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遠征:行路難

1962年11月16日,在上海解放戰役中負過傷,又失去過愛人的軍人馮青喜得一子。

這孩子就馮青取了一個有點隱喻的名字:遠征。

要想過上好日子,不走遠路哪成啊……所以,從這一刻起軍人馮青再得一子;日後內地的實力派演員中,也將有一個席位屬於尚在襁褓中的馮遠征。

1

1978年,北京跳傘隊去馮遠征所在的中學選人,老師見沒人舉手,就把馮遠征給薅了上去。

從那時候起,馮遠征就是一個不惜力的人,除了唸書就泡在跳傘隊,很快就成了教練眼裡的“比賽型選手”。

不過到了1981年的時候,他又為難了。

因為全國跳傘比賽和高考衝突,只能二選一。當時馮遠征衝動了一次,放棄高考,參加跳傘比賽。

結果這個比賽給馮遠征涮得夠嗆,後來落選了不說,高考也黃了。

但是命運和馮遠征開的玩笑還沒結束,這時候街道也不管無業青年的工作分配了,兩廂湊在一起,馮遠征就成了一個待業的衚衕串子。

馮遠征:行路難

後來馮遠征回憶這段難得閒散的日子,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王府井閒逛的時候看售貨員賣東西。

每個下午他都能像看戲一樣,只看不買,到最後售貨員都能認出這個孤獨又沮喪的待業青年。

其實這時候的馮遠征並非毫無出路,父親已經是空軍的首長,打個招呼就能有份體面工作,但老革命出身的馮父只撂下一句硬話:有本事自己去闖。

說是這麼說,但馮遠征的翅膀還沒那麼硬,所以晃盪到了1981年冬天,在外地當兵的二哥看他閒到長毛,就安排他去了一個專門做拉鍊的工廠,成了一個並不神奇的工人,每天打交道最多的就是拉鎖。

在專心研究拉鎖的時候,馮遠征有一個工友,這個多少有點異類的人後來成了他某種程度上的開蒙“老師”。

這麼說吧,要不是這個一口譯製片腔調的人,馮遠征也不會知道世上還有美聲和文藝青年這兩回事。

馮遠征:行路難

那時候人們都特純粹,認準了一個事就一頭扎進去,很少考慮得失。

所以,在和一幫文藝青年混熟了以後,中戲的宋世珍老師就挑出了馮遠征這個人,每週讓他跟著自己吃小灶,多上幾節課。

巧的是,馮遠征的跳傘教練有個姐姐,她也是中戲的老師,因著這層關係,馮遠征終於明確了一件事,想入表演這行,做個好演員。

不過那時候,馮遠征外形有點不夠意思,和阿蘭·德隆或者高倉健都不沾邊,文文弱弱的,不酷也不帥。

這時候馮遠征的處境倒應了那句戲文“行來至歧路口,路現雙岔”,因為拉鍊廠讓他轉正,要是不出什麼意外,中國的好演員又少一個,拉鍊廠則會多一個車間主任。

不過跳過傘的馮遠征到底清楚,自己的人生不會只和拉鍊打交道,應該有無限的可能,所以他格外瀟灑地回絕了廠長。

想清楚這回事以後,馮遠征索性把加班得來的積蓄都搞了自我投資,報了不少表演培訓班。

這錢也沒白花,馮遠征統共在三部戲裡跑了龍套,《泥人常》、《櫻桃時節》、《珍惜》,成了知名臨時演員。

馮遠征:行路難

當時做臨時演員這一行的,一點也不比現在少,但沒多久就溜號了,因為受不了沒錢、沒戲、沒人看。

馮遠征做臨演的這幾年,居然憑著看不見、摸不著的韌勁幹了小三年。

1983年,馮遠征去了一所民辦學校,北京影視藝術學院。

這裡頭的老師都是北電和中戲的,他在這裡混了一年,終於成了電影學院的正規軍。

能有這次機會,馮遠征覺得和自己的朋友楊華有很大關係。

當時楊華自己寫好了表格,跑來慫恿他和自己一起考學,這才有了在考場上和考官置氣,最後做了一套廣播體操還摔了一個水瓶的馮遠征。

從考場出來以後,忐忑不安的馮遠征又遇上了當時著名的導演張暖忻,得到了《遠鄉》的試鏡機會,折騰了幾次之後,馮遠征才接到了那個讓他成為男一號的電話。

“5月5號從北京出發,去雲南出外景”。

馮遠征匆匆收了一個箱子出來,裡面全是夏天的衣服。

只有手碰到劇本的時候,他才有了男主角的初體驗,那種朦朦朧朧的喜悅感。

這時候,北京電影學院的最終結果還沒出來,不過馮遠征已經忘得差不多了。

人生的本質其實是無數個變數的集合,不管好的壞的,只有到了最後一刻才能知道岔路通向哪一邊。

2

就在馮遠征準備去雲南的時候,北電的合格證也寄來了,這就意味著他只要高考不那麼胡鬧,再加上正在拍張暖忻的戲,被大學錄取就是分分鐘的事。

然而到了七月底,馮遠征還是有點莫名的焦灼。

那時候雲南溼熱,他心裡也沒著沒落,乾脆從劇組告假回了北京,這才知道北電退了自己的檔案。

專業文化都達標,就是樣子不達標,招辦的老師如是說。

後來,馮遠征還聽到一個更有意思的八卦,說是他原本扛到了最後一關,所有老師都來看當年入圍學生的照片,唯獨到了他,被副院長謝飛給擋回去了,只說了一句模稜兩可的話“這形象啊……”。

離開電影學院回家,馮遠征幾乎沒力氣了,想哭但是又不好意思哭。

他總覺得,上天對自己還是差點意思,被拋上浪尖,又被摁到谷底,馮遠征被自卑和絕望湮沒的時候,萬萬想不到日後的他會成為中流砥柱,不聲不響地俯視著生活。

馮遠征:行路難

失學之後,馮遠征重回雲南,拍完了那時候已經改名叫《青春祭》的《遠鄉》,既然已經失去了唯一的退路,他只好重新寄望於眼下的一切。

在《青春祭》大獲成功後,北電原本打算重新錄取馮遠征,如果當時他點了頭,就該是王志文,孫松的同班同學;但馮遠征婉拒了這次吃回頭草的機會,因為當時人藝的學員班正在招生,他已經考了進去。

去到人藝之後,馮遠征算是趕上了好時候。那時中西方文化交流激增。針對西方藝術的瞭解,中方正處於撥雲見日的過程中。

從茫然無措到輪廓初現,所有人都在求索和試探,這其中就有24歲的人藝學員馮遠征。

1986年的夏天,德國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名師,露特·梅爾辛被人藝的導演林兆華邀請來京,為學員班的學生們上一陣子課。

當時的學員班裡不乏日後話劇舞臺上的名角,吳剛和馮遠征。

馮遠征:行路難

從那時候起,馮遠征就是一個不惜力的人。

梅爾辛這一派主張用大量的運動來讓演員“活起來”,馮遠征就泡在練功房實打實地蹦噠三四個鐘頭。

同班的吳剛很滑頭,一早學會說自己有腳氣,來逃避體能訓練。

耿直如梅爾辛,一聽“腳上有病”,意會成了吳剛腳部骨折,立時准假。

唯有馮遠征吭哧吭哧地在練功房裡消磨了不少時光。

當時,每天訓練完畢,梅爾辛會給學生們來一個“分而治之”,也就是挨個兒談話。

在教室的一角談話,一是保護自尊,別人聽不到自己的缺點;如若是表揚,又有一點隱秘的快感,吃小灶何嘗不是一種褒獎?

不惜力又悟性高的馮遠征,很快入了梅爾辛的眼,這位洋師傅在一次例行談話的時候拋出了橄欖枝:邀請他明年去德國,考自己的班。

耿直如馮遠征,在遠赴德國求學前,統共拒絕了梅爾辛兩次。

因為那時候的人藝風頭正勁,任誰都不會去德國,這筆賬是顯而易見的。

臨別,梅爾辛約馮遠征再次見面,馮遠征又沒什麼猶豫地回絕了恩師。“人藝是中國最好的劇院,我不想剛到就離開”,24歲的青年馮遠征如是說。

1986年過半,這年對馮遠征來說尚算不錯,不滿25歲的他成了話劇《北京人》班底的主演,曾文清。

同年,梅爾辛再次赴華,還是老話題:“願意來德國嗎?”。

答案几乎沒變,馮遠征想得特清楚,自己還不滿二十五歲就是主演了,何愁沒有像樣的前途?

其實對馮遠征來說,沒想好去不去德國倒還有一個原因:害怕,他不知道被柏林牆一分為二的德國到底是什麼狀態。

1987年的暑假,梅爾辛以私人的名義再度來華,和馮遠征同遊北京20天后,她希望對方能來德國三個月,學一學皮毛也無妨,但當時快要和女友談婚論嫁的馮遠征拒絕了老師。

馮遠征:行路難

1988年夏,馮遠征和女友吹了,他剛好人藝畢業。

學業前途未卜,情場確實失意。青年馮遠征倒也沒什麼牽掛,乾脆給梅爾辛去了封信,說有意去德國求學。

這一刻,馮遠征終於決定去看看一片矇昧的德國。為了洋師傅梅爾辛,也為了把國內煩人的種種拋諸腦後。

3

人常說夜長夢多,於馮遠征而言,去德國的夜並不長,但也沒少折騰。

馮遠征剛花了八千塊買了機票,結果簽證沒下來,只好退票。等簽證下來了,馮遠征心裡暗罵一句,因為機票又沒了。

那時候飛德國,一週就一趟航班。

此時,還有一策,青年馮遠征可以選擇火車,不過這個交通工具要花八天時間,才能從北京到柏林。

於是,馮遠征在命運面前,又扔了一次骰子。

他豪擲1490塊,買了頭等軟臥,開始了26歲的奇幻漂流。

在漂流開始前,馮遠征像是被使命驅動,瘋了一樣和所有人告別。

年齡相當的一幫人,擠在他家裡,大家都覺得這或許就是永別,但誰也沒說。

1989年11月1日,北京初冬。

馮遠征自二連浩特進入蒙古,途經蘇聯,7日凌晨抵達莫斯科,那天恰逢十月革命節。

馮遠征遙望紅場,一片肅殺中只有賣鮮花的桶裡有點亮色。

情侶們會在紀念碑前合影,順手買上枝鮮花慶祝節日,馮遠征這時候腦子裡還有個奇怪的念頭。

“紅場上空的鴿子未免太多了點,如果在中國或許會被吃掉”。

當晚,馮遠征回到火車上,這時候頭等艙變成了兩人間,同屋的是一位人高馬大的參贊夫人。

馮遠征在能徒手給棕熊洗澡的歐洲女人面前,未免有點沒長開。

一男一女,一高一矮,兩人相對無言,當然也是因為語言不通。

馮遠征百無聊賴地吃起牛軋糖,在發現對方對自己的糖紙很感興趣後,馮遠征摸出一把糖,招呼對方“for you”,參贊夫人這才露了笑模樣。

雖然英語加俄語聽不大懂,但笑一笑總沒錯。車行至東柏林,馮遠征徵要先下車,參贊夫人嘰裡咕嚕說了一大堆,愣是直到西柏林才放他走。

原來,當時東西德邊境尚未開放,如果馮遠征早下一站,要像其他留學生一樣,被搜身索賄。

火車徐徐出站,馮遠征回頭,參贊夫人還在窗口揮手。

1989年11月8日,西柏林時間凌晨一點,馮遠征和一道來德的留學生盤桓到了天亮。

不久之後,這群萍水相逢的年輕人,紛紛四散到科隆、漢堡、波恩,就此遁入茫茫人海。

馮遠征:行路難

其實穿過柏林牆的時間不長,青年馮遠征卻總是記得那一刻。

東柏林的夜漆黑如墨,濃稠得撥不開,而穿牆之後,西柏林則明亮得刺眼,有些櫥窗的燈在玻璃上反射出誘人的光斑,像水晶,但更曖昧。

“資本主義怎麼這麼亮啊?這些櫥窗得費多少電,可是,他們真好看”。

1989年11月8日,西柏林時間,早七點。馮遠征敲開了梅爾辛家的大門,開門的那一瞬間,馮遠征意識到自己來到了資本主義社會。

梅爾辛家的德餐並不可口,牛奶是涼的,麵包是酸的,馮遠征努力地嚥下一口,他終究是穿過了柏林牆。

4

到了德國後,馮遠征和梅爾辛一道去看了看柏林牆,但沒多久這面牆就開始土崩瓦解了。

後來,東德和西德的邊境開放,馮遠征才知道那天是自己最後一次看到完整的柏林牆。

再往後,柏林牆倒下的那天,西柏林全民放假,無數人和旗幟湧動在街頭。

馮遠征也湊熱鬧登上了勃蘭登堡門,但是眼看著牆倒下,也眼看著歷史時刻的到來,他心裡卻越發清楚,自己的那堵牆還存在著,他還不算融入了德國。

自來德到現在,已經28歲的馮遠征德語還是和零基礎差不多,時間一長就冒出了逃回北京的念頭。

這時候,他和梅爾辛關係冷淡了不少,因為梅爾辛總覺得馮遠征不夠下苦功。

好在沒多久,梅爾辛就從一箇中國朋友那裡得知,馮遠征並非不下功夫,只不過那時候沒膽子開口說德語,越怕越不敢說,造成了惡性循環而已。

師徒二人索性大吃一頓,再也不談這個話題。

馮遠征:行路難

1989年聖誕節,這是馮遠征第一次過洋節,一切都很新奇,聖誕樹、彩色燈泡、煮紅酒裡隱約透著些肉桂香氣。

梅爾辛的親朋圍坐一團,馮遠征也在其中,膚色不同的人在一起拆禮物,看起來有點滑稽,但也像個有關命運的寓言。

就在這時,馮遠征舌頭上的那把鎖碎了,他一口流利的德語單詞,一股腦地告訴梅爾辛他怎麼一路奔波來德國,來之前又失了戀。

於馮遠征而言,這是柏林牆第二次倒下。

他活了27歲之後,再一次重新開口。過了語言關,馮遠征就入學西柏林高等藝術學院了。

其實古今中外,但凡在異國求學,生活都差不多。

先過語言關,再打工找房子,唯獨馮遠征和後來成為愛樂樂團藝術總監的餘隆例外,兩人都不打工。

馮遠征是因為有梅爾辛資助,每月除了學習別的一概不用愁。

那時候,留學生們都一肚子苦惱,柏林牆倒了是沒錯,但誰也和老外說不上話。

想家?找房子?找工作?這時候,只要一個喪氣的音符,留學生們就能抱頭哭一場。

後來,馮遠征和餘隆索性苦中作樂,就說開心的事,湊一起瞎鬧,瞎樂呵。

想那麼多幹嘛?這段時日裡,馮遠征沒少見德國剛統一時的眾生相。

有個中國女研究生,不知怎的就流落到了難民營,經常和他們約在咖啡館閒聊,能說中國話,她就能開心起來,可有一天馮遠征和朋友們送她上了公交車,就再也沒見過她了。

她在哪?還會不會因為說母語而開心?這個問題至今無解。

又比如,馮遠征和朋友在咖啡館閒聊,突然有一個男人,拎著滿箱美金,操著一口流利的京片子,非要拉著兩人說中國話。

後來,馮遠征才知道,這人是個偷渡客,在國內貪了一筆錢,自己躲在泰國,又輾轉來了德國。

明天在哪,明天去哪?這個人的結局,就像上一個女研究生,不過是動盪歲月裡被碾碎的一顆沙。

馮遠征:行路難

說來有趣,現在沉默溫和的馮遠征剛來德國的時候很喜歡和人聊天,到處和別人說自己失戀了,活脫一個性轉版的祥林嫂。

這事兒後來被一個文人朋友寫進書裡,馮遠征才想起自己在德國求學的時候,好像爆了不少料。

那些被他倒過苦水的人,到現在都是好朋友。相識於微時,也見證過彼此最不著調的樣子,要是還能交往,那就是過命了。

馮遠征在德國的時日很幸運,一直遇到在關鍵時刻推他一把的貴人,但這一年裡他萌生了搬離梅爾辛家裡的念頭。

一算收入還行,他就和一個大提琴手住到了一起。

交換條件是每月做兩次中國飯菜,這倒不難,中國菜四捨五入和越南菜類似,食材調料在越南超市都能找到,

當時的德國,和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大體類似,是一個見什麼都新鮮的時期,有不少先鋒戲劇上演,馮遠征看得忙不過來。

可就是這期間的一些事,讓馮遠征越發清楚自己的“外國人”身份。

一是德國大選,馮遠征的兩個德國朋友為不同政見爭得面紅耳赤,結果他一插嘴,兩人槍口一致對外,問馮遠征一個外國人操心什麼。

二是在專業領域上的一次碰壁,有一位德國演員刁難馮遠征,稱他搶了不少德國演員演戲的機會,還不如回國待著。

凡此種種,讓馮遠征開始琢磨一個哈姆雷特式的問題:走還是留。

巧合的是,不久之後一次朋友的聚會讓馮遠征這種遊移不定的情緒越發嚴重了。

當時他有一箇中國朋友,通過婚姻拿到了德國身份,但夫妻感情很一般,已經有了離婚的念頭。

他和馮遠征說,我還能怎麼樣啊,就在德國混著吧,回中國都要簽證了。

還能怎麼樣?要在德國混著嗎?將近而立之年的馮遠征,也開始問自己。

其實擺在他眼前的路很多,不過都是離藝術越來越遠的。

開餐館、當導遊、假結婚,都可以低質量地留在德國,不過馮遠征在心裡就把這些路子否決了。

半年之後,他和梅爾辛告別,即便對方因為他的離去格外冷淡,馮遠征終究還是離開了德國。

他無比坦然地承認,柏林牆已經倒了,但自己心裡那面牆還是格外堅挺。

5

九十年代初期,馮遠征回到了北京。

他先和朋友開了一個表演培訓班,那時候鞏俐和張豐毅那一掛的演員最火,所以來了不少自覺像鞏俐的女生,以及一撥自覺像張豐毅的男生。

馮遠征毫不客氣地毒舌了一回,說往後你們這些人一個演員也出不來,搞得大家都特別沮喪。

回國之後的馮遠征好像筋骨都鬆了,很快就帶著電影學院的學生們排了當中國較早的先鋒戲劇《彼岸》,樂壇老炮崔健當時也看了,唯一不滿的就是裡面的配樂都是外國的。

回去以後崔健一琢磨,寫了首歌,也叫《彼岸》。

雖然回國有一陣子,但梅爾辛教給馮遠征的理論,他還沒丟下。

這種全靠老師言傳身教的行當,馮遠征做起來特別順手,畢竟在德國的那陣子,梅爾辛就是這麼教他的。

後來,他帶著學生們排《死無葬身之地》,只用了一句話,就讓這幫年輕人醍醐灌頂:就當是你在職場裡,想給老闆告密,同事們要擠兌死你。

這句話比什麼生死攸關可有用多了,他在德國學的格洛托夫斯基派也是這麼個理論:別裝,演員想什麼不重要,舞臺上的結果證明一切。

馮遠征:行路難

1991年,三十而立的馮遠征反倒成了國內影視圈的“新人”。

他那時候還學不會像現在的腕兒一樣拿架子。沒資格戲找人,他就人找戲。

在朋友的介紹下,馮遠征進了《豺狼入室》的劇組。這個聽起來不浪漫的電影,其實是一部商業色彩很濃的警匪片,還有一個漂亮的女一號,叫梁丹妮。

那時候的漂亮洋派的梁丹妮已經非常有名了,演完《第三個被謀殺者》以後,類似題材的女一號,全都歸她一人。

再加上《傲蕾·一蘭》和《灕江春》,梁丹妮基本就是九十年代女神陣營裡的排頭兵。

馮遠征進組拍戲後在化妝間門口看到梁丹妮,規規矩矩地打了個招呼。

對方趕了一整夜的路,沒怎麼回話。他倒也會自我開解,心說梁丹妮這人少言寡語,可是沒架子。

這時候馮遠征是什麼樣子呢?

剛從德國回來,稚氣未脫,穿著牛仔服和耐克鞋,看起來洋氣,但和女神還是天差地別,熟了以後成天追在梁丹妮屁股後面,只會一句“丹妮姐”,沒多長時間,梁丹妮就煩得夠嗆。

因為馮遠征剛從德國回來,不懂這行裡的水多深,連演員合同沒簽都不打怵。

梁丹妮好心提醒他,馮遠征迷迷瞪瞪地回一句“還有這事”,梁丹妮因此心裡直打鼓,這麼個人還會演戲?遂找了當時的導演,試圖換掉馮遠征,但未果。

那時候劇組窮的那叫一個不行,男女演員妝發都是親自上陣,往往是梁丹妞化妝,馮遠征舉著吹風機在一邊試圖吹個飛機頭,一來二去兩人就這麼熟起來了。

馮遠征:行路難

兩人越熟越發現彼此還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審美也差不多,都是《胭脂扣》的死忠粉,這才慢慢建立起了好感和熟悉。

收工之後馮遠征還會幫梁丹妮擋掉不喜歡的追求者。三個月後,《豺狼入室》殺青。

梁丹妮離開工作了八年的北京,回到廣州父母身邊。

彼時的馮遠征還沒想很多,他和梁丹妮還隔著窗戶紙,只好默默地叫車把對方送到機場。

巧得很,那天的機場放了一首《再回首》,馮遠征此刻也只是心裡不甚舒服,但是為什麼,他還沒搞明白。

1993年初,馮遠征接到一個電話,這個電話已經離京很久的梁丹妮打回來的,邀請他再次和自己合作,一起演《馮白駒將軍》。

馮遠征到了廣州才知道,兩人的這次合作機會,純屬梁丹妮撞大運拿下來的。

原來,梁丹妮回到廣州後沒什麼戲可拍,就在街上閒逛。

恰巧碰到了《馮白駒將軍》的導演,對方就拋出了橄欖枝,梁丹妮也順手請馮遠征再來搭檔。

進組後不久,馮遠征就發了水痘,整個人像鬼一樣縮在醫院。

海南酷熱,水痘又極易傳染,幾乎沒人來探病,最後只來了一個梁丹妮。

馮遠征這時候是篤定了對方喜歡自己的,而他的邏輯也能自圓其說,如果不喜歡,梁丹妮這個已經成名的漂亮女演員,幹嘛冒著毀容染病的風險,來照顧一個無名小卒呢?

但是渾身上下都是水皰的馮遠征只高興了一會兒,在最邋遢的時候被有好感的姑娘看見,他沒辦法忽略心裡的那點“不好意思”。

然而梁丹妮前腳對他無微不至,照顧得比護工還上心,後腳就消失了兩三天。

臨別,只留下一句話:我回廣州有點事情要做。

這兩三天馮遠征閒到發慌,胡思亂想之際甚至給兩人安排了一個結局:既然梁丹妮已經有了家庭,就她是自己姐姐好了。

好在沒多久,梁丹妮重新回到劇組,一臉釋然地告訴馮遠征,這次回去她已經辦妥了離婚手續,算是無掛無礙了。

所以,已經三十出頭的馮遠征,和比自己年長八歲的梁丹妮,正式談起了戀愛。

6

1992年和1993年,這兩年間馮遠征提過兩次結婚,頭一次被梁丹妮用“離過婚”這三個字擋回去了,後來馮遠征乾脆什麼都不說,只給對方吃顆定心丸,說自己願意等,等到她同意為止。

這句統共沒多少字的話,讓梁丹妮腦子裡冒出一個念頭:眼前這個人不是不靠譜的海歸,他能託付終身。

在得知兩人的婚訊後,梁丹妮的媽媽偷偷寫信給馮遠征,連女方的朋友都暗示她,這次可得長個心眼。

只有和梁丹妮合作過一部戲的濮存昕說了一句“我看蠻好”。

於是,在馮遠征拍《針眼兒警官》這部電視劇的時候,兩人就說定在殺青後辦手續。

結果,前前後後折騰了將近兩個月,兩人三進三出婚姻登記處,才成了合法夫妻。

馮遠征:行路難

馮遠征一部《針眼兒警官》拍下來,到手2000多塊,還是央視最高的片酬,誰知婚後置辦兩下家當就沒影了。

好在沒多久,他又拿下一個片約《紅虎符》,馬上飛到了劇組,這才不至於斷糧。

之後的幾年,馮遠征就和組織關係還在廣州的梁丹妮,過起了異地夫妻的日子。

中間有幾次扛不住,梁丹妮試探性地問馮遠征,能不能疏通疏通關係,把自己也弄進同一個單位,誰知馮遠征只說了四個字,想都別想。

1996年初,人藝要排一部話劇《好人潤五》,馮遠征已經八年沒上過人藝的舞臺了,為了看看自己功底還在不在,他在劇裡跑了三個龍套,而這三個不起眼的角色,後來也成了梁丹妮演藝事業的拐點。

有次演員們都在後臺排戲,馮遠征無意中聽到女演員青黃不接的消息,就找到譚宗堯院長,把梁丹妮給推薦了上去。

在經過漫長的等待和一級一級的調動審批後,1996年底,梁丹妮拿著厚厚的一摞材料,到計生辦報了個到,終於把戶口落在了北京。

從這裡開始,觀眾們陌生或者熟悉的馮遠征和梁丹妮才正式開始了他們的人生軌跡。

對於年近花甲的馮遠征而言,人生中的機緣大都是不破不立,不管是考學的時候摔瓶子,還是遠赴德國求學,以及和梁丹妮戀愛,都是在不斷地打破固有軌跡,然後四處求索。

求索什麼,是有限人生裡的無限溫情。

旁觀了馮遠征的大半輩子,才算真的理解了那句話:“有心瞄準,無意擊發”。

搞不好哪一刻就是你命運的拐點,當然要在那一刻之前,做好所有的準備,體體面面地上臺,驕矜地說一句,我是那個角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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