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曾在宋明時期繁盛一時，不過在近代以後，則迅速敗落。
近年，也有學者指出，近代江西的迅速衰退，轉折點在於太平軍引發的長期戰亂，其次才是廣東貿易的轉向。
作為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江西是太平軍興期間受害最烈的省份之一。
當時，太平軍從廣西出發，然後沿貴州、湖南北上，之後經過洞庭湖入長江而東向一直打到南京。之後，清軍與太平軍反覆攻守，百姓受此荼毒，可謂慘不堪言。
由於江西處於太平軍與清軍來回拉鋸戰的核心區域，從1853年到1865年這13年間，太平口曾先後五次大規模進入江西。
尤其在1855年11月至1859年7月這4年時間裡，江西是石達開十萬軍隊與湘軍主力的激戰之區，太平軍在江西“焚殺擄掠無虛日”，以致很多地方出現十室九空、甚至城廂二三十日無人煙的慘狀。
太平軍在江西殺戮極慘，如咸豐五年（1855年），義寧州被攻陷，十萬餘百姓遭屠戮，血染數百里之修河，其中父子、兄弟、夫妻同時遇難者1100戶，被滅門者300餘戶。
而此州城及鄰近武寧縣，數年間一直限於被攻陷與收復之間，戰亂之荼毒，可想而知。
也有人說，長毛起兵初期軍紀嚴明甚至實行減稅，似此等劫掠為生、根本無所謂政權建設的流寇型政權，此語誠不知所謂也。
而且，長毛擄掠不限於財產食物等，更是直接擄掠壯丁，這也是導致江西人口劇減的重要原因之一，無他，一壯丁去、剩下的老弱婦孺只能輾轉於死途了。
如《南昌府志》、《新建縣誌》等，多處記載長毛李秀成部動輒擄掠成千上萬壯丁之事。
《饒州府志》亦記載長毛對饒州大肆焚掠，“男婦未遠徙者悉遭屠戮”、咸豐十一、二年間，安仁縣被長毛“捉去男女不下萬餘，十室九空”的的記載。
此外，整個江西除了最南端的贛州之外，其他如瑞州、袁州、臨江、吉安等州縣均發生類似大規模殺戮擄掠事件。
而除長毛之外，其他如本地或外省土匪、山寇也隨時蜂起，甚至與長毛一同殺戮擄掠，類似記載，在當地史志上可謂比比皆是。
而那些平亂的各類清軍與團練等，其表現也未必比長毛土寇更好，其以借軍餉、籌團練費等為名的搜刮雖然未必刀刀見血，但同樣是在吸盡民脂民膏。
如南安府百姓所說，“非苦於賊，而苦於勇”,”以無用之勇，耗有用之糧”，而百姓“莫敢白其冤”。所有手持武器者，在百姓眼裡均為“毒蟲”。
或因為殺戮太慘，咸豐三年（1853年），南康等地百姓（匪）竟有將知府（南康）、知縣（星子、浮樑）獻出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江西和鄰省湖南正好出現一升一降的形態，如當時有句話說的，“湖南人出兵，江西人出錢”。
據統計，僅從1860至1864年，江西就向湘軍提供軍費3850萬兩白銀，佔同期湘軍軍費的一半。換句話說，湖南人豪傑輩出自己，其湘軍的軍費有一半是江西老表出的。
而在太平軍最終被剿滅後，各省報銷軍餉時，江西奏銷數為4233萬兩，為各省最高。
此外，江西戰前人口2428萬，期間死亡1172萬，比例高達48.3%；如此又死人、又出錢，人命財力被內亂白白消耗，這對江西的損害之大，可想而知。
湘中名人皮錫瑞曾說：“湖南人物，罕見史稱。三國時如蔣琬者，只一二人。唐開科三百年，長沙劉蛻始舉進士，時謂之破天荒。”
對此近代江西與湖南的不同命運，戊戌時《湘報》撰稿人楊篤生也在1903年的《新湖南》中說：
“鹹同年前，我湖南人碌碌無所輕重於天下，亦幾不知有所謂對天下之責任。知有所謂對天下之責任者，當自洪楊之難始。”
如是，說近代湖南的崛起是以江西、安徽（和江西情況類似）為代價，大概也有幾分合理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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