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路，那人
我要說的是寶應的路還有路上的行人。
我第一次上寶應城是在1982年。那一年我16歲，考上了當時最為人羨慕的高郵師範，需要到縣城接受體檢。我在父親的帶領下，坐上了從家鄉柳堡開往寶應的汽車。一路上我靠著窗戶向外張望，快到縣城時，心情不由自主地激動起來，然而走下汽車迎接我的卻是一陣風沙。改革開放初期的寶應城灰濛濛的，沒有什麼像樣的建築物，馬路上更是雜亂無章。它給我的最初印象，並不美好。
工作後，因為要參加學歷考試和業務進修，有時候也會來寶應。沿著葉挺路向前走到鐘樓，街道漸漸熱鬧起來。汽車喇叭聲、三輪車伕的鈴鐺聲、商販們的吆喝聲，此起彼伏，一片嘈雜。十字路口，人來人往，車來車去，毫無秩序可言。寶應的路頗讓我有些失望。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寶應經濟開始繁榮起來。葉挺路上柏油馬路鋪起來了，道路寬廣了許多，十字路口也安裝上了信號燈，然而秩序似乎還是那麼混亂。我曾幾次看見鐘樓北面有幾個小夥子在打群架，那洶洶的氣勢讓人避之唯恐不及。
2002年我調入寶應實驗初中，每天都要沿著葉挺路來往於家庭與學校之間，我不再是匆匆過客，我成了縣城的一份子，這路是否順暢、秩序如何便有些牽掛於心了。
晨光熹微，我穿衣起身，洗漱之後步行在上班的路上。走到鐘樓十字路口，紅燈亮起，我止住了腳步。正在這時，呼啦啦，身邊猛然疾馳過幾輛電動車，碰得我一個趔趄，差點跌倒在地。沒等我站穩身子，身旁幾個背書包的學生又溜了過去。因為有人帶了頭，大家便蜂擁著一起過了馬路，任憑紅燈倔強地閃爍個不停。葉挺路上這“中國式過馬路”，什麼時候才能得到改善呢？我期待著。
有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家，遠遠地看見鐘樓十字路口聚集著一群人。走近一看，原來道路兩邊用尼龍繩拉起了警戒線，一個手執三角旗，嘴含口哨的路勤人員指著那試圖溜過馬路的小青年，大聲吆喝著：
“站住！紅燈停，綠燈行！沒看見紅燈亮了嗎？”
這個人我認識，他是我的鄰居，姓周。原來在一家企業上班，現在做起了協管員。
我抬眼向四周看去，護欄上掛起了鮮紅的宣傳橫幅：“寧等三分，不搶一秒”“樹立交通文明意識，自覺遵守交通規則”。嗯，是該整頓交通秩序了！正在我暗自感嘆時，一個車伕騎著三輪車全然不顧老周的吆喝，硬是從身邊闖了過去。原來對面有一個客人在向他招手。這一闖不要緊，呼啦啦，緊跟著又闖過去十幾個，氣得暴脾氣的老周跺腳直罵：
“他媽的，眼瞎了？什麼素質！”
“什麼素質？你素質高，怎麼還罵人啊？”一箇中年人接過話頭。
“罵人怎麼啦？紅燈亮了還闖，就該罵！”
“紅燈亮了不假，可是這兩邊又沒有車輛要通過，幹嘛不讓人過去啊？”
“是啊，有你這麼死腦筋的嗎？”
“你這不是找麻煩嗎？”
大家頓時七嘴八舌指責起老周來。
這時，一個幹部模樣的人上前勸說道：
“有話好好說！這位同志做得不錯。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要遵守交通規則。慢慢養成習慣就好了。”
大家見他說得在理，也就不吱聲了。
過了幾天，葉挺路上增加了不少手拿小紅旗、面帶笑容的執勤人員，老周也微笑著站在路邊不住地勸導著行人；架著高音喇叭的警車來回行駛，不停播放著“珍愛生命，嚴守交規，做文明好市民”之類的警示語。經過一段時間的整頓，“紅燈停，綠燈行”成了人們的自覺行動，道路秩序得到了根本性好轉，十字路口執勤人員拉尼龍繩的現象便隨之銷聲匿跡了。
那天在小區門口，我碰到了老周，他說他已經改行修電動車了。我說：
“做協管員不好嗎？為什麼要改行修車呢？”
老周笑著說：“現在誰還闖紅燈啊？大家素質高著呢！”
老周的話不假！如今，家鄉人民不僅享受到了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巨大的物質紅利，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精神文明素養也得到了全面提升。走在葉挺路上，可謂賞心悅目、心情舒暢：白田廣場綠樹紅花，健身的人們翩翩起舞；道路兩邊高樓林立，各式商品琳琅滿目；鐘樓路口井然有序，文明禮讓蔚然成風……寶應，正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演繹著更加動人的輝煌篇章。
祝福你，我可愛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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