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珠澳大橋不宜“太多太急” 來聽聽“歐洲兄弟”的教訓


港珠澳大橋不宜“太多太急” 來聽聽“歐洲兄弟”的教訓


撰文 | 天衡六

在港珠澳大橋通車之時,彭博有評論將之比作連接瑞典南部城市和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的“松德海峽大橋(Øresund Bridge)”—— 以促進城市合作為願景,連接兩個經濟和文化各異的地區,在浩瀚海峽架起宏偉的大橋。

松德海峽大橋於 2000 年啟用。大橋由建造到啟用也是甚具爭議,當年《經濟學人》就有一篇報道以“一條不怎麼受歡迎的北歐大橋”作標題。大橋長 16 公里,橋樑和隧道總造價為 20 億美元(約 156 億港元),連帶相關基礎設施,如道路和車站,成本更高達 43 億美元(約 336 億港元)。大橋最終在短短五年內落成,比計劃提前了幾個月。

自 1936 年以來,便有工程師提議在兩地興建大橋或隧道。兩地政府最終在 1991 年簽署協議,在馬爾默和哥本哈根之間興建跨海大橋。瑞典的目標是加強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合作,丹麥方面則希望增加哥本哈根國際機場的交通量。兩地政府冀望,它將加強兩岸經濟聯繫,並在幾年內建立一個歐洲增長最快、最富裕的地區。

港珠澳大橋不宜“太多太急” 來聽聽“歐洲兄弟”的教訓


1999年大橋新建時的模樣

對於馬爾默來說,大橋更能帶來經濟轉型的希望。1971 年,馬爾默人口增長停滯,在 30 多年來也維持在 26 萬人以內。70 和 80 年代期間,瑞典工商業處於衰退時期,在馬爾默的紡織和造船等傳統產業也面臨崩潰。1989 年至 2003 年期間擔任馬爾默市戰略發展總監的 Christer Persson 回憶道:“馬爾默被認為是一個非常沉悶和灰暗的城市,許多政客、商界和普通民眾都有悲觀的看法。”他目前正在撰寫一本關於松德海峽大橋影響的書。而自 2000 年以來,已有 60 多家公司將其北歐總部或辦事處遷至馬爾默,當中包括了不同的行業,幫助實現瑞典政府 90 年代制訂的城市轉型目標。

事實上,大橋的確大大縮短了跨境行程時間。駕車的話,只需 10 分鐘便可走完大橋,乘坐火車則僅需 34 分鐘便可到達彼岸的市中心。沒有大橋的時候,兩地居民則只能夠花一小時來乘坐渡輪。大橋成為歐洲跨境合作的著名標誌之一。

可遭挑剔的是,橋費並不便宜。現時汽車單次通行的橋費為 52 歐元(約為 402 人民幣),購買全年通行優惠後,有逾半價,但仍需付 23 歐元(約為 178 人民幣)。火車價格約為 111 瑞典克朗(約為 84 人民幣)。橋費和人流方面便成爭議的地方,降低橋費,能便利居民,但或會影響營運收入。具宏大遠景的基建,該以多長時間收回成本才合理?

2017 年,大橋每日平均有 20361 車次,大約有 14000 名乘客乘坐火車。在 2000 年秋季,每日人流量介乎 7000 到 10000 輛之間,夏季假期期間人次高峰達 14000 輛。在大橋開放之前,每日約有 6000 人乘渡輪來往兩地。較早前營運公司 Oresundsbro Konsortiet 預測,所有債務將能在 2033 年之前還清,比之前的估計提前四年。

經濟學家 Magnus Andersson 認為大橋改善了兩地人的生活。每日大約有 1.9 萬人利用大橋通勤,通勤人次顯示,瑞典人幫助填補丹麥服務業的空間。由於匯率和物價差異,丹麥人在瑞典生活成本亦較低,亦可以在瑞典南部獲得更便宜的住屋,同時享受瑞典南部的自然環境,例如其美麗的海岸線和森林。

彭博專欄作家 David Fickling 認為,“松德海峽大橋”或許是港珠澳大橋的最佳願景。他指出,地區整合具有六個主要的關鍵障礙:距離和成本、語言、文化、法律差異、安全擔憂和正式的邊境檢查。只有前兩者是丹麥和瑞典之間的障礙。

儘管經濟上的合作令人鼓舞,但松德海峽大橋在建立新的區域身份方面作用很有限。Christer Persson 認為,這是一個“太多、太急”的案例,當大橋開放後,公司和機構之間啟動跨境項目,其中許多在幾年後就“淡出”,馬爾默與哥本哈根大學之間更緊密聯繫計劃便是一例,他們允許學生在海峽兩岸學習。“期望非常高,但很難實現。”畢竟兩地的教育制度有所不同。

哥本哈根人就是哥本哈根人,馬爾默人就是馬爾默人,沒有“松德區人”。在 Magnus Andersson 看來,要讓居民超越現有標籤思考,甚具挑戰:“哥本哈根人非常自豪身為丹麥人並居住在首都,而在瑞典方面,他們擁有相當強大的地區身份,因此合併這兩種身份並不容易。”

但大橋卻成為了許多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在高中時,我的一些朋友曾示威反對大橋,今天我們取笑他們。”Andersson 解釋:“我們笑是因為今天我們無法想像沒有大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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