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画家潘玉良是如何从妓妾到名画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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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2,30年代,中国美术业界崛起一位传奇的画家,还是个女性,出身卑贱,文盲,但是她靠着天赋和勤学,用10年的时候为绘画奉献激情,终于成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开拓者,也是中国近代唯一一名女画家,她叫潘玉良。

1928年潘玉良(前排左一)与巴黎部分中国同学合影。

潘玉良(1895-1977年)出生扬州,本姓陈,因贫穷送给了姓张的亲戚,亲戚家败后直接卖给了芜湖妓院,那年13岁。长大后在妓院因抗拒接客屡遭毒打,被时任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所救,从妓院赎出纳为小妾,随夫改姓潘,从此她有了名字有了合法身份,那年她17岁。

她是第一个考入罗马皇家美术学院的中国人,图为潘玉良自画像。

潘赞化这个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坚定的支持者,后来参加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到处跑,1917年在上海时,潘赞化看潘玉良刺绣一流,原来是小时候在妓院学的,并且展示出了对绘画的天赋,于是拜了当时小有名气的画家洪野为师,1918年上海美专成立,洪野正是学校里的教员,潘玉良顺利地成为了美专的学生,但是没多久她过往的身份被发现了,学校为了发展考虑潘玉良被退学了。

图为潘玉良为著名爱国华侨王守义雕作头像。

不甘放弃的潘玉良想离开这个环境,于是报考了中法大学,并于1921年赴法国昂国美术学校一边学法语一边学绘画,就是靠着一股蛮劲坚持了下来,后转入巴黎美术学院学画,师从西蒙成为徐悲鸿师妹,1925年赴罗马皇家美术学院学绘画和雕刻。

潘玉良旅法期间,担任在法中国艺术会长,多次代表中国参加欧洲画展、联合国画展、巡展等,并获奖无数。

1925年参加意大利美术展获金奖,声名大振,1928年潘玉良正式回国,受聘于上海美专西画系主任,这个曾被校方隐晦劝退的女子,10年后风光地回来了,于是开启了潘玉良的黄金时代,徐悲鸿同在中央大学担任教授,在国内多次成功举办画展,中国美术学会发起人之一,出版油画集,抗战时期多地举行义展支持抗日,多次代表中国参加画际画展和比赛等等,但伴随着她的也是排挤和边缘,她的出身,中国女性的地位直接影响着她的境遇,1937年旅居法国后再未回国,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她的作品一件件问世,她的声誉一阵阵传回中国。


图文绘历史


2012年台湾罗芙奥春季拍卖会中,一位民国女画家的彩墨画《浴后四美姿》以113.732万美元的高价成交。然而这并不是她的极限记录,这位女画家的最高拍卖纪录是2005年由香港佳得士拍出的《自画像》,成交价为1021.8万元人民币。


从2000年以来,她的画作屡次创下拍卖纪录,如果按照拍卖市场的均价来计算,这位女画家的四千多幅作品拍卖总价可达数亿美元,这让她和林风眠、刘海粟、徐悲鸿、赵无极等著名男画家一起成为拍卖市场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这位才华横溢,作品受万人追捧的女画家,就是被人称为“中国画魂”的潘玉良。


跳出火坑


从古至今,中国的顶级画家基本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历来还没有什么著名的女画家名载史册。但在民国历史上,却有一位号称“中国画魂”的女画家留下了多彩的艺术烙印,她就是学贯中西的潘玉良。


潘玉良原名陈秀清,1895年6月14日出生于江苏扬州,典型的江南城市。潘玉良出身穷人家庭,幼年时就父母双亡,8岁时不得不和舅舅一起生活。


不幸的是,她的舅舅是个无赖,嗜酒好赌,并没有什么心思好好照顾这个小孩。13岁时,她的舅舅欠了一屁股债无力偿还,只好把潘玉良安徽芜湖的妓院。


不幸中的万幸,潘玉良营养不良,发育的较晚,再加上长相实在普通甚至有点丑,所以还能在那大火坑中勉强度日。当时妓女离开妓院无非就是两个办法:一是自己存钱,然后为自己赎身;二是得遇贵人愿意为其赎身。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相貌平平的潘玉良运气还不错,很快就等到了愿意帮助她的贵人。

1913年,新任盐督潘赞化到芜湖上任,当地的盐商为了迎接父母官大操大办,请了一批妓女作陪,潘玉良就是众多唱小曲的女童之一。


潘赞化早年参加过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和徐锡麟组织的安庆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兽医专业。辛亥革命胜利后,潘赞化回到国内,投奔革命党出身的安徽督军柏文蔚,被任命为芜湖盐督。


官场初哥潘赞化是个有着新思维的青年,对老一套的官场习俗深恶痛疾,虽然参加了盐商组织的接见宴,却抱着一种勉强敷衍的态度,并不与人攀谈。


那一天,潘玉良一反常态在宴会上唱起了京剧中的黑头唱腔,这让原本无心应酬的潘赞化觉得有点意思,不禁夸奖了几句。谁知盐商们会错了意,以为盐督大人别有口味,酒宴结束后,直接将潘玉良用一顶小轿送到潘府。


潘赞化只不过随口一说罢了,哪还会想起那个相貌平平的女子,回去就因为酒醉倒头就睡了。第二天一醒来,发现潘玉良已经到了府中,顿时大吃一惊,命令仆人立即将潘玉良送回去,没想到潘玉良跪倒在地,请求不要送她回去。


在听完潘玉良的哭诉后,潘赞化不觉动了恻隐之心,最终决定为其赎身。潘玉良得知后,再次跪倒在潘赞化面前,表示愿意做牛做马,一生伺候潘赞化。潘赞化却告诉潘玉良,他已在老家成亲,如果再娶潘玉良的话,也只能做妾了。


潘玉良只求有人能帮她跳出火坑,就已感恩戴德了,此时还有什么心思挑三拣四,当即表示不在乎,潘赞化却不同意,他认为如果没有感情,只凭欲望纳妾,那同野兽没什么区别。


不过无父无母的潘玉良显然也没什么地方可去,潘赞化就将她留在身边当了侍女。谁知朝夕相处下居然日久生情,潘赞化觉得潘玉良生性善良、待人真诚,而潘玉良觉得潘赞化虽然官衔很高,却没有任何恶习,只喜好书法、绘画,另外,潘赞化身材高大魁梧、举止潇洒、言谈高雅,又有恩于她,很快就俘获了她的芳心。


一年后,潘赞化决定正式纳潘玉良为妾,而证婚人赫然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绘画天才


然而感情上有了寄托,潘赞化的仕途却开始走了下坡路。由于为官清廉,执法严格,他被芜湖商人团体所嫉恨。在袁世凯安排军阀政客倪嗣冲为安徽都督后,潘赞化也被解职,随后寓居上海。



这段时间,潘赞化无所事事,他发现潘玉良对绘画很有兴趣,就传授了她一些基础知识。没想到,潘玉良在绘画方面才华横溢,不久居然就超过了自己的启蒙老师。


见此情景,潘赞化拿出大笔钱款供潘玉良学习深造,由于潘玉良文化程度低,他还专门找了一些家庭老师给其系统地补充文化知识和绘画技巧,并在1918年送潘玉良参加上海图画美术院的考试。潘玉良果然不负重望,以素描第一名的成绩入学。


此后几年中,潘玉良天生的才华在高等学样专业技能的培训中“发酵”,她师从当时著名的画家朱屺瞻、王济远,绘画水平突飞猛进。


潘玉良性格豪爽,经常跟男同学一起出去绘画,甚至游玩。有一些知情人偷偷告诉潘赞化,潘赞化却不以为意,认为妻子性格直爽,这些都是正常交往。


有如此豁达大度的丈夫,再加上让人醉心的学习生活,这段生活成了潘玉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艺术家往往是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思想的一类人,潘玉良也不例外。她胆子奇大,什么都敢尝试,特别是时人眼中“大逆不道”的人体绘画。可当时中国民风保守,根本无法理解人体绘画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


1917年,潘玉良的老师、著名画家刘海粟在上海美专举办了人体绘画展,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有人抨击其为“艺术叛徒”和“教育界之蟊贼”。


1926年,北洋政府正式禁上海美专进行人体写生,直系军阀孙传芳还下令通缉刘海粟。迫于压力,模特们纷纷离开,潘玉良也失去了绘画的对象,只得罢笔。


不过胆大的潘玉良并未就此死心,一次在女浴室洗澡时,她灵机一动,决定偷画那些来洗澡的妇女们。可没等她画上几笔,就被别人抓了正着,一群妇女围拢过来,发现画纸上都是裸体女人,气得就要围殴她。还好旁边一个老太太劝解,说她是学美术的学生,几个妇女才没动手,但将画纸撕了个粉碎。


潘玉良带着画笔落荒而逃,从此再也不也去浴室偷画了。


可这还不算完,“画心”难耐的潘玉良决定把自己当做模特,她脱掉衣服,对着镜子一笔一画地画起来,完成了几副人体绘画。


无巧不成书,正好赶上潘赞化从云南赶到上海来探望潘玉良,没曾想一进门就看到几幅裸体画,就询问潘玉良模特是哪里来的。


潘玉良只好实话实说,从来没有发过脾气的潘赞化大发雷霆,大声斥责她太过分了。她上学、留学、学习新思想,甚至跟男同学外出他都能接受,但绝对不能容许自己妻子的人体绘画在大庭广众之下展出。


潘玉良看到这种情况,只得作罢,由此夫妻二人产生了隔阂。不久,潘玉良将自己的苦恼告诉了老师刘海粟,刘建议她留学欧洲,到西方绘画艺术的发源地看看。


1923年,潘玉良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师从仰-布佛莱、西蒙等大家学画。1925年,潘玉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随后她前往意大利,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奖,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记录。


潘玉良的优势在于,她并非完全学习西洋绘画,而是在画作中加入中国元素,算是中西合璧的典范。再加上她极为扎实的欧洲绘画功底,超乎常人的绘画天分,让她的很多作品后来都成为划时代的名作。


情感纠葛


在绘画事业上一帆风顺的潘玉良,在个人感情上却出现了危机。


她的丈夫潘赞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一心想与旧时代的陈规作斗争。1915年,潘赞化就只身前往云南,进入蔡锷将军的护国军,参加了著名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病死,护国胜利后,潘赞化又被北洋政府压制,多年间辗转各地担任中低级官职,夫妻两人聚少离多,并没有享受多少家庭的温暖。


此外,潘赞化原配夫人和潘玉良的冲突也逐渐出现。潘赞化的原配夫人出身旧式家庭,对这个出身风尘的妾室并不满意,但由于三人分居三地,一时矛盾还不明显。


处于缓和关系的考虑,潘玉良建议潘赞化将儿子潘牟接到上海上学,由自己照顾。潘赞化采纳了她的意见,将儿子交予潘玉良教养。


善良的潘玉良倒也非常尽职,对潘牟照顾有加。潘牟12岁时生了一场大病,数日昏迷不醒,医生都让家属准备后事,潘玉良衣不解带地护理了一周,最终将潘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但由于丈夫分居、爱子别离让潘赞化的原配夫人苦闷异常,她不顾潘赞化的反对,也跟着来到上海生活。这样一来潘家一下就热闹起来了。


由于潘玉良知书达理,年纪又轻,潘赞化对潘玉良也更为偏爱,这让原配夫人自然很不满,口角也就在所难免。长此以往,矛盾越来越多,最后,潘玉良向丈夫提出前往国外留学。


虽然不舍她离开,但潘赞化认为潘玉良素有大志,不能因为自己埋没她的才华,最终同意了潘玉良的请求,这才有了她的旅欧之行。


世俗偏见


1928年底,潘玉良学成回国。由于她的名气很大,第二年就被任命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主任。次年,当时中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深长徐悲鸿聘请她为油画教授。此后的十年是潘玉良创作的黄金时期,可惜她却为社会所不容,遭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1932年,潘玉良举办了个人的第一次画展。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化《壮士》,描绘的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正努力地搬开一块巨岩,岩石下脆弱的小花得以绽露笑脸。


当时,日本人刚刚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亡我中华之心昭然若揭,这幅极具象征意味,代表中国人不屈的意志的画,被一位官员以1000大洋的天价收购。


没想到的是,画展结束时,有人蓄意破坏了潘玉良的所有作品,《壮士》那幅画也被写上了“妓女对嫖客的颂歌”字样,这让潘玉良很爱打击。其实早在上海美专学习之时,潘玉良已经遭受过这种待遇。


一位女同学知道她曾做过妓女,就找校长要求退学,名曰:“誓不与妓女同校”。而在潘玉良任教中央大学艺术系期间,一些同僚看不惯她的作风,私下说一些“凤凰死光光,野鸡称霸王”的诋毁语言。一次,一个和潘玉良有矛盾的男教师借酒装疯,当面骂了一名“婊子”,被潘玉良当声打了一个耳光。


除了对潘玉良的出身嘲讽以外,一些别有居心的人还认为她背后有“枪手”,理由是女人不可能画出这么好的作品。潘玉良在上海举办第四次画展时,她把自己的一些得意作品当众展出。


可在画展之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个记者挑衅性地问道:“潘女士,听说你的这些画都是他人代表,你每个月还向人支付润笔费,是否确有其事?”


当时全场都安静了,一些人面带讥笑地准备看她出丑。可从容中迫的她也不多说什么,她走到一个在临摹的学生面前,把画板、油彩错过来,对着玻璃窗子开始画自己的自画像。刷刷刷,几分钟就子一幅素描,潘玉良将其展示给记者欣赏,台下顿时赂起一片热烈的掌声,代笔的谣言终于不攻自破了。


寓居海外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潘赞化投身其中,为抗战多方宣传。由于丈夫不在身边,时局又乱,潘玉良只好和潘赞化的原配夫人住在一起,两方矛盾再次激化。


此时的潘玉良只好离开中国,前往法国旅居,由此在国外居住了四十年,一直以卖画为生。当时的留学生回忆: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


值得称道的是,潘玉良的旅居生活并不宽裕,但她却将在欧洲卖画得到的钱款,捐往国内,支持抗战事业;她还发表公开讲许,谴责一些汉奸文人所宣扬的“艺术远离现实”的谬论;还强烈要求收回被日寇在侵华期间抢劫和破坏的中国艺术品;创作名为《屠杀》的画作以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累累罪行......种种诸如此类的行为证明她是一位爱国的艺术家,田汉先生就曾经撰文高度评价了潘玉良的爱国行为。


抗战胜利后,潘赞化的原配夫人已经过世,潘赞化孤身返回桐城老家,潜心教育工作,成为当地中学的一名老师。得知以上消息后,潘玉良打算回国和丈夫团聚。然而没等她启程,内战爆发了,身处异乡的潘玉良和潘赞化推动了联系,只好暂时停止了归国计划。


新中国成立后,潘玉良和丈夫取得了联系,但朝鲜战争的爆发让中法之间的外交关系暂时中断(法国也派军队参加了所谓的“联合国军”),潘玉良再次失去了返乡的机会。


1959年,潘赞化病逝于安徽老家,潘玉良在国内已经没有一个亲人,彻底打消了回国的想法。此后几十年,她自称“三不女人”:不谈恋爱,不加入外国国籍,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终日在卧室进行绘画创作。


可由于潘玉良的画作和欧洲传统绘画有所区别,并不被欧洲主流艺术界所接受,所以她的作品成交量很少,潘玉良的生活过得非常艰难,最困难的时候只能靠友人接济和法国政府提供的救济金度日。


即使如此,勤奋的潘玉良也没有放弃作画。此时她的画风已经完全成熟,后人评价她的作品“不论气度、修养,还是技术,在中国早期女性西画家中,无人可比,在男性西画家中,也数上乘水准。”


她的画风基本以印象派的外光技法为基础,再融合自己的人生感受和才情,画作不妩媚、不纤柔,用笔干脆利落,用色主观大胆,但又非常漂亮。面对她的画总让人有一种毫不掩饰的情绪,她的豪放性格和艺术追求在她酣畅泼辣的笔触下和色彩里表露无遗,天生一副艺术家的气质。


1977年,潘玉良病逝于法国。临终之前,她交代给友人三个遗愿:第一,为她换上一套旗袍,作为一个中国女人下葬;第二,将潘赞化送给她的项链和怀表转交给潘家的后代;第三,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


友人按照她的嘱托将她的四千多幅作品交给了中国驻法大使馆。1984年,潘玉良的作品远涉重洋,回到了祖国。


潘玉良一生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至少她的作品在她身后被世人所肯定,而她一心追求艺术的故事也始终被人们所牢记。


PS:199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潘玉良个人的经历拍摄了电影《画魂》,该片参加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单元的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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