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商業史的人都認同一個觀點，一位有責任感的企業家，不僅僅能經營好一家公司，更重要的是，能平衡社會責任與財富的關係。
今天的中國，正是一個財富大爆炸時代，企業家們已經在市場上呼風喚雨，但在財富的分配上，像巴菲特、比爾·蓋茨這樣慷慨地將自己巨大的財富反饋社會的卻並不多。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投110個億到貴州畢節扶貧，並承諾“不脫貧不收兵”的許家印和他身後的中國恆大。
恆大通過做大產業，成為一家萬億級的企業，並且加大對社會公益以及扶貧的投入。同時，在短短几年的時間，恆大逐步拓展了金融、大健康和文旅板塊，推出了恆大養生谷、恆大童世界等產品，在市場上成為一家受歡迎的企業。
而恆大在貴州畢節“不脫貧，不收兵”的承諾和不計回報的投入，則讓它成為一家受尊敬的企業。
與貧窮“決戰烏蒙之巔”
贏得尊敬並不容易。特別是扶貧這樣從來都不好做的事。
烏蒙山區是我們國家最大的、最窮的、貧困人口最多的集中連片特困山區，畢節市是烏蒙山區的貧中之貧、困中之困。作為全國“知名”的貧困地區，你很難想象，在北上廣深高樓林立，而這裡很多老百姓還住在四面透風的茅草屋裡，家徒四壁，最貴重的東西就是取暖的爐子和幾口鍋；不少孩子上學要往返走兩三個小時的山路，甚至很多孩子因為太窮，不得不早早地輟學。
“他們實在是太窮了、太苦了。同志們，他們現在多麼渴望別人的幫助啊！我們要幫助他們，我們一定要幫助他們。”2017年5月，在恆大集團幫扶烏蒙山區扶貧幹部出征壯行大會上，許家印動情地說。
2015 年11 月29 日，《人民日版》在頭版頭條位置發出《脫貧攻堅戰衝鋒號已經吹響，全黨全國咬定目標苦幹實幹》文章時，畢節市7縣3區、1000多萬總人口中，還有92.47萬貧困人口，脫貧攻堅的任務非常繁重。身為全國政協常委的許家印就有一個大膽設想：恆大能不能包一個縣脫貧？
在全國政協的支持下，恆大將扶貧的第一站選定為畢節市大方縣。恆大派出以副總裁為首的調研組到大方縣，當調研組將調研情況彙報給管理層後，許家印做了一個並不容易的決定——貴州的貧困，恆大得管；大方的扶貧，恆大得幹！他要用一個企業的力量，為中國的扶貧事業盡一份力。
恆大結對幫扶大方簽約儀式現場
2015 年12 月1 日，恆大正式決定幫扶大方縣。幾天後，恆大幹了一件中國企業從來沒有幹過的事，許家印親自簽發文件，恆大地產集團成立了一個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部門——扶貧辦，而且扶貧辦主任高配，由副總裁兼任。
許家印更是全程參與。在恆大扶貧辦成立幾天後，許家印便帶著一份30 億元大單來到大方縣，並且選派了第一批287人的專職扶貧團隊常駐大方，展開脫貧會戰。
用許家印的話說，他要確保到2018年底實現18萬貧困人口全部穩定脫貧，要與貧窮“決戰烏蒙之巔”。
從大方到畢節，恆大的恆心
扶貧不好做，很多人都知道。
民企的社會扶貧模式有三種：一是公益參與模式，這種模式多是捐贈為主。二是產業開拓模式。產業開拓模式是指民營企業利用現代技術與管理提高農產品附加值，推動農業產業化發展，讓貧困農民從產業鏈中分享到更多市場利潤。與公益模式相比，產業開拓模式的成效是可持續的。三是社區綜合開發模式。社區綜合開發模式是指企業發掘利用農村經濟資源與農村社會文化資源，開展促進農戶增收、提供公共服務、進行能力建設等多維度扶貧模式。
吸納貧困戶到恆大下屬企業就業
恆大援建的蔬菜基地
恆大選擇了一條更獨特，更有效的路。恆大將上述三種模式結合起來，進行綜合，既有公益參與模式，比如設立2 億元的“恆大大方慈善基金”及建設小學、養老院等；又有產業開拓模式，比如設立了1 億元“產業扶貧貸款擔保基金”，擔保總額達10 億元，同時投入9 億元，因地制宜建設依託合作社運營的產業基地；還有社區綜合開發模式，比如捐資10 億元，結合新型城鎮社會化和新農村建設，建設50 個新農村和一座民族風情小鎮。國務院扶貧辦有關專家認為，恆大幫扶不僅改變了貧窮地區落後的面貌，更通過市場化手段有機連接，建立起長效持久的扶貧、脫貧機制,為民營企業參與脫貧攻堅探索出一條可複製、可推廣、可持續的新路子。
很多企業都有扶貧項目，但恆大卻是下了大決心的。在投資方面，恆大可謂不計成本。在大方，恆大三年內投入30億，通過產業扶貧、搬遷扶貧、就業扶貧、教育扶貧等一攬子措施，目前已經實現8萬多貧困人口初步脫貧。2017年，在大方扶貧取得初步成效後，恆大又承諾承擔畢節市其他6縣3區的幫扶工作，再無償投入80億，加上大方的30億，恆大將投入110億元的扶貧資金。
在一個貧困縣無償捐贈30 億，這樣的企業少。專門為扶貧抽調數千人，為扶貧出人才、出技術、出管理、出團隊、出思路的企業更是隻有恆大一家。許家印也說，五年無償投入110億對恆大來說不是一件難事，最難的是要派一支能吃苦耐勞、能奉獻、能打硬仗，能出思路、能出管理、能出辦法、能出技術、能激發當地幹部群眾內生動力的優秀扶貧團隊。
恆大扶貧隊員入戶調查
精準扶貧要的是接地氣，能夠深入當地，瞭解實情，然後對症下藥。目前，在畢節，恆大從全集團系統選拔的2108名領導幹部和扶貧隊員常駐畢節市扶貧前線，派駐到縣、鄉、村，與當地幹部群眾並肩作戰，工作到村、包乾到戶、責任到人。兩年來，恆大的扶貧隊員走遍了畢節的村村落落，僅以入戶調查為例，自結對幫扶以來，恆大扶貧隊員和當地幹部員工一起，已累計走訪了畢節全市100多萬貧困百姓，通過逐家逐戶、拉網式摸查、核實和宣傳發動，實現了精準識別貧困戶，確保了精準扶貧措施與貧困人口精準對接。
恆大扶貧隊伍出征扶貧前線
而在扶貧的過程中，恆大與當地政府開創的政企合力扶貧全新模式也被社會各界讚賞。中國社科院扶貧《扶貧藍皮書：中國扶貧開發報告（2017）》指出，在恆大結對幫扶畢節的實踐中，充分發揮黨委政府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以及企業管理優勢、決策執行效率高的優勢，通過政企聯席會議的方式，確保政府與企業各司其職、優勢互補、高效協作，“在扶貧領域創新性地實現了政府與企業的合作”。
恆大的另一面和許家印的扶貧情懷
恆大扶貧是團隊作戰，衝在一線的也包括恆大董事局主席許家印。
結緣畢節後，許家印幾乎每年都要深入扶貧點。2015 年12 月18 日，許家印走進了貴州省大方縣貧困群眾張正英老人家。看著老人一家5 口人擠在3 間漏風漏雨的危房中，許家印當即許下新房承諾。280 天，在經歷春夏秋三季的奮戰後，恆大常駐大方的扶貧團隊終於讓張正英老人搬進了位於恆大二村的新房中，不用再忍受下一個冬日的嚴寒。
搬入恆大新村的孩子們
對於貧困，許家印是有著非常深刻體會的。2017年5月，在恆大集團幫扶烏蒙山區扶貧幹部出征壯行大會上，許家印首度披露了童年的貧寒以及成長的經歷，從小嚐遍生活的苦楚，對貧窮更是感同身受。他靠著地瓜和窩窩頭長大，靠著國家每個月14塊的助學金讀完了大學。
“沒有國家的恢復高考政策，我還在農村；沒有國家的14塊的助學金，我也讀不完大學；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恆大也沒有今天。恆大的一切，都是黨給的，國家給的，社會給的，我們應該去承擔社會責任，我們應該回報社會，我們必須回報社會。我們幫扶畢節市，這是我們回報社會最好的平臺，也是我們回報社會最好的機會。”功成名就之後的許家印，沒有忘記曾經的貧窮，也沒有忘記用自己的能力、資源和善良回饋社會。
“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說，組織的本質是利他，是激發和釋放每個個體的善意，是創造價值和為他人謀福祉。這和許家印烏蒙山扶貧的精髓一脈相承。
英雄所見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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