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導致中國進行了三十年的洋務運動以失敗告終。清朝被自己昔日的學生打敗，顏面掃地，被列強輕視。戊戌變法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爆發。外臨強敵，內有守舊勢力阻撓，註定這場變法不會風平浪靜。而變法者的盲動和莽撞，無疑加劇了政局變動。
戊戌變法最終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囚光緒帝於瀛臺而結束。慈禧很長時間被認為是扼殺變法的罪魁禍首。若說絕無改革誠意，聯繫後來庚子事變後，她積極推行清末新政，似不能將其歸為保守派一列。而且，戊戌變法時，光緒帝雖已親政，但慈禧仍以監督者的角色，大權在握。光緒啟動變法，很難想象沒有得到慈禧的默
許與同意。
事實上，即使在變法期間，光緒帝就曾12次前往頤和園向慈禧請安，並詢問軍國大計。而軍機處也會向慈禧上呈重要奏摺。據統計，在整個變法時段，軍機處一共向慈禧上呈共計462件奏摺，最多一天上呈了29件。
慈禧最終親手扼殺了這次變法不假，但也應從變法派自身找原因。
首先變法的主持者光緒帝施政經驗不足。空有一腔熱血，不願做亡國之君，但他自小長於深宮的經歷，性格不免優柔寡斷，且脾氣暴怒無常。
變法時，光緒帝雖已親政，大權仍在皇太后慈禧手中。這不免也透漏出慈禧對他不放心。也導致在變法前，光緒帝並沒有多少獨立的施政經歷。戊戌變法涉及政治、經濟、教育、軍事諸多方面，總共持續103天，光緒帝在這段時間發佈詔書多達100多次。
在新法的執行者—清朝官僚們還在猶豫彷徨時，詔書雪片一樣下達，很難不給人以皇帝心血來潮之感。變法的嚴肅性和系統性明顯不足。
現在看來，一場旨在富國強兵的變革運動，至少體制內要做思想工作，進行一些輿論準備。然後從最容易達成共識的地方著手，由易而難，層層推進。這才能保持推動改革所必須的政局穩定。而不應急於求成，任憑個人好惡，希圖短期即可除舊佈新，反而適得其反。
再看戊戌變法中的變法派。康有為作為變法的領軍人物，其弟康廣仁曾如此評價：“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聯繫康有為在變法中的表現，確實書生氣十足。
因鼓吹變法，康有為曾被邀去總理衙門談話。大臣榮祿問變法成功之道，康有為直接回答：殺幾個一品大員即可。
在變法過程中，康有為雖有儘量減少阻力的意識，卻抓不住重點，提出不少令保守派忌憚而於改革無益計劃。如“中日合幫”，康有為在《自編年譜》中記載：“(我當時)與日本使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定稿極詳，請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後可以大會於各省。”
變法期間，康有為還向光緒帝遞呈《請斷髮易服改元折》，即減掉被清朝視為統治象徵的辮子，將中國人穿了二百多年的長袍馬褂換成西裝革履，國號改為“中華”。
在變法經費不足的時候，他提出將西藏賣給英國。他的變法派同仁譚嗣同不僅同意康有為的想法，還提出將新疆賣給俄羅斯。
康有為等變法派的這些奇葩主張，無異是在變法環境本就不利的情況下，自掘墳墓。
也因為康有為等變法派本身的不“自重”，變法在一些實力派官員眼中就是一場鬧劇。戊戌變法向我們呈現出這樣一種歷史場景：年輕的皇帝和書生們在激情澎湃謀劃新政，而地方官員卻在冷眼旁觀、置身事外，靜等鬧劇收場，然後按部就班。
清末思想家嚴復在對變法運動失敗寄予同情的同時，有言曰康梁改革“上負其君，下累其友”“書生誤國，庸醫殺人”。可以說，變法中紙上談兵似的激進主張，最終突破慈禧太后的底線，引起了保守派的全面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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