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最最要緊的事就是和自己的敵人爭奪天下。對於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多爾袞是比較熟悉的，他率軍入關之初，即以農民軍為主要打擊對象，將其視為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山海關戰後，李自成雖然戰敗，但作戰之英勇、力量之強大，仍給多爾袞留下很深印象，並未敢以此輕視之。也正因為這一戰，多爾袞就決定了以武力消滅這支異己勢力的戰略，這樣做就能爭取漢人官紳的支持，一舉打敗農民軍。於是，多爾袞在進北京之時，只帶少數人馬入城，大軍則由阿濟格、多鐸、吳三桂等率領，繼續向西追擊。
四月三十日李自成農民軍撤出北京，開始時“負重不能馳”，行進比較緩慢，加之沿途官紳紛紛倒戈相向，對農民軍進行騷擾，使農民軍撤退並不順利。但清軍追兵已近，情況危急，不得已“盡棄輜重、婦女，自盧溝橋至固安，盔甲衣服盈路”[133]。這樣，五月初一日才能加速前進。這一日上午八九點鐘，李自成軍才到距京一百二十里左右的涿州，但涿州已被明朝舊官馮銓、宋權等糾集士紳奪下，此時拒守城上。一時間，“城頭炮石齊加，矢飛如雨”，一攻一守達六七小時。據說“共見闖賊右臂中箭，滾壕跳牆而逃，餘賊中炮中箭者，屍橫四野”。農民軍攻城不利，只得繼續南撤，而當天傍晚，清軍就已追到了附近的拒馬橋。
據曾掘李自成祖墳、後被農民軍抓獲的前米脂縣令邊大綬記載，農民軍初一日行軍二百餘里至肅寧，而當日晚尚有農民軍在涿州;他還記載農民軍初二日行軍八十里至安平，初三日行軍七十里至無極，而初三日又有農民軍在無極正北七十里的定州與吳三桂追兵交戰，谷大成戰死，左光先負傷，可見農民軍西撤時並非一路。初四日，李自成至真定，次日引兵回擊吳三桂，從上午到傍晚，兩軍幾次交手，殺得天昏地暗，但只各有勝負。後東風大作，黃沙蔽天，農民軍拼死一戰後，迅即撤退，經獲鹿至固關，然後進入山西，留李過率精兵守關，不許清兵進入山西境內。但河北境內仍有農民軍部隊，所以初八日李自成已過平定州之後，清軍阿濟格部還在真定以北一百五十里的慶都打敗農民軍，獲得大量輜重。直到二十二日，譚泰還與準塔、德爾得赫、哈寧噶一起在真定與農民軍打了一仗，頗有斬獲。由此看來，農民軍撤退一直比較慌亂，沒有太多的統一部署，因此被數量並不佔優勢、而且鞍馬勞乏的清軍連敗數陣，只是進入山西之後，李自成才鎮定下來，陸續作出了防守和反擊的戰略部署。
大順軍主力退入山陝，五月初十日李自成已至太原、河北、山東、河南諸省，除已降順清軍者外，其他地方的舊明官紳紛紛起來造反。如明宣府巡撫李鑑糾集數千人，殺大順軍權將軍黃應選、防禦使李允桂等十五人，向多爾袞上書稱臣。大同降將姜瓖亦殺大順軍將領張天琳等，據寧武、代州等城以降清。山東德州的盧世與謝陛殺害農民軍防禦使閻傑等，奉明宗室朱帥為濟王，並派手下張佔韜率兵萬餘人，攻下武定州、濱州、德平縣、陽信縣、海豐縣、霑化縣、蒲臺縣、利津縣，分別擒殺各州縣大順政權的官員。而臨清之凌、濟寧之潘士良等等都紛紛招兵買馬，戕害本地大順官員。加上南明政權派兵進襲魯南，各地地方武裝紛紛見風轉舵，結寨自保，山陝以東以南的廣大地區，都脫離了農民軍的統治。於是，原大順政權統治區內就形成了這樣的局面:山陝仍在農民軍手中，黃河以北的冀魯地區屬清廷，黃河以南如豫魯皖鄂的部分地區或在當地士紳的統轄之下、或歸於南明。正像朝鮮人當時所瞭解的那樣:“流賊留屯山西太原府，河南、河北亦皆阻絕，命令之不通於天下已累歲雲”。
五月十二日，阿濟格、吳三桂等追擊農民軍的部隊回到燕京，多爾袞派范文程等“迎勞之”。據朝鮮人記述:“清兵之追擊流賊者，至保定府，人馬疲睏，不能追及，只得捨棄宮女百餘人，綵緞數萬匹而還。”但除了人馬勞頓之外，農民軍進入山西后加緊防守，也使清軍不宜繼續深入。李自成主力雖退入山陝，但旋即考慮恢復失地。據國子監司業薛所蘊報告說，六月間“賊尚盤踞河朔，殘虐地方，無所不至。始而驅迫百姓運糧，擔負之苦，既已難堪，又每地一畝派銀五分，追比急如星火;又按畝徵解闊布，花缺布貴，敲撲就斃，人相枕藉;又科派雕羽以充箭翎，臣鄉此鳥最少，乃至死鴟一隻，費銀十兩有餘;又派打造盔甲，種種誅求，總欲置民死地。而大小鄉紳舉貢，則盡並其家屬押解陝西，號哭之聲盈耳酸心。……”由此可以看出李自成已從六月份開始進行物質上的準備，以反攻清軍。
果然，六月中旬，李自成便赴晉南的平陽(今臨汾)，重新部署兵力。他以陳永福、韓文銓鎮守太原，李過守府谷、保德，馬科直逼漢中，並在平陽商討軍機，作為反攻的大本營。七月初，農民軍就開始分兵反攻。據大順政權永昌元年七月初七日發出的行牌上稱:“今報長安二府田，綏德、漢中高、趙從西河驛過河，統領夷漢番回馬步兵丁三十萬;權將軍劉統兵十萬過河，從平陽北上;又報皇上統領大兵三百五十萬，七月初二日從長安起馬，三路行兵，指日前來。先恢剿寧武、代州、大同、宣府等處，後赴北京、山海剿除遼左，至叛逆官兵，盡行平洗，順我百姓，無得驚遁等語。”雖然兵數有所誇張，但卻大體表明瞭反攻的規劃。於是，從七月初始，河北、河南各地飛章告急，或說“傳來西賊偽牌一面，上雲權將軍劉親自領兵十萬，由彰德、磁州一帶，指日攻取大名”;或說農民軍哨馬二百餘騎，已到武安縣駐紮;或說又到臨癅關，涉縣也有兩千人駐紮，離順德府已非常迫近。加上農民軍到臨癅關的前鋒放出話來:“二十日發兵八十萬，一路上固關，三十萬;一路上宣大，三十萬;一路上順德，二十萬。”嚇得地方官趕緊上報清廷，“急發兵堵剿，如救湯火”。而赴固關一路七月底也抵達平定州，“偽官姓喬，賊撥不時往來，總兵馬賊在榆次，有稱王流賊姓劉在壽陽”。而河南襄縣、南陽、襄陽、河南府(即洛陽)以西，“流寇牛頭目領兵一支在各處鎮守，以西俱流寇官”。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軍數日之內便可抵達北京城下，圍攻清軍，因而成為清朝統治者的心腹大患，成為多爾袞最為重視的一支敵對力量。
另一支農民軍隊伍——張獻忠的大西軍於這年正月大舉入川，六月克重慶，八月下成都，先後殺掉明瑞王和蜀王。十月，張獻忠以成都為西京，建立大西政府，改元大順。中央、地方各級政權都有農民軍派任的官員，並且鑄幣造歷，開科取士。其間，張獻忠又派艾能奇、李定國、孫可望等率兵四處攻掠州縣，使全川皆隸於大西政權統轄之下，使張獻忠成為多爾袞統一中國的潛在威脅。但是，多爾袞還無暇顧及割據一隅的大西農民軍，對其也不甚瞭解，直到次年閏六月，他還問:“張獻忠今安在?”大學士們連忙奏報:“聽說張獻忠佔據四川，地方險要而富庶，他在那裡抗拒不降。”多爾袞聽說以後表示憂慮，認為“草野之間特起豪傑，則難為收拾。”所以在順治元年五月以後大約一年多的時間裡，多爾袞及其主要謀臣均未在戰略決策中安排對大西政權的對策。
甚至多爾袞對近京“土賊”都要更為重視得多。他曾提到，“自義兵至京以來，霸州一帶土寇紛紛，未見斷絕，今三十日。早間又聞彼處土賊甚多，正在發兵征剿。”後又批示:“天津務關之間，土寇公行，地方官料理何事?宜速殲渠魁，勿令滋蔓。著杜應登暫駐務關，宋權暫駐通州，督率各道將從實下手，以安畿甸。候剿撫完日，啟明奉旨，方許回鎮。”七八月間，近京各省羽檄飛章，報告各地形勢，或說“鄒、滕一帶多盜，路斷行人”;或說“濰縣又告急矣”，“沂州、沂水又告急矣”;或說“土寇”馬應試“搶掠鄆、鉅、範、觀、開、清、曹、定一帶，為害甚慘”;或說“嘉祥地方滿家洞土寇聚集數萬，攻破馮家等堡二十餘處”;或說“青州府迤東昌樂、壽光等縣土寇猖獗，結聚數萬，延蔓東海，僭稱重光元年。有稱威震山東，提調總鎮者，有稱協鎮等營者……”如此等等，數不勝數，使多爾袞寢食不安。這些農民起事隊伍，少者人馬數千，多者數萬，來去飄忽;他們活動於京畿，離統治中心近者一二百里，遠者也不過千里之遙，因此更為多爾袞所注意，如不及時剿滅，不僅京畿難以穩定，全國統一無從談起，就是自己的地位也岌岌乎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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