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这个地名总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含义，在刘表的治下，荆州透露着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浪漫气质。当天下弥漫狼烟，诸侯醉心权力的时候，它却成了北方士子一个难得的归所。然而这不意味着荆州只是一个避世的桃源，水淹七军的关羽在这里威震华夏，再造东晋的陶侃在这里稳住了半个天下。那种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轻快与后来铁甲金戈的古战场氛围似乎并不是同一种画风，但真正的荆州却又缺不了这矛盾对立的两面。
东汉时荆州地域范围
安史之乱以前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经济生产，一直是北强南弱的局面，强楚车千乘，地万里终究难敌秦国，孙吴与蜀汉三分天下有其二，还是被司马仲达一家子所鲸吞。作为南北对阵的前排观众，江陵襄阳集团从未退场。
有人说阳光消失的地方，就是阴影的开始，北方结束的尽头就是南方开始的起点。而荆州就处于这样一个中点，骨子里既有南方的岁月静好，也有北方的快意恩仇。
在历史上有那么个阶段，开头诸侯林立，大家伙谁都不服谁，只好本着能动手就绝不动口的原则进行着军事大比武，从群雄并起一直揍到三足鼎立，后来虽然天下归一，但是架不住统治者一言不合就原地爆炸的任性（作死），于是外面的邻居趁虚而入，占了一半屋子，南北对峙的局面就此形成，然而天下的沉浮此时既不取决于六朝古都建业，也不取决于北国两京洛阳和长安，所谓九州之眼，在于荆襄。
不难猜测，笔者所说的就是中原陆沉，衣冠南渡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晋失其鹿，五胡逐之，自此北方不复为汉家所有近300年。所幸琅邪王司马睿在江左登基称帝，在长江之南延续了华夏文明。而荆州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崛起正是源自于在这大乱斗的局面出现之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荆州是一个先天素质不错但又营养不良的尖子生，为什么说是先天素质不错呢，我们可以从荆州的地理位置来分析，魏晋时期的荆州范围相当于现在湖南、湖北以及河南西南，在当时来说荆州地跨长江南北，东连江东，西接巴蜀，北可望中原。南可伏百越，是北方政权进图江南的最佳楔子，也是南方文明抵御中原骑兵突击的前沿阵地。
既然荆州战略位置这么优越，占一地而控四野，那为什又说它营养不良呢？这主要是从荆州的经济人口出发，荆州虽然属于南北东西要冲，但大部分属于当时并未深度开发的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就如同崇明虽然也是上海，但崇明的滩头沙子的价值显然不能等同于陆家嘴高楼下的绿化带，因此我们并不能武断的将江陵、襄阳等几个城市的发展状况等同于荆州全域的状况，毕竟零陵、武陵、甚至其他大山深处的现状摆在眼前。而荆州虽然地域广阔却如同益州一般地广人稀，荆州的人口我们无从考证，但我们可以从一直与荆州相提并论的益州得到一些线索。
古代中国的战略要冲
三国末期，蜀汉被钟会、邓艾攻灭，得益州与汉中合计十万户，九十万口，而与之类似的荆州虽然经过曹魏、孙吴政权的苦心经营，但由于一直处于军事对峙的最前线，人口数据应该也在百万上下（豪强所有的佃户不在其中），这其中又包含了大量教化不深的土著少数民族居民。
可以说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口一直是制约南方发展的第一因素，荆州也不能例外。
而荆州的这几个困局在西晋的天师道张昌起兵后，更为加剧，此时流民占据巴蜀，八王之乱还在中原没有停歇，荆州的动乱宛如给了当时执政的长沙王重重一击。作为八王中最具才华的长沙王司马乂虽然此时深陷政治斗争的泥潭中，也难以忍受近在咫尺的流寇威胁，为了平定叛乱他选择了名门之后——刘弘。
靖尘沙，定荆楚——刘弘
刘弘是曹魏名臣刘馥的孙子，也是晋武帝的幼年玩伴，然而奇怪的是刘弘并没有因此成为司马炎的从龙之臣，他的仕途从羊祜的军营开始，此后镇抚幽燕有功而被封为国公。到司马乂起用他平张昌之乱时，刘弘已经是一个垂垂老矣六十有七的老人了，然而正如羊祜都督荆州打下了天下一统的基础，刘弘扫平荆襄也为东晋立足江左做足了准备。
当时刘弘在接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后，大旗一挥，兵锋直指江汉。然而缺人又缺钱的司马乂能给的也就只是这个名号了，刘弘带着仅有的八千部曲直面张昌主力，力不能及，宛城最终失守，刘弘不得已退守汝南。所幸，早于刘弘进入荆州地域的部下陶侃、皮初等部此时发挥了多点爆发的作用，攻陷宛城的张昌未能乘胜夺取襄阳，反而是被晋军抄了江夏的老巢，一个月内，张昌在刘弘、刘乔、陶侃三军的夹击下屡战屡败，太安二年七月，刘弘陶侃部在竟陵彻底击溃张昌主力，荆州彻底平定。
西晋后期有四大乱，分别出现在关中、蜀中、楚中、扬中。发生在楚中的张昌之乱论规模，影响力还是破坏程度均列首位，然而蜀中之乱催生出成汉这种割据政权，更为有实力的张昌却被迅速扑灭，司马乂知人善任当记一功，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刘弘小败不馁，提前布局陶侃、皮初进行反击，大胜不骄，三军合击，彻底捣灭张昌。正是这种进退得当的指挥，让荆州再次回归平静，进而为后来的东晋提供了一方强镇。
王与马，共天下——王敦
八王之乱最终以东海王司马越的胜利而结束，然而此时的中原却是宿将凋零、满目疮痍的凄惨景象，面对胡兵的巨大压力，司马越也将眼光放到了相对平静的东南，为此他派遣琅邪王司马睿以都督扬州诸军事的身份出镇建康。晋时的江东士族林立，对于北人的统治并未心悦诚服，而司马睿能在这种局面下在江左站稳脚跟，离不开太原王氏的帮助。
此时的王敦、王导兄弟名满天下，而司马睿是皇室偏支，典型的主弱臣强，为了扭转江南豪强对司马睿的怀疑，王氏兄弟特意安排了一次出行，一众中原南渡名士都骑马跟随在司马睿后面，这么说吧，当刘罗锅和纪大眼袋跟在一个男人身后时，不用怀疑那个男人就是题词盖章界的扛把子爱新觉罗弘历。当时的江南士子也是这么想的，我不认识司马睿，但是我认识王导王敦啊，能让这两人当跟班的必定不一般，于是，以顾荣、贺循为首的江南名士争相归附。
而王导与王敦，一个执掌大权于建康，一个手握重兵于荆州，司马睿在江东的事业离不开王氏兄弟的倾力相助，以至于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论调。
出镇荆州的王敦在征讨华轶、杜弢、王机、杜曾的过程中履立军功，为建康的上游营造了一个稳定而又兵强马壮的强藩。然而王敦自恃有功，逐渐尾大不掉，加之荆州是东晋最为强势的武装集团，不安的司马睿开始在统治核心中分化王氏兄弟的权力。
永昌元年，自觉受到威胁的王敦在荆州起兵，顺江而下。两个月后，荆州大军攻占建康门户石头城，司马睿仓皇出逃。在王导的极力反对下，王敦劫掠了建康以后退回了荆州。经此一役，司马睿虽然保住帝位，但是颜面尽失，忧愤而亡。尝过陈兵国都的甜头之后，王敦更是不把即位的晋明帝放在眼中，荆州政令人事悉从己出。面对咄咄逼人的王敦，晋明帝决定先发制人，以司徒王导为主帅，以陶侃为辅，水路大军其发荆州。此时的王敦身患重症，不久后就在绝望中死去，一代权臣最终落了个掘墓枭首的结局。
三定江南，再造社稷——陶侃
王敦的迅速败亡，离不开陶侃的指挥得当，而作为沉浮宦海多年的名将，陶侃多年来起起落落却不忘初心。早在陶侃第一次参与平定荆州张昌之乱时，荆州刺史刘弘就曾对他赞赏有加：“我以前曾在羊祜军前效力，他对我说日后要接替他坐镇荆州，而现在我要对你说同样的话。”而陶侃也不负重托，一再击败张昌叛军，直至竟陵一战彻底扫平流寇，还荆州以安宁。
陶侃的才华也受到了东晋权臣王敦的赏识，在王敦的举荐下，陶侃升任荆州刺史，实现了刘弘对他的期望。随着在征讨杜弢过程中屡立战功，陶侃却遭受了昔日恩人王敦的妒忌，他利用手中的权柄将陶侃调任当时贫瘠偏僻的广州。陶侃坦然接受，为了免于安逸，不忘匡扶中原的重担，甚至每天要从屋内搬砖到屋外再从屋外搬到屋内，这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最有名的搬砖行为了。
陶侃搬砖
永昌元年，王敦起兵，陶侃奉命从广州勤王，二定江南，平乱之后陶侃也升任都督荆、雍、益、梁诸军事，第二次出镇荆州。陶侃治理荆州用法也懂法外之意，他痛恨部下饮酒误事，因此下令公职人员严禁饮酒，一经发现，没收酒具不说还需施以鞭责。他对任何礼物的来源追根究底，如果是自己劳动所得，再小也会欣然收下，然后以三倍价值的礼物回赠，如果是不正当所得，即使再大也会断然拒绝，并对送礼的人的加以严厉的斥责。荆州在他治下，四野宾服，生产为之一振。
咸和年间，苏峻、祖约谋反，攻陷了国都建康，陶侃初时由于和执政的庾亮有隙，并不愿出兵，最终还是因为温峤的劝说，星夜兼程，起兵东进，先后斩杀苏峻、苏逸兄弟，三定江南。
陶侃治军严明，勤于职守，三定江南，两次出镇荆州，在东晋初年混乱的局势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刘弘给了司马家一个稳定的荆州，而陶侃则在荆州强军的基础上给了朝廷安全的保障。
天下布武为的是行废立之事——桓温
桓温的发迹源自驸马都尉的身份，而最终得益于和执政庾翼的私交，庾翼死后，桓温接替他出镇荆州。从此兵强马壮的荆州成了桓温积累军功的最强助力，桓温为自己的首战选择了最合适的对手，当时的成汉势弱，准确把握到了这一战机的他，不顾幕僚的反对，在没有朝廷核准的情况下率军入蜀。蜀道艰难，寻常进军没有个把月断然走不完，桓温深信兵贵神速，索性只带了三天口粮，就地取食。显然背水一战的效果惊人，三军用命，成汉很快就被平定。
桓温伐蜀
平定了巴蜀的桓温很快将眼光转向了北方，他多次北伐中原，连战连捷，进逼两京，修缮皇室陵寝，灞上百姓甚至激动的感慨：“不想还能看到王师。”然而桓温北伐的本意并不是光复中原，只是为了积累政治资本，为了避免过多消耗荆州军的力量，他每次见好就收，对于收复的地方也是象征性的留守，再次沦陷也是旦夕间的事情。
太和四年，桓温最后一次率军北伐前燕，虽然捷报频传，但是到了枋头后师老卒惰，又被燕军断了粮道，军心大乱以至在退兵的过程中伤亡惨重。桓温想借这次北伐立威天下，再行司马代魏故事的企图遭到了当头一棒。为了重建威望，桓温动了废立的念头，他鼓动皇太后另立会稽王为帝，是为简文帝。
桓温三次北伐
桓温行废立之事，杀当朝大臣，气焰逼人以至于简文帝终日忧心忡忡，最终在抑郁中死去。然而懦弱如他，也没有最终满足桓温的野心，既没有禅位与他也没有让他总摄国政，执着于权力的桓温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也没有放弃加九锡的野心，谢安知道他不久于人世，故意拖延，一代强藩最终带着对于权位的留恋死去。
名将之后，窃国大盗——桓玄
桓温死后，其亲族受到猜忌，并不被朝廷重用。少时的桓玄作为桓温的幼子只能身居闲职，志气难抒。也因此他经常登高俯瞰太湖，感慨命运：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不久之后，就以布衣身回到了江陵。
在此后王恭、殷仲堪为代表的荆州军团与执政的司马道子产生了矛盾，而桓玄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利用双方的相互猜疑往上爬，最终实现了儿为五湖长的承诺，登上了都督荆、江、司、雍等八州诸军事的高位。此时的桓玄已经不再满足于一方诸侯，而是将目标放到了建康的帝位之上。
公元402年，东晋朝廷先发制人，以司马元显为主帅，刘牢之为前锋讨伐桓玄。桓玄自感荆州兵精粮足，司马元显乳臭小儿，选择争锋相对，顺江而下，直逼建康而来。果不其然，刘牢之临阵倒戈，彻底打散了中央军的抵抗力量，进入建康以后，桓玄总揽朝纲，大开杀戒，朝中大臣、北府旧将多遭毒手。
第二年，桓玄唯一信赖的哥哥桓伟病死，桓玄深感孤危，加快了篡权的进程，其父桓温终其一生都没获得的九锡，桓玄轻易就实现了。在一番虚伪的劝进与谦让之后，桓玄终于在当年的十二月登上了帝位。登基的时候，桓玄惊人的体重竟然坐塌了御座，其党羽殷仲文竟然阿谀奉承道：“圣德深厚，以致大地不能承载。”如此欺世盗名，其政权的覆灭也是显而易见的。不久之后，刘裕、刘毅等将领在京口起兵，即使荆州兵强也架不住军心涣散，桓玄军队虽然数倍于刘裕，但还是一战即溃，最终自己也为乱军斩杀，首级被挂在建康的朱雀桥上示众，桓玄的窃国之举虽然未能断了司马家的天下，但他间接促成了刘裕的崛起，说东晋之亡源自于桓玄之乱实不为过。
刘弘、王敦、陶侃、桓温、桓玄这五张脸谱，刻画了魏晋时期天下大乱，荆州从文化净土演变成战略要冲的过程，刘弘、陶侃平定荆楚，奠定了荆州的政治军事地位，王敦以荆州为强援开启了东晋一朝楚中强藩顺江而下，陈兵国都的嚣张历史，桓温以江陵为基地，天下布武本可以成就中兴晋朝的千古美誉，却着眼于人望和利权，最终导致北伐功亏一篑，至于桓玄有着父亲打下的基础，如果借着东晋病入膏肓之际，革新政局，励精图治，也许就没后来刘裕什么事了，可惜他却朝令夕改，追求享乐，以致身首异处，成就了别家天下。
然而无论是谁，都印证了一句话，荆州安，则天下安，荆州乱，则天下动荡，终晋一朝，地方大员人才辈出的唯有荆州，前有羊祜、杜预、刘弘，后有王敦、陶侃、桓温、桓玄，无论英雄还是枭雄，无论名将还是权臣，都在荆州这个舞台上上演着一出出看似相似却又不同的历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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