提案人。總之，兩位提案人都具有一定的社會知名度和責任感，馬任全先生作為上海的知名企業家和上海長寧區政協委員，通過他們提出關係到中國集郵事業發展的提案，正是出於對他們的瞭解和信任。38年前，全國政協提案審查委員會對這份關於“迅速成立全國性的集郵協會”的提案的“審查意見”是：“建議國務院交郵電部會同文化部、外貿部研究辦理。”其附件“轉有關部門”。
(陳銘珊曾被領袖接見)
當年這份提案的形成並不是偶然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集郵活動經過幾年的復甦，蓄勢待發。北京、廣州等地集郵家通過不同方式，呼籲成立全國集郵組織。而馬任全通過全國政協委員提案的方式，使集郵界的建議和呼聲反映到政府有關決策部門，比其他渠道和方式更為直接和有效。1982年初，有關部門向高層呈送了《關於擬建立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和加入國際集郵聯合會問題的請示》，並很快得到批准。
1982年8月25日，全國集郵聯“一大”隆重召開，馬任全當選為副會長。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集郵組織，幾代集郵家夢寐以求的願望終於實現了。1983年7月28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國際集郵聯第52屆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了中國的入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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