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士女遇合”傳奇，到了晚清算是曲終人散歷史頭條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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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妓女從來都是知識分子自我歷程的一部分。她們身處禮法的化外之境，為那些肩負民族興亡、黍離之思和君父之恩的文人，營造出一方別樣的文化、情感空間。聲色犬馬的平康巷裡，文人們輕財結客，飲酒任俠，表面看似自我麻痺、龜縮不前，但實際上，也孕育著對個體生命、價值的重思與再建。以往風花雪月的故事總與易代承平的主題互通聲氣，但是晚清以來另一種新的母題逐漸浮現，即“現代城市與妓女”的關係。浪漫的“士女遇合”傳奇，到了晚清算是曲終人散。

《花樣一新》。石版畫。圖中前來赴宴的名妓都穿著不同花樣的服裝。（《點石齋畫報》，寅集，[1888]:18）

妖嬈的罪衍，負面的現代

文 | 季進、餘夏雲

*原載《讀書》2011年1期，

轉載自讀書雜誌（ID：dushu_magazine）

海外學術界對上海妓女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一座“浮城”，若干“尤物”，成為學者測繪一時一地情色想象的最佳途徑。一九九七年，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和賀蕭（Gail Hershatter）兩位的研究大作，開始擺脫以往道德批判的束縛。安克強的《上海妓女：十九至二十世紀中國的賣淫和性》站在社會史和思想史的交叉路口，以現實主義的目光，寫出了百年上海青樓妓業的更迭，明確了娼妓性質不斷“商業化”和“情慾化”的進程，既刻寫了一個利潤豐厚的市場，也複製了一種不平等的性別關係。賀蕭的《危險的愉況》則反思這些“下屬群體”（subaltern）的發言權，探查二十世紀“娼妓”問題與民族、政治、商業、性別及情感文化的相互扭結與彼此徵用的關係。儘管賀蕭承認妓女並非完全沉默無語，但真正的話語權仍掌握在官方和知識分子手中。她們被記憶、被塑造、被講述，從而變為符號，變成隱喻和“知識”。換句話說，作者清楚地意識到，這部史學著作是關於“想象的想象”。可是，弔詭的是，作者的想象不是削弱，而是強化了前一想象中某些力圖彰顯的面向，例如，女性是被壓抑的。

（法）安克強著，袁燮銘譯：《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但“封建社會盡是祥林嫂嗎”？高彥頤（Dorothy Ko）在《閨塾師：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文化》中的這一詰問，讓我們注意到了“五四”史觀之外，女性形象多姿多彩，表情達意誠具能動效益（agency）和主體性（subjectivity）的“被壓抑”的面貌。明清易代之際的江南閨秀，雖不能改寫框定於她們的閫道規制，卻也在其中覓得一個另類的文化生存空間，並由此獲得人生的意義、安慰和尊嚴。雖說在整個女性世界中她們只是處在社會夾縫中的少數，但是，有一點可以斷言，即過去那種將女性一概視為父權犧牲品的論述方式，如今已成明日黃花。這樣的理路，得到了愈來愈多的學術支撐，其中尤以女性學者的論述為主，比如曼素恩（Susan Mann）的《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胡曉真的《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都是如此。德國學者葉凱蒂（Catherine Vance Yeh）的《上海情愛——妓女、文人與娛樂文化，一八五〇——一九一〇》通過對上海妓女某個時段的研究，再次顯示了上述理路。葉凱蒂稽查當時勃然興起的大眾消費文化與頭牌娼妓的互惠、互利關係，重新賦予了這些社會邪流（social evil）以光彩照人的一面。她們不僅在勾欄世界裡左右逢源、精打細算地操持著自己的情色生意，更在公共領域呼風喚雨，引領一時潮流，儼然成了亂世裡推倡公共關係與私人狂想的行家裡手。其極致處，在在形塑了一種如“惡之花”般璀璨、頹廢的娛樂美學。

城市景觀和流行時尚

過去對上海大眾文化的觀察，大多從文化制度和工業資本的角度導入，但近來的研究卻越來越傾向於從日常生活以及知識精英以外的社會群體和個人入手，主張“現代性”的多角度、多方位併發，甚至，顛覆了之前文學史、文化史所宣稱的“自上而下”式的傳播模式，而改從“下層社會”進行探查，這也避免了將“大眾文化”變成另一種“精英現象”。比如，在針對周慕橋畫作《視遠惟明》的討論中，李歐梵曾敏銳地指出，望遠鏡作為一種西式科技，它的出現卻完全與科學無涉，只是公眾娛樂生活的一部分，三位盛裝的妓女，成了它的有力詮釋者和展示人。也許，歷史的奇幻之處正在於此，往往是這些並不受歡迎的個體和流派，承載了一種必然的“歷史不安”，並借用娛樂和消閒的方式，釋緩了這種焦躁，達成一種“紓解性的詩學”。林培瑞（Perry Link）在《鴛鴦蝴蝶派》一書中就認為，以“消閒”著稱的“鴛鴦蝴蝶派文學”提供了一種“疏解”（deviation）現代性焦慮和緊張的文化功能。

周慕橋石板畫《視遠惟明》，19世紀90年代刊於《飛影閣畫報》，畫中一位上海妓女好奇地用望遠鏡眺望遠方，欣賞混合了各種文化的城市風景，此圖選自吳友如編撰《吳友如畫寶》（來源：東方早報）

葉凱蒂筆下的清末妓女，正是這樣一類人物。她們大膽地表演西式服裝，以顛覆傳統性別界限的方式著男服，乘馬車，出現在人流混雜的茶樓、戲院和公園。她們服色誇張而大膽，妝面出人意表、標新立異，而且出行裝備也堪稱奢華，不僅有裝飾一新的敞篷馬車，還有一位同樣時髦光鮮的馬伕。這種種行為，不僅是同行競爭的需要，更是一種必要的“自我標榜”（self-fashioning）。統統頻頻地在大眾面前曝光，她們展示了自己獨特的魅力，並由此達到招攬潛在顧客的最終目的。這些新式服裝，不僅改善了她們的外在形象，為其增“色”添“奇”，更重要的是，它還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身體語言和行為姿態，見證了一座城市的慾望，提供了一種全新價值標準：不但混亂了內、外界線，打破了男、女區隔，就連牽涉民族意識形態在內的華、洋之別，亦由此變得模糊不清。她們在公眾場合拋頭露面，成為一道亮麗的文化景觀。“城市指南”和“都市畫報”以此為素材，向各方遊客廣而告之。她們所穿的種種服裝款式，也成為一般女性效尤的對象，屢屢牽動時尚潮流。可以說，歷史上“靚裝倩服效妓家”的風潮，莫此為甚，亦莫此為廣。除了服裝，包含在這效仿風潮中的內容，還有妓女所採用的傢俱，以及她們為拓展業務而進行的攝影活動。前者提供了組織現代家庭結構所需求的物質要素，包括西洋照明器具的引入和時鐘的使用所帶來的新的起居規範和時間模式，而後者則牽出技術更新、商業利潤以及“文明”的新意象——“明星”等等諸多內涵。

葉凱蒂有意將上海妓女塑造成頗具商業意識的“獨立職人”（independent professionals），聲言其如何懂得借用各種渠道、手段來包裝、宣傳、經營和鞏固自己的業務，左右逢源，八面玲瓏。可是，這些近乎“溢美”的表達，是否有誇飾的成分呢？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這些時尚行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出自她們的主觀意願，而非被動防禦？葉凱蒂多次使用了“誇示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概念。這個概念在社會學家維布倫（Thorstein Veblen）筆下，是與社會結構或階級實踐相掛鉤的，其功能不只是提供感官享受，而是為了阻止社會的流動，鞏固上層精英的既得利益和文化地位。卜正民（Timothy Brook）《縱樂的困惑》一書討論明代時尚時就指出，時尚並不是一個公開、普泛的進程，它隨時變化座標，目的就是為了讓那些企圖進入上流社會的一般民眾，在接近現行標準時遭受挫折。換言之，時尚成了一種必要的捍衛機制，它是針對“社會仿效”的防禦策略。回過頭來看上海妓女，根據安克強的提示，整個二十世紀的風月場，“野雞”團體不斷壯大，長三、書寓、麼二等相對高等的妓女不免受到衝擊。除了自降身價，我們大有理由認為，其處心積慮地製造流行時尚，目的就是為了與其他的妓女更好地競爭，並循此表明自己的“崇高”地位。如此一來，海上名妓胡寶玉移樽就教，向“鹹水妹”學習西式髮型和裝扮，乃至語言和傢俱擺設，其意圖就昭然若揭。此其一。

其二，對這種追風逐浪式的“社會效仿”，上海妓女起了多大的帶動作用？或者，換一種提法，還有沒有其他的社會因素，推動這種奢華時尚的到來？回顧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至少有三種要素值得注意。一是女學堂的大量湧現，二是不纏足運動的風起雲湧，三是女性務工人員隨經濟發展而日益壯大。這些走出閨閣的新女性，特別是女學生，她們該如何著裝，成了一個首當其衝的問題。許多女學生無處效仿，只得紛紛效法妓女，以至於出現妓我不分的現象，被時論譏為“服妖”。有鑑於此，社會各界從一九〇六年起開始糾正時弊，討論女學生的服制問題。由此可以看出，妓女帶動時尚風潮，仍有待社會變革之助力。如果沒有整個社會秩序和風氣的移易，恐怕妓女的這般誇張舉動，仍不過譁眾取寵而已。而且，這種流行時尚中仍可能包含著疼痛感。名妓林黛玉開了畫濃眉風氣，葉凱蒂認為這可能是得益於她曾從事戲劇表演，但賀蕭的討論卻指明，這與她得過性病有關。因為梅毒，她臉上落了疤，眉毛也脫了，為了遮醜，她不得不化濃妝來掩飾。可見，時尚潮流背後也包含有被動、負面的信息。

最後，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通過日常生活進入中國的現代性，是否得到了最為有效的吸收，時尚行為的無害是否足以保證它的暢通無阻。曾佩琳就認為：“驚駭與誘惑是對文明的曲解，而不是它的本質，即進步。換句話說，穿著外國服飾拍照，無助於創作能促使中國變成強國的新女性，即達到西方文明標準的女性。”此外，社會輿論也對妓女的種種越軌行為頗多微詞，屢屢設置障礙。就服裝而言，就不允許妓女模仿女學生，堅持尊卑有別，夫人不得學婢女裝等等。通過這些方面，我們可以看出，儘管妓女們熱鬧地表演著“現代”，但其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來自傳統的文化意義和等級秩序，仍固執地盤旋於世人的頭腦中，既牽制著它的實踐者，也困束著它的對立面。如此一來，葉凱蒂筆下的晚清妓女真可謂是“光彩而悲慘”。

歡場制度與文化姻緣

晚清妓女之所以能在上海這個大洋場裡如魚得水，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因素是，這裡的妓院有著一套嚴苛的遊戲規則。小至叫局、出局，大到聘用、典押、賣絕，以至於逢年過節的宗教儀式，都有一整套的規章做法。這些規矩，看似無足輕重，卻可以使妓女之間相互區別、分出等級，同樣，也可以使那些企圖越矩行事的恩客乖乖就範。這些規制，提供了一個男女相對平等的文化場域，為現代式的情感事務和行事準則拉開了帷幕。張愛玲說，只有妓院這邊緣的角落裡，還有些許自由戀愛的機會，可以填補男子人生的一個重要空白，或許也有這個意思。我們以往對“現代性”的討論，往往放言其如何沖決羅網、藐視陳規，這裡，葉凱蒂卻使我們清楚地看到，“墨守成規”亦可別有洞天。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所謂：“狎邪意味忤逆成規。但最成功的狎邪小說，竟可來自對成規有模有樣的模仿。”正可與這現實中的情色習俗，對照而讀。這算是“現代性”的弔詭，卻也是理所當然的法則，傳統與現在不必斷然割裂，楊柳新翻照樣可成新曲。

20世紀上海是中國的時尚之都，1930年10月30日上海美亞織綢廠聘請多位中外女模特，在國內首創的“時裝秀”表演（來源：新浪圖片）

不過，還是應當看到，這種浪漫的“士女遇合”傳奇，到了晚清算是曲終人散。少了陳子龍柳如是的詩詞情緣，沒有侯方域李香君的革命加戀愛，更欠了冒闢疆董小宛的情愛纏綿，風流退場，商業接棒，露水姻緣的背面，盡是赤裸裸的金錢關係。所謂情色化的金錢遊戲，商業化的慾望徵逐，在男男女女的交易酬酢中顯露無遺。這些倌人清楚地懂得該如何將私情與生意相區分。她們承歡侍宴，與恩客逢場作戲，卻也暗中“吊膀子”、傍戲子、愛馬伕，把公與私的界限弄得涇渭分明。否則，她們將為此付出高昂的情感代價，在悽悽慘慘中悲憫身世多舛，憂思成疾。她們既是“倡優”（public woman），也是“公眾人物”（woman in public）。前者成其罵名，後者卻成了五四“新女性”的引子。其形象寓意之混雜、矛盾，由此可見一斑。

晚清上海妓院中，妓女陪客人打麻將（來源：澎湃新聞）

已經有學者指出，在漫長的十八世紀，至少長江下游地區的上層婦女間（也包括那些高級妓女），相互競爭的方式是詩文寫作。但這種文化風尚，到了十九世紀發生很大的變化，王韜不無悲觀地發現，在一百五十五個高級妓女中只有十七個人接受過“文學”方面的教育，而其他人看來僅具有一些膚淺的中文寫作知識。為了彌補這種文學才華上的不足，同時也是為了增加自己的競爭籌碼，她們開始模仿《紅樓夢》，嘗試把上海這個開放的移民之城比做“大觀園”，而自己則是其中多情浪漫的少女。這種策略，當然是針對文人而開展的，官、商雖然是另兩類比較重要的顧客來源，但比起文人，他們似乎更願意尋求刺激與舒適。他們是來觀看和享受這場表演的，但文人卻直接加入其中。他們精熟紅樓，懂得該如何扮演好自己的對應角色。在這場遊戲中，他們各懷“鬼胎”，卻也一拍即合。男的是為了舒遣內心深處由來已久的文化失落之感，來此尋花問柳；女的則希望藉此提高身價，以角色的能量來掌控她面前的客人。有人說小說搬演現實，這裡分明是現實模仿小說。雖然視之離奇，卻又入情入理。現實主義的文學，之所以會屢遭苛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實踐者每每將現實與虛構世界、原則相混淆，並承擔了過多的道德責任。我們無需諱言小說的政治功用，卻也不必將之上綱到文學制度的層面加以施行。葉凱蒂的文化觀察，大抵也算是一個有力的輔證。

《紅樓夢》之所以能在風月世界裡風靡一時，自然與它言“夢”、談“空”、說“命”的內裡息息相關。士女遇合，相知相守，最終卻又註定天各一方。歡樂轉頭成空，一切有如夢幻泡影。所謂“繁華如夢”正是如此。不過即便如是，還是有很多人願意領受這其間的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反正春夢過後一切又還歸正常。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上海妓女對《紅樓夢》的投入，還包含著對《西廂記》、《牡丹亭》的拒斥。這些“晚明”情教的產物，剖白了人心欲孽，因而直見人“性”，不如《紅樓夢》來得含“情”脈脈、浪漫動人。所以，《紅樓夢》戰勝了《西廂記》、《牡丹亭》，成了妓業的聖經寶典，它不僅有助於改善妓女形象（風月之中以情為先），更是提出了一種重要的情感理念，即愛不惟性，不惟革命，不惟政治，它是自我的愉悅與釋放。簡言之，愛是娛樂的一部分。妓女、文人與娛樂文化，於此融為一體。我們當然可以認為這也開啟了一代情感風氣（如“五四”之自由戀愛），也可以說是掀起了另一輪的性之壓抑，甚至也可以刁難它乖離了情感的崇高指向，不過，變數越多，越是說明晚清妓女對這才子佳人故事搬演的成功。

韓邦慶：《海上花列傳》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除了隱喻主題、情感向度，“紅樓夢影映青樓”的另一個原因，是上海的經濟發展。它催生了一種繁華景緻，把這彈丸之地，變得如大觀園般可圈可點。她的異國情調、她的遺世獨立，都使她成為最佳的幻想對象。而且，就在這現實的都市裡，確實還矗立著一座座莊園，提供了一切可能讓妓女表演、炫耀、招徠顧客，比如著名的張園、徐園、愚園、西園等等，不勝枚舉。就在張園中還矗立著一棟可以覽盡申城美景的高樓——“安塏第”。此係英文ArcadiaHall的中譯名，意為“世外桃源”，頗可與“大觀園”的寓意等量齊觀。熊月之先生的研究表明，它後來私園公用，受惠於上海獨特的社會結構和租界的縫隙效應，而一躍成為華人自由發表意見的最優公共場所。這一點更可以和大觀園裡無拘束的情感表達相參照。所以，對於遊慣了張園的上海妓女，會自然地將自己比做紅樓夢中人，應該不是空穴來風之事。

不過，說到底，妓女最多隻能算是紅樓故事的追隨者，紅樓熱潮的開創還當歸功於洋場才子。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中有座“一笠園”，擺明是“大觀園”的化身。學界歷來對這一部分評價不高，但王曉珏卻以為，一笠園與張園的並存，是作者徘徊現代與傳統的最好表現。晚清的上海租界，儘管是最早接受現代事物與價值的地方，但是，新舊之間所發生的，絕不是新的代替舊的，而是新舊價值的雜陳，傳統與現代並存、對峙、協商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只貫穿於文化界、文學界，也為商界的妓女“發揚光大”。這就是為什麼她們會屢屢變身為時代隱喻和文化象徵的關鍵。她們的多元、爛熟而又離奇，成為文人寫意託喻的最好選擇。

文人心態及媒體造像

妓女從來都是知識分子自我歷程的一部分。她們身處禮法的化外之境，為那些肩負民族興亡、黍離之思和君父之恩的文人，營造出一方別樣的文化、情感空間。聲色犬馬的平康巷裡，文人們輕財結客，飲酒任俠，表面看似自我麻痺、龜縮不前，但實際上，也孕育著對個體生命、價值的重思與再建。情色的“過度經濟”（economy of excess），自有其運作的動力與意涵。很多學者的研究早已指出這一點。以往風花雪月的故事總與易代承平的主題互通聲氣，但是晚清以來另一種新的母題逐漸浮現，即“現代城市與妓女”的關係。葉凱蒂認為，一般的研究總是將男與女對立起來，用看與被看的模式來考察，其實文人與妓女是“相互定義”的，這就有如城市與妓女的關係一樣。

高路茲（ElizabethGrosz）在《城市—身體》一文中指出，原來作為一個地域或都城成品（product）的個人，也會反過來具體改變這個城市的空間象徵。換言之，個人身體與城市空間，不是誰生產誰或誰反映誰的問題，而是他們彼此的相互定義（mutually defining）。評“花榜”和建“花冢”便是極好的例證。文人利用各種新式媒體（小報、畫報、城市指南）追捧妓女，將之作為新聞素材反覆書寫，舉凡其出遊、看戲、吃菜、相好，無不記錄在案，公之於眾；妓女也懂得適時製造話題，將自己的一舉一動通知報館，引來時人注目。這可以視為最早的明星文化濫觴。雙方各取所需，成名獲利不在話下。

石版畫《海上快樂圖：味蓴園打彈子》，名妓和客人在這裡當眾玩西式遊戲。味蓴園也稱“張園”，是上海第一個提供“現代”娛樂的公園，對所有人都免費開放，此圖選自“滬上游戲主”編撰的《海上游戲圖說》（來源：東方早報）

葉凱蒂在另一篇文章《晚清上海四個文人的生活方式》中曾經指出，沒有哪座城市會像上海這樣，是多重矛盾的組合體，既允許個人以最傳統的方式過活，也首肯其對現代生活方式的應用。王韜在不同時段內，採用了完全相異的手法來描寫妓女，可以視為這種轉變的有力體現。一八五三年的病中之作《海陬冶遊錄》，寫了一個身世坎坷的女子，被丈夫賣入妓院，受盡折磨；而一八八四年的《淞隱漫錄》裡，妓女已不再是任人擺佈的可憐蟲，她們獨立自主，敢於追求自我的幸福。這一正一反的形象，不僅反映出妓女形象的變遷，體現了城市生活的改變，更隱隱透露出文人對傳統身份遺失的焦慮與落寞。從護花人到知音，再到以後的商業包裝、彼此利用，文人與妓女將漸行漸遠，一方地位的提升與獨立，正預示著另一方的失勢與頹敗。特別是比照起晚明的豔跡，文人的這種挫敗之感更是歷久而彌深。傳統的風月故事，不再只是文化的資本，反而成為歷史的負擔。輝煌逝去，徒然留下歷史的惆悵、文化的鄉愁以及現實的無奈。王韜在政治家與變革家之外所扮演的文化角色，對於重新檢討士庶文化，恢復文人原有的血脈精髓和聲音色彩頗有意義。

與此相關的話題，是對晚清小報的觀察和城市地圖的出現。晚清小報數量之巨，不可小覷，它們的內容又無奇不有，令人歎為觀止。這些內容多是花邊掌故，話題腥羶，言辭誇誇，缺乏必要的真實性，歷來不為學界所重。近年才有學者從“社會—文化”的角度，重新審視這些被遺忘的小報，李楠就認為它們形塑了一種特定時空語境下的文學與文化形態，意義不容忽視。葉凱蒂更多地通過這些小報來發掘一時一地之文人心態，以及其在“公共空間”開拓方面的作用。比如李伯元在小報上“評花榜”，就意在嘲弄科舉，他誠邀讀者進行花魁的投票選舉，又是有意實踐西方“民主”之風。此外，更因小報的暢銷，造就了一套全新的時間規範。文人定時定點地完成編輯出版工作，讀者則在固定時間購買、閱讀。消閒娛樂與上班工作，判然有別。所以說，這些通俗小報表面上看似無關痛癢、遊戲人生，但其實質，亦有大的政治意見和見解包含當中，並且對現代文化的多元共生和公共領域的開拓均有推動、發凡之力。

上海·愛：名妓、知識分子和娛樂文化（1850-1910）

[美]葉凱蒂著楊可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11

《上海情愛》的最後一章探討了三本城市指南及其對上海的不同定義，這或許也可以視為一種媒體造像。這一部分似與妓女研究相去甚遠，不過，放在城市研究的視角下，依然有其意義。葛元煦一八七六年的作品《滬遊雜記》，作為上海最早的旅遊指南，將該地描繪成了一個沒有中心、沒有歷史的“主題公園”。他條列款項，細話上海的異國風情，以“百科全說”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一個無分夷我、集商業、娛樂、宗教、科技於一體的繁華之都。而一八八四年的《申江勝景圖》，則試圖勾勒一個“多族裔的社群”，有意將中國景緻處理成帶有歷史榮光的所在，如愚園、會館之類，而西洋景則為現代科技的代表，且對中國有啟蒙之功，它的經典形象是街燈、電線、鐵路，以及大型的商船等等。達爾溫特（Charles EwartDarwent）的《上海旅遊手冊》對娛樂避而不談，而是著力將上海打造成一個模範租界，為其“高貴和秩序”背書，它顯然只是將服務對象定位於西來上海或對上海有所向往的洋人身上。這三本指南，給出了這個城市三種不同的向度，也為此後上海城市的定位提供了各不相同的形象模本。無論這些定位是否準確可靠，甚至彼此衝突，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些不盡一致的形象定位，再次表明了“娛樂”之中亦大有“精神”。

綜觀《上海情愛》，葉凱蒂對視覺文本的精彩解讀，對大量文字材料的細密梳理，給我們帶來了深入而新穎的論述，提供了一個文化研究意義上的上海妓女、文人及城市現代性的綜合考察。她為我們細描了近代娛樂工業的勃興與傳統文化以及新式媒體之間的重要關聯，其意義自不待言。當然，此書名為“上海情愛”，但實為“上海租界之情戀”，對租界以外的上海世界，作者並未深挖，也未給予那些下等妓女足夠的關注。即使是對租界世界的妓女與文人問題的討論，也沒有將法租界、公共租界等區域再做細分。事實上，這些不同區域中的妓女生態、妓女政策、文人生活方式等都呈現出一定的差異。這或許是作者以後會再加論述的話題。

二〇一〇年秋，名古屋

［葉凱蒂（Catherine Vance Yeh），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 1850—1910. 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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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店2018讀者選書（入圍68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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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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