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泸州年轻一代对公园的熟悉，除了忠山公园外都是一些近年新建的公园，市民们休闲有了很多好去处。
但是我们泸州在之前只有一个公园，叫中城公园，可能好多人就不知道或者快忘却了。
它位于城中现钟鼓楼西侧、摩尔超市(原韩家坳青少年宫}后、水井沟老邮电局后(含原川南图书馆)、京都酒店(原泸州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主楼)正前方一大片约9000平方米的公园。始建于明洪武4年(公元1370年)，系明代泸州知州陈谦知泸时所创建，当时的州署就置之于此。清康熙19年(1680)，吴三桂军焚烧州署；四年后知州陈五典于故址重建；民国2年(1913)改为泸县公署；民国18年(1929)县署迁钟鼓楼对面原公安学院处并改称县政府。同年由李樾森筹备、唐英主持、县市政工程局实施到老县署址改建成中城公园，次年峻工开放，内设县民众教育馆、大众茶园、餐厅、球场、凉亭、假山、水池、花坛等；并设管理处，聘园艺师专人管理。民国37年(1948)3月29日，园内"佘英、黄方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碑上多题词，如熊克武诗云：义师不逞兮，君丧其元。沙场喋血兮，我愧生还。丰碑矗立兮，高耸云端。民族之光兮，于斯万年。
原中成公园旧照
话说佘英原名佘俊英。是泸州一带大名鼎鼎的袍哥舵把子大爷，一个旧时草莽人物，为什么在辛亥革命后竟被追赠为中将?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泸州的袍哥大爷，会党英杰佘英的故事。袍哥，史书上叫会党，是反清复明的群众秘密组织，当时势力极大，会党领袖，称舵把子大爷。本来叫佘俊英的他，曾考上武秀才受清王朝顶戴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后来参加革命党(即同盟会)后，改名叫佘英，表示与清廷一刀两断。
佘英是泸州小市镇人（今小市），家境贫寒，靠佃种几石沙河士为生。他从小就爱武不爱文， 父母节衣缩食送他进私塾，可是他却常趁上学之机溜到街上看热闹。
泸州在清时为直隶州，驻有永宁道、盐务局、都司几个重要衙门，是川南的重镇。古乐府云:“方石板儿青幽幽，挑担白米下泸州，泸州爱我好白米，我爱泸州好丫头。”说明了当时的泸州还是一个商业中心。泸州市面确实繁华，茶铺酒店，银号当铺，行商坐贾，卖布贩盐，扯把子卖膏药的，多得很。可是余英最爱看的热闹是舞刀弄棒，跑马射箭。他开初在旁边偷偷看，以后帮人抬抬箭靶子，捡捡箭杆，既能得两文钱帮补家计，又能偷着学点武艺。他老汉（父亲）死后，家计更为艰难，全凭其母一双手帮人缝补浆洗为生。因此，十二三岁的佘英就得跟着一个远房亲戚学铜匠手艺，年龄稍长，又转而以撑渡船为业。干这一行接触人特别多，所以他很快就由人介绍参加了袍哥。 以后，又拜武举人李孝思为师，进李开的武棚习武。他气力特好，又吃得苦，武艺长进很快，成了李孝思众多徒弟中最了不得的一个，二十岁时便考中了武秀才。由于他武艺出众，豪爽好义，待人以诚，所以他才二十几岁，便被袍哥兄弟伙们推举为义字公口的舵把子。
泸州州官晓得佘英武艺好，又有势力，便请他当了“州衙堂勇管带”，叫他“擢领卫队，揖捕匪盗， 捍卫桑梓”。但是佘英“目击清政不纲”，根本就看不惯官场中那些污七八糟的事，没得几天就不干了，回家开了一个牛肉馆，专门结纳四方豪杰。凡是走南闯北，跑滩过泸州的兄弟伙，他都热情接待，走时还奉赠盘缠。因仗义疏财，抑强扶弱，时人称为“豪士”，并有“任你歪人天下游，难过小市上码头”之说。于是乎佘英讲义气够朋友的名声传遍了泸州、叙府、重庆一带，成了颇具影响的人物。
想当年泸州端午节划龙船最热闹了，不亚于当今足球世界杯和奥运会。城内万人空巷，城外远近十八乡的人也扶老携幼赶来看热闹，长江、沱江两岸人山人海。河坝头糖簸簸、烟摊摊、到处都摆得有，桃子、李子 盐蛋、粽子，节会上的东西一应俱全； 江中十几只色彩鲜艳的 龙船争强斗胜。有钱的花钱租船到江中看，无钱的，伸起颈子在坡坡看。
龙船由每个场镇码头各出一只，每只各取一个名字，叫某某龙，如大金龙、小金龙、白鹤龙，母猪龙，老鳄龙等等
划龙船的主要项目是“抢灶”。泸州的习惯，或是在岸上搭彩台放置彩物，又或在一只大鸭子颈子上划一刀，然后丢到江心，一声号炮后一齐划动，以先抢到岸上彩物，或捉到水中鸭子为赢，胜利者除能领到赏钱外，还要沿着江岸周游一一圈，接受岸上人们的致敬。看热闹的人们则投之以盐蛋，粽子、钱币，胜者兴高彩烈，败者则悄然划回自己的码头。
其中，以小市上码头的白鹤龙为最有名气，常常扶胜。船上人一律白绸短褂，白帕包头，龙船也涂成白色，因此取名白鹤龙。余英就是当年的白鹤龙上“踏龙脑壳的”(即指挥者)。 指挥者站立船头，手敲锣鼓，口中呐喊号子，划船者则按其节拍，随声应和，手中短挠片也随声一起一落，船行如箭，煞是好看。
“踩龙脑壳者”除指挥外，还要在船冲到目的地时，或眼明手快地捉住水中鸭子，或跳上岸抢到彩物。有一次，白鹤龙稍稍落后，眼看要输。佘英站立船头，心中发狠，忽然一跃上岸，超过别人而抢到彩物，但脚却被一个烂鼎锅划了一个大口子，血沽淋当，皮肉翻出，看到都吓人。可他还嘿嘿嘿的笑:嘿，老子们的酒钱今天又起坎了。” (“起坎”， 泸州士语，即有着落之意。)可见这人多有劲仗（泸州话，意思同魄力之类）
说起划龙船，还有一个关于余英的龙门阵。大凡龙船都是狹而长，宽只能一并排坐两人，长则约四五丈，如果把船横切开，是一个三角形，三角形的尖尖即船腹的最下部，是一根伸而直的木杆，谓之日“龙筋”，据说“龙筋”越伸展船越快。有一回都临近端阳了，一个兄弟伙给佘英开条（玩笑）: “佘大哥， 道台衙门的旗杆好伸展哟，做‘龙筋’保管要得! 他听了不开腔不出气的，只是把叶子烟杆叭得嘣嘣响。当天晚上，他也不用船，硬是红不红黑不黑的凫过沱江，把道台衙门门口的旗杆几锯子放倒，又凫水拖回小市。
所以泸州人提到佘英时，都说这个人一是讲义气，二是勇猛，三是胆大，才有前面形容的“任你歪人天下游，难过小市上码头”。
大概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吧，陈天华的《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传到了四川。佘英虽说粗通文墨，但这些书还是看得懂的。从此，他晓得清政府压迫了我们汉人两百多年，晓得了“扬州十月”“嘉定三屠”这些惨痛事;晓得了甲午年我们偌大一个中国，连日本都打不赢，赔了银子不算，还割让了台湾澎湖;晓得了庚子年闹义和团，八国联军打北京，慈禧和光绪只有跑的一条路。从此瓜分中国的事越闹越大，如果不起来革命，推倒清王朝，我们几千年的黄帝子孙，硬是要亡国灭种了。于是，他每天进茶铺酒店，不再摆闲龙门阵谈山海经，而是专讲《警世钟》、《革命军》，以唤起同胞起来革命。听他讲演的人都很受感动，觉得他讲得有理，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不能再懵懵懂懂睡大觉了。茶铺酒店的话是敞的，佘英的话很快传到州官耳朵里。这还了得，州官赶忙派人禁止，不准讲演。城里头讲不成，他又抱起两本书到周围乡场上去讲。官府于是派了两个人每天跟在他屁股后头，他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这两个人开初是不让他讲，后来多听他讲了两回，也大受感动，不但不制止，反而帮忙维持秩序。
佘英热心宣传革命的事，革命党当然也很快晓得了，当时，那个都晓得余英是有声势的舵把子，只消打个招呼，几百几千兄弟伙都喊得齐，而那个时候的革命党人数还少得可怜，他们干起来是很勇敢，但人太少了，所以也愿意联合象佘英这样的势力。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革命党的黄复生、杨兆蓉几个人邀请佘英东渡日本，去见孙中山。余英晓得孙中山是当时中国第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欣然同意，自筹经费到了日本，并很快加入革命党。孙中山其时正在日本，亲自接见了他，见他身材魁伟，性格豪迈，言谈机警，又热心革命，对他大为器重，当即就委任为西南大都督，要他负责联络川滇黔会党，哥老会，并派熊克武、谢奉琦与他一起回川筹划，争取早日光复四川。在日本，佘英还与其他许多著名革命党人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广泛接触，眼界大为开阔。故自从日本之行，佘英便由一个普通的血性汉子、闯荡江湖的袍哥大爷，变成了一个有觉悟的革命党人。
回国以后。余英干得更为展劲了。他第一步是在泸州小市绫子街邓西林屋头安了一个秘密机关。邓的老子在山西做过官，本人是秀才，谁也想不到革命党会把机关安在他屋头。以后南来北往的革命党都在这里落脚，商量筹划什么也在这里进行，然后，余英又熊克武、谢奉琦等人八方宣传活动，扩充组织，在泸州周围，在农工商各界，先先后后吸收了几百人加入革命党。这一项来泸州简直成了革命党大本营了。
泸州小市绫子街
佘英本来就是有影响的人物，回国后一加紧活动，风声更大了。那个时候一般人都懂不起啥子革命，只晓得是佘英想造反了。有天晚上佘英和几个兄弟伙正在打牌，天上忽然现了“刷把星”(慧星)。按迷信说法，现“刷把星”主天下不太平，一定有人造反，打牌的几个人都跑到院坝头看稀奇。看了一阵，佘英打招呼:“走， 还是转去打牌，老子今天若连赢三盘，这颗‘刷把星’就是我佘英的! ” 那几个打牌的人懂的东西比佘英还少，当真以为出现“刷把星” 就会天下不太平，也巴不得佘英当真造反， 因为造反成功了，他们的日子也好过点。于是再打牌的时次有意让三分，佘英果然连赢了三盘。这一下不得了罗:你想佘英的兄弟伙有好多嘛，不说川南二十五属，单是川江上的船洑子， 从叙府到夔府，起码是好几千。到处都沸沸扬扬地传起“佘大哥的星宿现了，马上要造反了”的说法。有的人干脆喊佘英为佘大王。
如此一来，眼看佘英造反势力已经具备。
话说佘大爷名气越大，这风声很快传到官府里头。知州杨兆龙很老奸巨猾，他晓得佘英兄弟伙多，武艺又好，是泸州府的“对红心”（泸州话死对头的意思），若到他家中硬捉，几个差役，佘大爷只须三拳两足便对付了，不是下饭菜;何况又还没得他造反的真凭实据，若人没捉住，反把他当真激反了，自己丢乌纱帽是小事，怕脑壳都还要“出脱”（泸州话丢了性命）。于是他到找几个歪嘴师爷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商量策划一阵，决定设计诱捕，擒贼先擒王，假请佘英到衙门议事，若他果真要造反，三言两语便探得出来，那时掷杯为号，埋伏的兵勇冲将出来，谅他也跑不脱!
这佘英不知是计，单人独马地到了州衙，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杨兆龙本来有点怕他，一看他竟敢学关二爷单刀赴会，心头更虚，怀疑他已有准备，反而不敢下手了，于是随便应酬两句便溜出客厅找几个师爷商量对策。等杨一转背，岂不知这个差役头目也是个嗨了的袍哥，马上就上去跟佘英咬耳朵，说起了江湖黑话：“大哥，水涨了，还不快点走（意思事情暴露有危险）。” 佘英一进门就觉得气色不对，心头就有点怀疑这一下顿时明白，赶紧几步跳出衙门。杨兆龙回到客厅一看佘英已走，马上发令追捕。 但要在泸州这个码头抓住佘竟成又谈何容易!只是佘英自此便不能再在公开场合露面了。
余英老子死得早，是他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所以他很孝敬母亲，是个出名的孝子。佘母是上年纪的人，本来就有病，平时又胆小怕事，这一下见官府追捕儿子，又惊又怕，没得几天就死了。
佘英是龙头大爷，母亲死了，来祭奠的人自然很多，他自己的三间草房摆不开，于是借了小市镇上的西昌会馆办丧事。杨兆龙算计佘英是孝子，母亲死肯定要回家，悄悄派了两个贴心爪爪混在祭奠的人中打探。探知佘英确实在家主持丧事，他也不急于动手。直到第二天棺木就要入士，也就是最后一晚上，他才调了大队兵丁，悄悄把西昌会馆围得水泄不通。佘英一直很机警，但母死太悲痛了，马虎了一点，未十分注意。派的两个望风的兄弟伙，一个坐在门口打瞌睡，一个溜到里面听“唱玩友”(川戏业余爱好者的川戏座唱)。一大厅堂的人，丝毫未注意外边发生的事。等到大队清兵忽然冲进来，会馆里头顿时象蜂子炸了窝，乱成一团，板凳倒，椅子翻，茶碗酒杯打得稀里晔拉响，洋油灯和蜡独熄了一大半，整个会馆变得半明半暗的。斯文先生些吓得筛糠，好多没当真见过阵仗的兄弟伙，有的东躲西藏，有的抱起拳问冲进来的兵大爷:“弟兄， 这是为啥子嘛?弟兄......？ ” 少数几个见过些阵仗的刀刀客,高吼:“日你妈哦，当真要干?快点拿家伙来，把狗日的抵住!”有的甚至亮出手插子（袍哥黑话即匕首），摆出了拚命的架势。幸好带队的清兵头目也晓得把袍哥惹烦了，这百十个人拚起命来也够打整，赶忙喊道: “今晚上单请余大爷，别个不要乱动!”余英没有下命令，鸟无头不飞，那几个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刀刀客，也没有当真动手，干吼一阵就算了。清兵点燃火把，费了好大一阵才把一屋的人团拢，一个一个的清，挨个挨个地查。说来也怪，人堆堆里头就是不见佘英!大家都明明看见他在这屋头，莫非他飞了?清兵头目晓得捉不住人回去交不了差，带起人旮旯角角都搜了儿遍，屋梁上也喊了两个兵爬上去举起火把照了的。搞整了大半夜，连佘英半个影子都没看到，只好带起人蔫搭搭地走了。
从此泸州人摆龙门阵时，有的说佘英会飞檐走壁，有的说得更玄，说他会“驾土遁”，常常还争得脸红筋涨的。其实，余英不会飞，更不会土遁，但他纵跳得行，膂力也好。当他趁着混乱嘈杂的时候，纵身一跳，抓住堂上的横匾，再向上一腾，便侧身睡到了匾后，任你下面闹翻天，他只是纹丝不动，清兵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要捉的“要犯”就藏在自己的脑壳顶上。这就是艺高人胆大啊。
母亲一死，从此再无牵挂，更铁心了，巴不得马上起义太干一场。于是找到熊克武，杨兆蓉等人商量。大家都认为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气数已尽，是该动手了。商量结果，起义的地方就选在泸州，因为泸州位置极好，靠近滇黔，上可进窥叙府，嘉定，下可虎视重庆、夔府。泸州本身也易守难攻：两面环江，一面靠山，长江沱江天险自不必说，单说靠山的一面，地墙特别高厚外，出城七八里的山上还有一座龙透关，关上可俯视两江，虽说不上壁立千仞，一夫当关万夫莫克，但也甚险峻，自古有“铁打的泸州”之说。还有泸州的命党势力也特别雄厚，余英又是袍哥的龙头大爷，兄弟伙多，三教九流，各行各业，巡防粮子，差役堂勇都有他的人；特别是泸州的老百姓早就不安逸那些贪官污吏，编起歌来唱： “一两地丁加我们七钱七，九重天子滚你妈三十三! ”若革命党一动手，老百姓不帮着打才是怪事:可见，把起义地方选在泸州非常正确，这才是: 天时、地利、人和都占齐了。
那么，又几时动手呢?按佘英的意思就定在这年( 1907年)端阳节。前头讲了，泸州过端阳最热闹，城外人山人海，集合几千人官府也察觉不了。城内空城一座，到时只消几个兄弟伙把城门一关，州、道、都司衙门一占，这泸州不是就轻取了吗？大家都认为这个时间要得，于是和成都、叙府的革命党商量，准备一齐动手，好有个呼应。哪晓得成都革命党怕事做忙了，反而坏事吃亏，主张把时间定在十月初九，那天是慈禧生日，清延大小官员都要聚在一起庆贺，只消几颗炸弹便能解决问题。佘英怕单是泸州动手，孤掌难鸣，也就同意了。
起义的时间、地点一定，佘英就派人到处打招呼，叫他的兄弟伙感到时齐聚泸州。这些人一得消息，一个二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纷纷化装成行商小贩和其他各色人等，如卖钢针洋棉线的，卖草鞋洋火的， 扯把子卖狗皮膏药的算八字看阴阳的。才九月二十几号，就有三千多人到了泸州，把大小客店旅馆挤满了。当时驻江安的南路巡防军中有两个哨官是革命党人，也沟通了声气，请他们到时做泸州的外援。另外，革命党还加紧制造炸弹，因为这东西到底比马刀、矛杆子管用，清廷的官员也最怕这个东西。
哪晓得就在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使起义大受影响。一是革命党造炸弹时，一天深夜忽然把炸弹弄爆了，引起官府注意，到处打探，风声很紧；一是余英的那些袍哥兄弟伙良莠不齐（到底不是部队，跑江湖的），嘴巴没得关拦，行动也不加检点，再加上平白无故地旅馆客店一下子就挤满了，虽说化了装，瞒得过官府，却瞒不过老百姓，泸州城里头传起各种谣言，引起官府察觉。革命党一商量，决定提前在十月初一起事，反正不能坐起等死。
大家商定：住在道台、知州、都司几个衙门附近客店的兄弟伙，用洋油浸湿被盖，在九月三十夜三更准时点火，大家一见火光就动手，先攻几个衙门。住城外的革命党和袍哥，一部份占领忠山(今泸州医学院校址，可俯瞰全城)，见城内火起，即在山上点火放炮，呜锣击鼓，呐喊助威;在长江沱江对岸的人马也点燃火把，沿河巡回呐喊，装作疑兵；剩下的人便渡河攻城。江安方面先一天起事，办法也是先在城内放火，然后巡防营的那个哨官带队以进城救火为名，占领县城，第二天顺流而下，支援泸州。
这个计划可谓周全细致，一千起来包管四面开花，马到成功。谁知事到临头又出纰漏。原来，负责在江安放火发信号的人叫戴皮，是江安县衙门的典吏(司法官员)，被人告了密。江安县官听了心头还半信半疑，不信戴皮会造反。直到晚上火起，才晓得坏事，赶忙派人关城门，守住城不要巡防军进来；一面亲自带人搜查旅馆客店，捉了十几个人，并搜到革命党起义后要张贴的安民告示这才相信硬是革命造反。那时候江安是泸州属县，只隔儿几十里水路，于是县官又连夜连晚派人到泸州告急。
知州杨兆龙得信大惊，赶忙闭城戒严，道台、知州、都司、盐局都派出大队兵勇，荷枪持刀，沿街巡逻。又派人传锣告示，各家各户，各旅馆客店，一律关门禁止出入，违者立斩!这一下，城内外的革命党和袍哥彼此隔绝，消息不通，只好罢手。一场周密筹划的起义就这样胎死腹中。
以后的两年内，余英还参加了成都、叙府、广安等好几次起义。虽说都失败了，但他仍不罢手，到处联络人，寻找机会。
一天，机会来了，熊克武派人送来消息，说成都省上最近要解送大批枪械和炸药到雷(波)、马(边)、屏(山)一带，且解送的哨官是革命党人。佘英得信大喜，当即决定在嘉定与屏山之间找个地点，把东西全部劫下来。
且说佘英带起人悄悄驻在嘉定附近，见解送枪械的清军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心头好焦燥，深怕夜长梦多又坏事，决定先夺嘉定附近几个乡场的枪，再攻嘉定府城。
一九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革命党兵分几路，分头向白马、土主，板桥几个场进发。佘英带着百把人到了离城四五十里的童家场。场上团练头头是佘英的兄弟伙，早就通了气的，这天恰逢场期，场上照熙攘攘，十分热闹，一般团丁都赶场买相因（便宜）去了，只有那头头和几个贴心兄弟伙还在团练局内，他们早把几十支枪收拾一堆，等了好一阵了，于是这批枪当然就顺顺当当的到了佘英的手中。其它几路，有的最多小打了一下，也都顺利得手，总共到手快枪百多支和八支炮船，另外还砍了几十里电杆。当天下午，各路人马齐集嘉定上游十五里之新场，在关帝庙摆酒庆功，正式宣布起义。革命党这几年到处起义，次次失败，这一次旗开得胜，当然个个兴高彩烈，划拳打马，吆五喝六，一直闹到深夜。佘英因连日辛苦，这时又多喝了两杯，竟把“摆子’(虚疾)惹翻了，发寒发热、脚帊手软的动弹不得，一直拖到半夜，队伍才团起来出发去打嘉定，但耽搁太久，嘉定城中的清军早已有了准备。革命党炮火虽猛，清军炮火也不弱，硬是攻不下去，只能望城兴叹。
于是有人主张不要硬攻了，有人主张改攻犍为，有人主张打屏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了好一阵才决定打屏山。队伍还没有集合，天已麻麻亮。突然一声号炮，城门大开，大队清军涌将出来，猛扑革命党的队伍。而革命党这边，经一昼夜奔波战斗，早已疲惫不堪，且又末训练过，佘英见清军来势凶猛，只得拉起队伍边打边退。中午时分，退到嘉定屏山之间的宋家村，见这里地势险要，又掉转头来与追兵激战。清兵想不到革命党尚有余勇，大吃一惊，只得仓卒应战。清军人多枪好很快稳住了阵脚，顶住了革命党的拖刀计。这时忽然从马边方向又开来一支清军，前后夹击，革命党的队伍只得抽身出来，继续向屏山退却。才退了十几里，雷波方向又杀出清军，革命党的队伍顿时被团团围住，只占了几个小山包，形势很是不利。但革命党杀红了眼睛，死伤虽多，仍喊杀连天，坚持战斗，清军也无可奈何。一直打到晚上，革命党硬是冲破重围。但这时已人疲师老，只得四散离去。
佘英虽因打摆子动弹不得，但仍硬挺起精神指挥作战，直到宋家村之后，才在大家强逼之下，由两个兄弟伙架起离开队伍，准备找个地方将息几日。沿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非止一日。这天，到了云南豆沙关附近。这豆沙关是当时川滇之间唯一通道“南夷道”上的重要卡子。关上平时驻了两个税吏和十几个兵，最近由于革命党起事失败，这关止贴起了通辑革命党“首要”佘英的告示，并从四川调来两哨巡防军，拦捕革命党人。
三人见关上盘查甚严，便绕关而走，谁知还是被清军发现，顿时大队人马追出关来，他们只得落荒面走，幸喜云南地方山高林密，甩开了追兵，三人才坐下来歇息。一打听地名，到了一个叫“断蛇坡”的地方。佘英一听这“断蛇坡” 三字，不觉一怔，浑身不自在，脸色都变了。
原来，袍哥的忌讳特别多，佘英虽说早加入了革命党，但还是懂不起啥子科学道理，迷信愚昧的东西在他身上还多得很，旧时读三国，凤雏的落凤坡，他们听说书的也听了不少，以为佘与蛇音同，这“断蛇坡”便犯了他的大忌讳，要跑也跑不脱，相信自已硬是该死在此地。当清兵又追来时，他既不再跑，也不打，只估逼两个兄弟伙逃开，自己竟束手就擒，当即就被打入囚车，送往叙府。后来有人把佘英被擒说成天意如此：“地名既叫断蛇坡，坡上又只有三十六梯，他恰恰只得三十六岁。”这完全是打胡乱说！虽然冥冥中又巧合，但是人定胜天的道理，他不懂。
其实，佘英当时要跑是可能跑得脱的，比如那两个兄弟就跑脱了。可惜一个叱咤风云的好汉，竟这样被自己愚味落后的思想所葬送，实在是一出历史悲剧，令人惋惜痛心！
革命党因新败，虽然晓得佘英被擒，也无力劫狱救他，大家只有干着急。其中一个叫刘成忠的更是火急火燎，也不与人打个商量，便学那上海《苏报》案中的邹容，自己跑到官府去投案，声称:“老子才是余英，莫要乱抓搞错人了！老子们做事一个人承当！”官府当然把他也收监下狱。
会审时，余英见到刘成忠也被抓，大吃一惊， 指着知府宋联奎的鼻子就开骂:“姓宋的， 你也太寡毒了，把我屋头装水烟的伙计都捉了，老子们造反干他啥子事?快点给老子放了！”这刘成忠和佘英一样是个刚烈汉子，一听这话马上着急起来：“咦，佘大哥，我出来是跟你造反的，啷个是装水烟袋的喃！算了算了，要生，我们两个一起出去又重新干，要死，我陪你哥子过奈何桥。”这时，大堂内外的人都在尖起耳朵听他们讲话，只要听见的人除了几个当官的外，都感动非常，会审也审不下去了。
佘英被押回监狱，晓得自已活不久了，便叫狱卒拿来纸笔，他虽文墨不多，但激之于情，竟洋洋酒洒地写下千多字的自述。《自述》痛陈了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罪状，指明我同胞如不起来革命，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他警告清廷：凡是有血性的男儿都是我同党，抓不完，杀不绝!知府宋联奎深怕夜长梦多，当晚三更，便把佘英、刘成忠一齐拖到东门外河坝头杀害了。
临刑时佘竟成留诗一首云：“牡丹将放身先残，未饮黄龙酒不千。同志若有继我者，剑下孤魂心自安。”文理上虽不算上乘，但内容上却真正是大义凛然，光昭日月!反映了当年革命党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精神。
这正是：巍巍忠山有忠魂，烈士英名万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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