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在瘋狂刷屏後，“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的文章，開始被質疑。文章是不是軟文其實並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文章對“技術改變命運”的集中描述，確實有把教育改革簡單化的誤導。
要是直播就能夠改變教育和人生，CCTV早這麼幹了。
2015年，我在杭州也見到過類似項目，那個公司的位置在如今螞蟻金服Z空間邊上的西溪首座。當時帶我去的老王和對方負責人以前是同事，去之前說，帶你去見見150億規模的公司。
見了之後，確實是大公司，租了大概一層，只有不到10個人在上班，負責人說正在招人，帶著我們看了產品，也無非是智能電視、智能wifi和智能投影。負責人說，他們未來專做雅思、託福等高ARPU人群，不然這錢賺不回來。
你看，教育從來都脫不開“錢”的事兒。
冰點的文章裡提到，祿勸縣的年財政收入為6.1億元，但縣裡、市裡都注資教育，使得全縣教育支出反超財政總收入3.5億元。
這種力度的教育投入，可不是任何一個領導都敢隨便拍板的事情。教育不是高山白蓮，投入如果看不到真金白銀的回報，沒那麼多慈善行為，冰點的文章裡很隱晦的寫了：“生源回來了，跟著學生出去的家長也回來了，整個縣城又有了人氣”、“房價都漲了。”
雖然不知道是誰拍板讓祿勸縣在教育上做這麼大的投入，但很明顯，這個拍板拍的挺成功，拍板的人很可能為此能口碑政績雙豐收。
猜測祿勸縣的官員利用了教育改革有點陰謀論，不過教育一直都是很容易被利用的工具也是事實。
2017年7月中國之聲曾報道，西安多所高校的數百名大學生參加的，由“陝西愛心支教聯盟”組織的支教活動，實際是一場騙局。這些大學生在到達支教地點後才發現，主辦方不僅沒有相關資質，還開起收費性質的輔導班。
教育產業化之父湯敏，當年回國提出“高校擴招”的建議，一個重要基礎就是他和夫人左小蕾發現，中國人對教育價格的敏感度是很低的。從某種方面看，教育是比住房還剛需的剛需。
今年七月一則新聞報道，一位80後上海媽媽為今年9月即將上小學一年級的孩子列了個學期清單，暑假開銷加課外學習的開銷達到32萬元，除了各種學習用品、家居用品和夏令營以外，還有總計20個課外興趣班。
這其實不算過分，老早就有報道，說北京的小學生家長，單單在奧數上的投入，少的一年也是三五萬，多的20萬都是正常。
《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顯示，中國家庭非常捨得在教育上花錢，教育支出佔家庭年支出的比例達到50%以上，而且調查問卷中，51.24%的家長認為孩子的教育消費比家庭其他消費更重要。
中國家庭在教育投入的上升，跟中產崛起密不可分。不過，新崛起的中產階層對教育的焦慮是雙重的，既有向上靠近的慾望，也有階層滑落的擔憂，這反而讓城市的教育平權改革在捆綁和拉扯中進展緩慢。
在這一點上最典型的莫過於北京。
過去幾年，每到週四，北京教委開放信訪的時候，爭取非京籍高考權利的家長們會如約到市委反映情況，而在百度國安貼吧這樣的論壇上，反對異地高考的京籍家長則把這群人稱為“異鬧”，論壇上呼籲“赴教委抵制異鬧”也是日常。雙方在網絡上唇槍舌箭你來我往，口水仗幾乎每隔一段時間都有一個小高潮。2012年10月甚至在教委門口爆發了正面的肢體衝突。
兩撥人爭的頭破血流，教育部門的表態只能是曖昧和含糊。2012年3月，教育部副部長魯昕表示：面對兩個利益主體，教育部的原則是，第一要保證既得利益，第二處理好增長利益。第二天，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又出面表示，年內教育部將就異地高考問題出臺指導意見，十個月內各地區將具體出臺實施辦法。
但至今，異地高考仍然是個找不到線頭的難題。
回到農村教育平權上，這些年，國家在農村教育改革上並不是沒有下功夫，但經常事與願違，改來改去就背離了初衷。
2001年，國務院出臺一份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調整農村義務教育學校佈局”，表示要“按照小學就近入學、初中相對集中、優化教育資源配置的原則，合理規劃和調整學校佈局。”
這個政策在教育界被簡稱為“佈局調整”，初衷無疑是好的，農村不少村辦學校不管是師資力量還是硬件都比較差，幾個老師，幾間危房，十幾個學生，就能開課授業，農村孩子在教育的起跑線上顯然是落後的。
但落後至少也是有起跑線的，“佈局調整”落實到各地，卻是把一些孩子的起跑線直接給撤沒了。政策的初衷是希望把有限的教育資源集中，關掉條件不好的村辦學校，讓學生就近鎮上或縣城條件較好的學校上學，但一些村落距離上學的鎮子或縣城有幾十裡地，條件不好的家庭因為要平添一筆寄宿費，只好讓孩子輟學。
2012年教育高峰論壇曾公佈一組數據：我國小學輟學率在1990年到2000年間大幅下降，但2007年之後，小學輟學率突然大幅度回升，08年不到6%，09年之後接連幾年都接近9%。這意味著全國小學輟學率倒退到了2000年以前的水平。
沒輟學的孩子也過得不好。《中國青年報》前幾年報道“佈局調整”政策時，把各地對這個政策的斷章取義，跟幾起鄉鎮發生校車事故聯繫起來，認為一些地區在調整農村中小學佈局時，把撤併當成了唯一目的，對實施條件棄之不顧，是鄉鎮校車不得不超載，繼而一再釀成悲劇的根本原因。
除了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問題，“佈局調整”政策最值得關注的是對學生教育水平的提高到底有沒有真實的幫助。
《底層少年與教育公正：改革背後的機會困境》一文中的主角，15歲的雲鄉最偏遠村落的蜈村楊光，因為“就近入學”原則，換了3所學校，前兩所學校被撤的原因都是“農村學校佈局調整”。多次所謂“就近入學”的學習經歷使楊光很難跟上不同學校老師們的教學進度，也很難迅速適應不斷變換了的教學風格。楊光逐漸從老師眼中“好學生”變成了“差學生”，幾乎沒有可能考上普通高中。
佈局調整政策雖然是2001年才有正式文件公佈，實際上從97年就有試點開始，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10年間，全國農村小學數量減少一半多，平均每天減少64所。落地力度驚人。
這個政策被各地強力執行，一方面是因為能幫農村基層政府“甩包袱”。94年分稅制改革，01年農村稅費改革，05年取消農業稅——在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沒有健全、許多農村教育已經陷入無米之炊的情況下，佈局調整政策幾乎是瞌睡送來的枕頭。
另一動力，則是像祿勸縣一樣，“有了生源，房價都漲了”。
總的來說，在教育資源整體稀缺的情況下，爭奪教育資源，或為爭奪教育資源而被異化的故事一定會層出不窮，教育平權不可能靠幾塊屏幕實現。
在《屏幕》一文刷屏後，有文章指出了刷屏文沒有寫的一些事實：上直播課的孩子們本身是精挑細選出的尖子生，而全國其他上直播課的地方，大部分沒有像祿勸縣一樣出現奇蹟。
技術在改善教育不公可能有一些作用，但千萬別把改善的希望都寄託到技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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