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大運河系列之——揚州雕版印刷與對外交流

在我國,印刷術作為四大發明也有著深遠的歷史影響。然而,在大運河交集的揚州,雕版印刷則是從這裡興起,並傳播海外。可以說,揚州的運河文化孕育了這裡的文化遺產,也滋潤著這一方水土。

除了雕版印刷,揚州自古以來也是海運發達地區,貿易往來頻繁,文化傳播更是通過水路源遠流長。唐代鑑真和尚東渡與元朝的馬可波羅便是通過對外交流使得揚州名聲海外,對中國的經濟、貿易、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他們的啟程和歸宿都是在揚州。

本次,行走隋唐大運河考察組在領隊張秉政教授的帶領下,針對揚州雕版印刷和對外交流兩個方面,深入考察了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大明寺的鑑真和尚紀念館以及馬可波羅紀念館,對運河名城揚州的文化歷史沉澱有了細緻瞭解。


行走大運河系列之——揚州雕版印刷與對外交流


01揚州雕版印刷

揚州雕版印刷技藝始於唐代,發展於宋元時期,興盛於清代。千百年來,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仍保存著傳統的、純手工的雕版印刷技藝。2009年,以揚州為代表的“中國雕版印刷技藝”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文化可以記錄歷史,歷史可以傳承文化。作為行走大運河四位一體的考察,民間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是在考察組的範圍之內。“雕版印刷在中國的影響力之大,影響範圍之廣,並且伴隨著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到達海外,這本身就是運河文化的傳播和影響力。”6月25,考察組來到了揚州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

除了介紹了雕版印刷的歷史沿革和展示了大量的實物,在展廳內,考察組觀察到,觀眾可以主動參與各個流程的製作,體驗古人的辛勞和智慧。各單元的多媒體裝置形式多樣,其中不乏有動漫播放、資料檢索、遊戲競猜、小型影院、翻閱裝置等,有力拓展了信息資源和互動範圍。

“中國館”展廳中庭的互動演示區,古代絕活在這裡得以復活,幾名雕版印刷傳人為觀眾現場演示造紙、寫樣、刻版、刷印、裝訂等工藝。

考察組在這裡見到了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中國當代雕版活字專業寫樣師芮名揚先生,他正在進行雕版印刷的第一步“寫樣”工序。手持小楷筆在宣紙上仔仔細細的寫著《桃花源記》,不到五分鐘的功夫,一份樣稿就寫好了。


行走大運河系列之——揚州雕版印刷與對外交流


說起為什麼和雕版印刷扯上關係,他笑著說道,從小自己就聯繫毛筆字,長大後,因為他在書法上的特長,又經人推薦,他被分配到廣陵古籍刻印社內工作。

在師傅的指導下,芮名揚開始了正式的寫樣生涯。“書法講究個性,通篇下來,重複的字都要有所變化,而寫樣卻要求一模一樣。”

從此後他就與雕版印刷寫樣聯繫到一塊了,後經他手製作出了很多精美的雕版印刷作品。而在他旁邊的一個位子上,同樣一位女青年在模仿著古書寫樣,一筆一劃的宋體寫的非常到位,讓人根本分不出來哪個是印刷體,哪個是寫樣。

在另外一邊,一箇中年師傅在用刻刀在在木板上刻字,他要將字的外輪廓用刻刀扣下來,然後再仔細的進行休整。“稍微不注意就會刻壞,壞了的話整個版也就不能用了,這就是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區別,牽一髮而動全身。”在他的手上,推刀的大拇指的指肚已經磨出了厚厚的老繭。“這樣的老繭,年輕時要厚很多”,他微微眯著眼,看著右手大拇指上的繭子說。

備料之後,將文字、圖像反向雕刻於木板,再於印版上刷墨、鋪紙、施壓,使印版上的圖文轉印於紙張,之後再進行裝幀——在現場,考察組目睹了整個製作過程。

“刻字的刀法太有講究了,有數百種。撇如刀、捺如鍬,都要根據字型和材質的不同變換方法。一天時間才能刻出幾十個字。”芮名揚表示,這就是雕版刻字的精髓所在,“要口傳心授、全憑手下功夫。”

對於揚州雕版印刷的保護,揚州市政府和有關單位也出臺了相關措施。1960年春,揚州市政府有關部門批准成立“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後來還培養了一批新人,使雕版印刷工藝流程全面恢復,修補、印行了大量古版圖。2002年,在刻印社的基礎上建立了廣陵書社,使其能利用古代雕版工藝,出版雕版、影印古籍及仿真複製書畫作品。

“揚州雕版印刷技藝保護工作出色,成果突出,集傳承、保護、展示、傳播為一體,建立精品傳承、著述傳承、教學傳承等多種渠道,形成了全面、完整的保護體系,堪稱“非遺”保護的楷模。”說到到這裡,張秉政教授會聲的笑了,原先看到東關街的雕版印刷少有人問津,認為保護不力。現在看來,揚州政府多種方式促進遺產的保護值得欽佩。

02大明寺與鑑真和尚紀念堂

在揚州,如果考察鑑真和尚和馬可波羅的行跡,一個重要地點就是位於揚州市區西北郊的大明寺的鑑真和尚紀念堂,一個則是位於揚州市東門遺址旁的馬可波羅紀念館。在揚州考察的幾天裡,考察組分別對兩處景點進行了考察,探尋對揚州做出巨大貢獻的兩位歷史人物。

考察組第一站到達了位於揚州市區西北郊的大明寺的鑑真和尚紀念堂。鑑真東渡日本前,曾為大明寺住持。從唐天寶元年(742年)起,先後十餘年,歷盡艱險,至第六次東渡成功,將我國佛學、醫學、語言文學、建築、雕塑、書法、印刷等介紹到日本,為發展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穿過大明寺的大雄寶殿,考察組在後進院就看到了鑑真和尚紀念館,前面是門廳,上懸匾額;中間為碑廳,碑亭內聳立著漢白玉須彌座橫碑,正面為郭沫若所書“唐鑑真大和尚紀念碑”,字體渾厚有力,大氣天成,背面為趙樸初撰書紀念鑑真圓寂1200週年的碑文和頌辭,因而被譽為當代的“三絕碑”。

院中立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森本孝順長老所贈石燈籠。再往後走就是殿堂,按唐代寺廟殿堂的風格建造,堂內正中為鑑真楠木雕像,仿鑑真圓寂前塑造的乾漆夾紵像製作而成,神態安詳而堅毅。

東西兩側壁上是鑑真東渡事蹟的飾布畫,分別是西安大雁塔、肇慶七星巖、日本九洲秋妻屋浦和奈良唐招提寺金堂,向人們展示了鑑真生活和經歷過的地方。坐像前有一隻銅香爐,為日本天皇所贈。紀念堂門廳對面原為晴空閣,現為鑑真生平事蹟文物史料陳列室。


行走大運河系列之——揚州雕版印刷與對外交流


“我是來自北京的一所大學,因為研究鑑真這一段歷史,所以特地來參觀一下他的紀念館,順便也來祭拜一下。”北京一所高校的研究生王世梅告訴考察組,她來揚州的行程中把更多的時間放在了參觀鑑真和尚紀念館中,她認為,鑑真和尚為唐代中日兩國的友好奠定了基礎。

而如今,他的名字和運河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如今的文峰塔附近的古運河邊,立有“鑑真東渡碼頭”的石碑,“唐天寶二年(743)鑑真大和尚命弟子抵東河造船準備首次東渡”,所謂東河就是此處的運河段了。

“他作為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使者,鑑真東渡日本,其造船、買船、登船以及儲藏糧食都在這個地方。鑑真和尚的第二、四、六次東渡,均由文峰寺解纜入江。可以說大運河不僅是溝通南北經濟交通紐帶,更是推動中日兩國在思想文化和教義上一個重要的橋樑。”張秉政教授說道。

03馬可波羅紀念館

接著考察組又來到了馬可波羅紀念館。館內利用了以大元風格的建築,還原當地風貌,並陳列了馬可波羅的簡介,及事蹟,以及在揚州為官的介紹,還有很多他曾經使用過的物件。

並通過聲光電技術,將馬可波羅漫遊進行了全景式的展示,並對他的《馬可波羅行紀》進行了全方位的解讀,電視機上也放映著中央十臺《探索發現》欄目為馬可波羅專門製作的紀錄片。


行走大運河系列之——揚州雕版印刷與對外交流


而在紀念館的門口,有一個雕塑銅獅,它是根據馬可波羅故鄉意大利威尼斯廣場銅獅的複製品,1987年10月由威尼託區贈送揚州。獅身長2.6米,高1.2米,重500公斤,造型生動,神采飛揚,有騰空欲飛之勢,象徵著力量與和平。獅子足下有一本打開的聖經,上面寫著“給你幸福,給你和平”。

元朝時中外交往很頻繁,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元世祖時來華,居住了十幾年。《馬可·波羅行紀 》 的主要內容是關於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旅遊紀實,兼及途徑西亞、中亞和東南亞等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情況。

全書以紀實的手法,記述了他在中國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見聞,記載了元初的政事、戰爭、宮廷秘聞、節日,遊獵等等,尤其詳細記述了元大都的經濟文化民情風俗,以及西安、開封、南京、鎮江、揚州、蘇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榮景況。

它第一次較全面地向歐洲人介紹了發達的中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將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國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馬可波羅和運河的關係也是不可忽視的,在他的《馬可波羅行紀》中多次描繪揚州的景物,其中也多次提到運河與元朝的關係,溝通南北經濟和交通的命脈,在此後的幾年中,他也通過運河來到元朝的各個省市,可以說,大運河與馬可波羅在中國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揚州歷來就是中外交流的重鎮。歷史上揚州就是開放的城市,馬可波羅的實地考察給了我們瞭解這座歷史上就已經開放的城市提供了不同視角。揚州作為中國運河的中心,從古到今通過水路的對外往來就從來沒有間歇過,這也給中國的經濟煥發了新的生命力,也使得古老的運河發揮著它的巨大的推動作用。”參觀博物館後,張秉政教授如是說。

我們是大運河文化在線,專注於文化傳承,講述故事,搭建文創,在我們這裡,文化不再高高在上,而是生活的調味品,關注我們,在閒愜的生活中品嚐文化帶來的悠揚滋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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