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庚育 生于1922年，湖北黄陂人。1942年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油画专业，师从徐悲鸿先生；1946年8月到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54年经由中央文化部推荐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从事敦煌艺术临摹、研究和弘扬工作60余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我国在敦煌艺术临摹、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的画家之一，受到了国内外美术界、敦煌学界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一、在名家圈里成长起的画家
今年已经96岁的万庚育先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来到敦煌的老一辈敦煌艺术研究专家和画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万庚育先生在敦煌壁画艺术研究和敦煌壁画临绘上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为人低调的万先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宣传自己，所以她的事迹知道的人并不多。当我们追溯时光，走进这位敦煌女学者时，我们会吃惊地发现她的出身、她的人生经历充满传奇，她是真正的大家闺秀，是真正的民国才女，是徐悲鸿的入室弟子......与许多名垂史册的艺术家联系在一起！
年轻时的万庚育先生
1922年，万庚育出生于湖北黄陂县的一个书香门第，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万庚育父亲和伯父都是有名望的读书人，伯父万声扬17岁中秀才，早年曾追随孙中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担任过两湖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堂堂长（校长）及支郡师范学堂丁堂监学（教育长），还担任过汉口市市长，所著的《中学适用算术新教科书》、《代数》等均为清末和民国初的通用教材。在这样家庭的熏陶下，万庚育幼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万庚育（右1）在母亲（中）50岁生日时与全家人合影
万庚育的父亲去世早，母亲是个特别坚强的女性，她想尽一切办法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抗战爆发后，湖北的各个学校都随省政府搬迁到了恩施，为了不失学，母亲鼓励万庚育去恩施上中学，年仅15岁的万庚育第一次“少小离家”，单独到了恩施。由于战乱，这次离家她竟和母亲哥哥姐姐长时间失去了联系。
由于战乱，有一封信转辗多时才迟迟送到万庚育手里，读信她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了。这时候万庚育中学已毕业，上一所管吃管住的园林学校。在学校里，有艺术天赋的万庚育能写会画，能歌善舞，成为学校文艺名人。这一年，国民政府的“三青团”组织在各地培训抗日宣传人员，学校推荐了万庚育，要送她到重庆去接受培训。万庚育知道哥哥在重庆工作，而且培训班也管吃管住，就很高兴地去了。
万庚育先生（右1）和徐悲鸿、廖静文夫妇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前合影
万庚育在重庆培训结束后，中央大学艺术系正好在重庆招考新生，她得知这一消息后特别高兴，决心要考中央大学艺术院美术系。于是，她和一个有相同志愿的女同学去央求培训处负责人，希望能在宿舍留宿一段时间复习，负责人被她俩的好学精神感动了，答应让她们多住两个月。万庚育利用这两个月时间发奋苦读，没想到竟顺利地考取了中央大学艺术系。
万庚育和李贞伯结婚照
当时中央大学艺术系集中了一批造诣高深的教授，有徐悲鸿、吴作人、吕凤子、汪采白、张书旗、潘玉良、陈之佛、吕斯百、傅抱石等，艺术气氛活跃。万庚育在艺术系学油画，她的油画老师正好是徐悲鸿。万庚育良好的天赋和勤奋好学，经常得到了徐悲鸿的赞赏。1946年万庚育在重庆毕业，已担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的徐悲鸿聘请她到北京任教。
在这里，万庚育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在北平艺专任教的李贞伯。两人兴趣相投，惺惺相惜，一见如故。1948年，万庚育和李贞伯喜结良缘。
万庚育和李贞伯结婚时，徐悲鸿等艺术家共同签名祝贺的婚礼“签名绢”
万庚育和李贞伯的婚礼办得虽然很简单，但艺术界名流大家都来祝贺，徐悲鸿还做了他们的证婚人。当时大家在一条红丝绢上签名送给这对新人表示祝贺，上面有徐悲鸿、廖静文、吴作人、吕凤子、汪采白、张书旗、潘玉良、陈之佛、傅抱石等名流大家的签名。文革的时候，万庚育和李伯贞受到受到迫害批斗，家中许多艺术收藏都被毁，唯一保存了这幅“签名绢”。
解放后，北平艺专合并组建为中央美院，徐悲鸿出任院长，万庚育和李伯贞继续在那里任教。不久中国文联成立，万庚育和李贞伯成为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批会员。
北平美术家协会会员展览后合影，前排右起为 戴泽、李宗津、宋步云、齐振杞、李贞伯、刘铁华；后排右起为艾中信、孙宗慰、吴作人、萧淑芳、董希文、孙竦、杨化光、王合内、徐悲鸿、李苦禅、王临乙、高立芳、高庄、万庚育、卢光照、王静远、陈令娟、李瑞年。
二、夫唱妇随去敦煌
同样出身名门的李贞伯也多才多艺，不但绘画、雕塑才艺出众，还擅长摄影。1953年，北京正在轰轰烈烈地搞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十大建筑”，李贞伯被借调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团队的的模具组工作。这个时候，在敦煌的常书鸿在多方招罗人才，来到了北京，找到文化部协调。常书鸿急需一位技术过硬又懂绘画的摄影师，文化部工作人员给他推荐了李贞伯。
徐悲鸿亲笔题款的李贞伯先生绘画作品
李贞伯先生年轻时照片
常书鸿急急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场找到了李贞伯。他看到这位英俊潇洒、谈吐不凡的年轻人很满意。李贞伯一听是敦煌莫高窟要招聘他去那工作，立即有了兴趣。因为李贞伯的父亲李证刚先生是一位著名佛学家，易学家，同时也是敦煌学首创者之一，李贞伯从小就从父亲那了解了敦煌。李贞伯当时就同意去敦煌。徐悲鸿听说李贞伯的妻子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正好莫高窟专业画家也缺少，就想“一箭双雕”，动员他们夫妻俩一块去敦煌工作。
万庚育（左1）和著名画家吴作人（右1）合影
为了争取万庚育到敦煌工作，常书鸿亲自到李贞伯家里去见万庚育。常书鸿给万庚育讲了保护弘扬敦煌艺术的重大意义，并大谈那里壁画和雕塑如何如何珍贵精美！万庚育当然也了解敦煌，看到常先生这样礼贤下士，再一听莫高窟那些古代精美壁画和雕塑，也怦然心动，决定去了。
五十年代的莫高窟
就这样，常书鸿乐滋滋地通过文化部协调，顺利地招聘了李贞伯和万庚育。然而，万庚育并不知道，她这样夫唱妇随去了敦煌，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不过敦煌也成就了万庚育，把她磨练成了著名敦煌学专家和画家。
三、无怨无悔的莫高人
1954年，万庚育和爱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只有5岁，最小的只有1岁)一起向敦煌出发了。他们先是坐火车从北京来到兰州，然后坐汽车去敦煌。那一年，文化部很照顾敦煌艺术研究所，很大方地调拨给了他们一辆吉普车。在兰州，正好调拨的吉普车也到了，他们夫妇就随常书鸿坐吉普车回敦煌。吉普车虽然比卡车快，但从兰州到 敦煌，还是整整走了八天八夜，吃住完全都在汽车里。一路上除了荒凉还是荒凉，此时万庚育才真正体会到古人说的“出了玉门关，两眼泪不干”。
在莫高窟临摹的万庚育先生
到敦煌后，万庚育才发现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北京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一家人住在莫高窟中寺的破庙里，全是土坯房子，屋子里除了一个大土炕外什么都没有。他们就用土块垒起了桌子和板凳，没有电，所以只能用煤油灯。吃的更差，除了面粉外，菜和油都很少见到，吃得水都是苦泉水。
但当万庚育进入洞窟里看到那些壁画和彩塑时，她已经忘了艰苦的生活条件，久久伫立在洞窟前不肯离去，从这个时候开始她已毫无条件地恋上了这些个“洞洞”。
在莫高窟洞窟中研究的万庚育先生
万庚育被分配到敦煌艺术研究所美术组工作，重要工作是临摹和研究，她一头扎进了洞子，徜徉在浩如烟海的壁画和彩塑中如痴如迷地画了起来，这一画就是半个多世纪。
万庚育先生敦煌临摹
在临摹研究壁画的同时，万庚育还兼了其他工作。因为万庚育的字写得好，而且干工作又特别认真细心，单位就让她负责了敦煌石窟石窟建立档案的工作。这其实是一项特别庞大而又细致的工作，既要求有文字说明、又要有图表示，每一个洞窟几乎都是一本厚厚的书。别人都望而生畏，而万庚育就“傻傻”地接受了。她每天端个小凳子，默默无闻地拿上小画板、记录本、手电筒等工具，起早贪黑，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干。几年后，终于为380多个洞窟建立了完整科学的档案。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整理的档案堆成了小山！至今她整理编撰的石窟保护档案还保存在敦煌研究院的资料室里，翻开这些厚厚的资料，看着那些工整书写的钢笔字，大家不由啧啧称赞这位敦煌学女专家敬业治学的精神和坚韧的毅力。
万庚育先生敦煌临摹（局部）
在临摹和整理洞窟档案的的同时，万庚育先生还撰写了不少学术论文，比如《敦煌早期壁画中的天宫伎乐》、《敦煌壁画中的构图》、《谈谈莫高窟的早期壁画及其装饰性》、《莫高窟的盛唐艺术》、《敦煌壁画中的技法之一—晕染》、《敦煌壁画中的构图》等，发表后都很有影响。
万庚育先生敦煌临摹（局部）
万庚育先生独著和参与编写了十多部研究、介绍敦煌艺术的图书，主要有:《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5·敦煌壁画（下）》、《中国石窟·莫高窟》、《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敦煌莫高窟第61窟壁画“佛传”之研究》、《敦煌艺术丛书（初唐时期莫高窟壁画艺术）》、《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敦煌早期壁画中天宫伎乐》、《敦煌艺术画库—敦煌壁画（西夏、元）》等。同时她还为新华总社编写敦煌石窟存档说明1300余条，
50年代敦煌研究院的美术家，在他们的美术创作品前合影。左起6为万庚育先生
万庚育另一件为人称道的事是发现了一批北周洞窟。张大千当年在莫高窟时，认定气势宏大的428窟是北魏时建造的，但细心的万庚育在为洞窟建立档案时，在428窟模糊不清的壁画上发现了“晋昌郡沙门比丘庆仙供养”的字样。她眼前一亮，感觉张大千的认定一定有错误。她执着地研究寻找，最后终于在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中查出了有关“庆仙”的记载，发现北周时代沙门庆仙的写经，证明了庆仙是北周人。她这一开创性的发现，将428窟从北魏洞窟中分离了出来！然后依次类推，又分辨出了15个北周洞窟。这在敦煌学界当时轰动一时！
万庚育先生敦煌临摹（局部）
在武威天梯山石窟临摹的万庚育先生
文革中万庚育被打成了“五类分子”，被下放去放羊、喂猪到农村劳动，经历了种种磨难。直到1972年8月，国家文物局指定敦煌文物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到陕西乾陵抢救性临摹懿德太子墓墓室壁画，万庚育才被通知回单位工作。当研究所军宣队工作组的人到羊圈里通知万庚育时，万庚育纳闷地问：“我们当初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们要讲清楚。”工作组的人张口结舌说：“现在不说了，啥也没了。”万庚育也没再纠缠这个，她回到单位马上赶赴乾陵，拿起久违的画笔，争分夺秒地工作了起来。
1959年12月4日，天梯山石窟勘察搬迁工作队部分队员和常书鸿队长在第13窟大佛前合影。前排左起：张学荣、李承仙、孙纪元、何静珍、张鲁章、倪思贤、窦占彪、任步云。后排左起：段文杰、万庚育、翟广炜、常书鸿、丁桂昌、赵之祥、李贞伯、孙儒僩
六十年中，万庚育先生独立临摹敦煌壁画163幅，与人合作临摹敦煌壁画10多幅，共计110多平方米。万庚育先生擅长人物画，她对壁画人物形神、构图、技法、线条、色彩有着精深的研究。她的临品严谨、细腻，赋色讲究，较完整地再现敦煌壁画的风貌，许多成为敦煌壁画艺术临摹的代表性作品。大部分临品多次参加北京、上海、香港、台湾、德国、日本、法国、印度等国内外举办的敦煌艺术展览，有的被甘肃省画院、甘肃省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收藏。
退休后的万庚育在指导儿媳临摹
万庚育先生孙子在学习敦煌壁画临摹
万庚育十分重视敦煌壁画临摹技艺传承，她经常给莫高窟的后辈们耐心传授壁画临摹技艺，手把手地教，鼓励他们坚定研究弘扬敦煌艺术的决心。至今许多人还记得万老师常说的一句话“画线一定要握笔紧，落笔要稳，压力要大，速度要快。练就一支铁笔，你的壁画就能画好了。”
四、我临摹不是为了卖钱
1992年，万庚育退休了，到了兰州，但她每天早晨一睁开眼睛满脑子还是敦煌壁画，492个洞窟还在她脑子里旋转。她还是每天坚持临摹敦煌壁画。出版了《万庚育临摹敦煌壁画选集》，另外，她还参与着《敦煌大辞典》的编撰工作，这项工作也在退休后继续干了好几年。
退休后的万庚育和李贞伯夫妇在研究敦煌壁画。
万庚育在临摹壁画
万庚育临摹的壁画，从来不卖钱。曾有一位日本友人慕名去拜访她，当时万庚育正在临摹莫高窟148窟的舞乐图，那优美的线条和绚丽的色彩，立即把这位日本友人看呆了。当这个日本友人提出要全部包了她的画时，想不到，万庚育婉言拒绝了他。
万庚育夫妇和学长著名画家岑学恭先生在徐悲鸿艺术展现场合影
当有人事后开导她，说啥时代了，要她也讲讲经济效益。万庚育听了淡淡地说：“我有退休工资，儿女们都也上班了，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2000年 ，敦煌发现一百年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万庚育在兰州“大敦煌艺术馆”举办了自己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出了一百余幅敦煌临摹，这些画都是万庚育在退休之后画的。这次画展，参观如云，引起了很大轰动。画展现场，有人提出要买画，但万庚育仍然一幅都不卖。她说：“我办画展是为了宣传敦煌的，不是为了卖钱。”
万庚育敦煌画展时李贞伯先生和段文杰先生合影
万庚育先生（中）和常沙娜（右1）在莫高窟中寺合影
2000年万庚育先生（中）和著名雕塑家何鄂（右2）夫妇在画展现场合影
如今，已经96岁高龄的万庚育先生，由于身体原因，虽然不能画画了，但她依然静静地关心关注着敦煌。“欲得净土，当静其心。”这是《维摩居士大乘经》中的一句话，万庚育先生就是用这种宁静执着，默默奉献的精神，书写了敦煌学人辉煌的人生。
2017年8月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万庚育先生敦煌文艺终生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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