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公的春天的故事，讓深圳從邊陲漁村成為國際花園城市，並且成為國內名符其實的一線城市。北上廣深，高大上的標誌。深圳，創造了無數的財富，也創造了無數的奇蹟。
典型的，如騰訊。騰訊成功於深圳。微信成為了我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交流用微信，支付用微信，資訊的獲取用微信。現在，如果沒有了微信，我們將會怎樣？
還有華為。還有康佳，還有萬科，還有華僑城，……
深圳，是移民城市。每臨節日，深圳人見面都會問“過節回老家嗎？”平日裡第一次見面，也會問“你是哪裡的人？”，如果同省，那就是老鄉了。來自五湖四海，天南地北，所以，為便於溝通，深圳官方和民間語言，是普遍話。
從表面來看，主宰這個城市的，不是滿口白話（粵語）的廣東本地人。外來人，創造了深圳的奇蹟，深圳也成就了他們。
坊間傳說：不來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小；不來深圳，不知道自己的錢少。深圳，就是財富的象徵。
然而，深圳的富豪群體是原住民。改革開放，最受益的是原住民。土著就是土豪啊。但由於嶺南文化的低調務實，原住民富有，但不張揚。所以，這樣的富豪群體不顯山不露水，外界關注的並不多。或許，夏天大街上穿著拖鞋、大褲衩的人，身家會有幾億、幾十億。這樣的隱形富豪，很多很多。
他們得益於地利。當然，也佔天時。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天時，就不會有地利。
對於深圳來說，地利，就是土地帶來的利益。對於原住民來說，地利一方面體現在徵遷賠償，這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土地的開發，是一種持續的穩定的巨大的收益，伴隨著深圳的發展成就而增長。
深圳成為特區後，全國各地的形形色色的人，湧入到了深圳，有了人，就有了一切，就有了與人生活有關的需求。首先，需要住。來了深圳，不可能住大街上啊。於是，原住民的房子，多餘的就可以出租。來的人太多，租房需求太大，於是原住民看到了財富機會。在宅基地上蓋起樓房，甚至在耕地上蓋起樓房，租給外來人。深圳小產權房（農民房）之多，全國聞名。
著名的白石洲城中村（圖片源於網絡）
在深圳從事城市規劃工作的一名研究人士指出，深圳城中村的發展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是城中村出租屋建設的萌芽階段；90年代至2004年是瘋狂建設年代；而2004年後政府查違，城中村建設基本定容。
凡是來深圳淘金的或創業的，基本都有租房經歷，或可以說租農民房經歷。大部分的房東不止一棟樓房在出租。為了讓土地發揮最大效益，農民房蓋得很密集，樓與樓之間有的僅有1-2米的距離，對面的陽臺幾乎快捱上了，所以也叫“握手樓”。
農民樓握手樓（城市君001攝於2014年）
2015年被媒體廣泛宣傳的8 5後雷蒙，是深圳龍崗區愛聯村的原住民，父母打工有了一定積蓄後，回村裡蓋樓出租。滾動發展，及至後來有三棟樓在出租。2014年，因為城市改造，雷蒙家裡的三棟房子被拆除，又拿到了一筆豐厚的賠償款。
家華是深圳南山區新塘村村民，在白石洲擁有1棟超過1000平方米的出租屋，以4.2萬的市場單價計算，對應的價值將近5000萬元。而在2001年時，這棟出租屋的建造成本約為40萬元，即使撇除這些年賺取的租金不計算，浮盈也高達124倍。
近兩年白石洲舊改，通知拆遷時都是按棟，不足一棟的算散戶。
食租階層意氣風發，在深圳這個外來人靠打拼、靠奮鬥的城市，原住民很閒適。用家華的話來說，“包租婆（公）們有租收的時候查查電錶水錶，沒租收的時候打打麻將。”所以，白石洲舊改賠償方案大部分人選擇了物業補償，而放棄了貨幣補償。
不可否認的是，深圳的小產權房，在公租房缺位的情況下，成為正規商品房的重要補充，解決了深漂的居住問題。因此，也是被政府默認的。這兩年出臺的機構可以運營農民樓為長租公寓，解決農民樓安全問題、環境問題、規範問題，使小產權房向合法邁出了重要一步。深圳的小產權房，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歷史遺留問題。這也成就了原住民。
深圳發展至今，寸土寸金，那些擁有土地資源的原住民或村委會，因而也成為了城市發展的最大受益者。小編因為某種機緣，接觸到深圳某村長的弟弟。他家族不止一座五星級酒店。以前土地管理不嚴格時，圈塊地轉成建設用地，很容易。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城市越來越富有，會集中體現在土地的價值上。而那些擁有土地資源的原住民，也會越來越富有。雖然沒有顯赫的企業，沒有顯赫的傳奇故事，但他們的財富會隨著別人的努力而不斷增長。不少人的工作生活就是收收租金，打打麻將，喝喝茶。大業主租金僱人收，僱人維護，偶爾到物業處轉轉。食租階層逍遙自在，離經濟壓力很遠。
儘管不勞而獲靠土地暴富，與努力工作創造財富的主流價值觀有所偏離，但無人能否認其正當性，這就是城市化發展的紅利，土地及房產增值，讓普遍老百姓的資產增值，並有了不菲的財產性收入。
如果善於經營，把握住深圳快速發展帶來的各種機會，可以擁有不錯的家族企業。
那麼，做為國家級新區的雄安，其原住民還有這樣的機遇嗎？
因為雄安起點與深圳不同。深圳是國家給政策，憑市場的力量，自由生長。雄安是國家給政策，也給規劃。尤其是，把每片土地規劃清楚再建設。再加上提前管控，原住民基本沒有了深圳那樣的地利機遇。雄安從頂層制度設計上就杜絕了野蠻生長。
同樣是租購併舉的房產機制（深圳租的比例一直很大），深圳租的是農民樓，雄安將是公租房。房地產市場化的近30年來，公租房缺位的情況，雄安將徹底轉變。這也就擠壓了老百姓個人房產出租的收益。當然，近兩年容城縣城房租暴漲是特例，這也映照了深圳農民樓的發展邏輯：房租暴漲，蓋樓出租，這就是原住民發家的邏輯。
雖然雄安杜絕了農民蓋樓出租的機會，但雄安原住民房子多的，仍是潛在的巨大資本。70%的藍綠空間，不到處是高樓大廈，決定了房子在雄安是緊俏品。住公租房是有條件的，私房出租仍有巨大的市場空間。也許，那些能夠存留下來的關停的工廠樓房，會華麗麗地變身成深圳那樣的出租樓，也會出現不少的包租婆（公）。以前做鞋、做衣服、做玩具，掙的是起早貪黑的辛苦錢，未來掙的就是來雄安淘金的那些人的起早貪黑的辛苦錢，立刻在食物鏈上了一個階層。關鍵的關鍵，是手中有沒有樓和房子。據調查，雄安原住民大部分樂意要貨幣安置，不喜歡物業補償。這也是雄安原住民與深圳原住民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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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
同時，雄安原住民也會擁有比其它農村更多的機會。長遠來說，是未來之城的福利待遇、高於北京的公共服務，以及人口大量增長帶來的人口紅利（如：多餘的房子可以用來出租，也可以從事服務業）。中期來說，是入股分紅收益。短期來說，是徵遷賠償以及安置。
單說安置，值得期待。新區常務副主任劉寶玲，說到安置時，“我要是新區的老百姓，我看完以後，我得蹦到房上去 ”。說的是與過去相比，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比如生活條件、衛生條件、交通條件、醫療條件等等。
會不會經營，也會讓原住民產生很大的差異。面對疏解過來的北京人口，以及導入的產業人口，人口增多，各種需求也會增多，生意機會也會隨之而來。
話說回來，深圳雖然原住民獲得感多多。但深圳城市本身卻不斷經歷陣痛。深圳由於剛開始建設時，並沒有向雄安這樣細緻地進行規劃，城中村諸多，農民房諸多，小產權房成為了深圳的一大特色。有這樣一種說法，如果沒有住過農民房，就不算來到過深圳。城市發展到今天，剛剛過了30-40年，就又面臨著城市改造的艱鉅任務，付出的機會成本、財力成本不可謂不大。
深圳東西方向的三條大道，即濱海大道、深南大道、北環大道，是門面，是形象，兩側基本都是高大上的建築，不是寫字樓就是高檔公寓，著名的地王大廈（高420米共81層）、招行大廈、東海公寓、市委大院、世界之窗世界廣場、錦、錦繡中華主題公園，等等，就矗立在深南大道旁。而其它地方，有大片大片的城中村，治理環境差、衛生條件差，居住體驗差，現在這樣的地方大大存在。原住民不會住在這裡的，住的都是深漂。
建成後的雄安新區，便不會有這樣的失衡。統籌規劃，綜合治理，平衡發展。雄安新區的設立，就是為了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實現京津冀的協同發展。既然是為了平衡，為了協同，首先自身的建設需要平衡發展，有質量的發展。平衡包括許多方面，如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現實汙染與可持續發展方面，涉黑涉惡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方面，等等。
美國前財長曾經說過：環境汙染、貧富差距、腐敗，是考驗中國執政黨的三大課題。也許，這三大課題，會在雄安新區得到有效解決。或許，這也是雄安作為未來城市樣板的核心要素。
轉自京津雄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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