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最最要紧的事就是和自己的敌人争夺天下。对于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多尔衮是比较熟悉的，他率军入关之初，即以农民军为主要打击对象，将其视为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山海关战后，李自成虽然战败，但作战之英勇、力量之强大，仍给多尔衮留下很深印象，并未敢以此轻视之。也正因为这一战，多尔衮就决定了以武力消灭这支异己势力的战略，这样做就能争取汉人官绅的支持，一举打败农民军。于是，多尔衮在进北京之时，只带少数人马入城，大军则由阿济格、多铎、吴三桂等率领，继续向西追击。
四月三十日李自成农民军撤出北京，开始时“负重不能驰”，行进比较缓慢，加之沿途官绅纷纷倒戈相向，对农民军进行骚扰，使农民军撤退并不顺利。但清军追兵已近，情况危急，不得已“尽弃辎重、妇女，自卢沟桥至固安，盔甲衣服盈路”[133]。这样，五月初一日才能加速前进。这一日上午八九点钟，李自成军才到距京一百二十里左右的涿州，但涿州已被明朝旧官冯铨、宋权等纠集士绅夺下，此时拒守城上。一时间，“城头炮石齐加，矢飞如雨”，一攻一守达六七小时。据说“共见闯贼右臂中箭，滚壕跳墙而逃，余贼中炮中箭者，尸横四野”。农民军攻城不利，只得继续南撤，而当天傍晚，清军就已追到了附近的拒马桥。
据曾掘李自成祖坟、后被农民军抓获的前米脂县令边大绶记载，农民军初一日行军二百余里至肃宁，而当日晚尚有农民军在涿州;他还记载农民军初二日行军八十里至安平，初三日行军七十里至无极，而初三日又有农民军在无极正北七十里的定州与吴三桂追兵交战，谷大成战死，左光先负伤，可见农民军西撤时并非一路。初四日，李自成至真定，次日引兵回击吴三桂，从上午到傍晚，两军几次交手，杀得天昏地暗，但只各有胜负。后东风大作，黄沙蔽天，农民军拼死一战后，迅即撤退，经获鹿至固关，然后进入山西，留李过率精兵守关，不许清兵进入山西境内。但河北境内仍有农民军部队，所以初八日李自成已过平定州之后，清军阿济格部还在真定以北一百五十里的庆都打败农民军，获得大量辎重。直到二十二日，谭泰还与准塔、德尔得赫、哈宁噶一起在真定与农民军打了一仗，颇有斩获。由此看来，农民军撤退一直比较慌乱，没有太多的统一部署，因此被数量并不占优势、而且鞍马劳乏的清军连败数阵，只是进入山西之后，李自成才镇定下来，陆续作出了防守和反击的战略部署。
大顺军主力退入山陕，五月初十日李自成已至太原、河北、山东、河南诸省，除已降顺清军者外，其他地方的旧明官绅纷纷起来造反。如明宣府巡抚李鉴纠集数千人，杀大顺军权将军黄应选、防御使李允桂等十五人，向多尔衮上书称臣。大同降将姜瓖亦杀大顺军将领张天琳等，据宁武、代州等城以降清。山东德州的卢世与谢陛杀害农民军防御使阎杰等，奉明宗室朱帅为济王，并派手下张占韬率兵万余人，攻下武定州、滨州、德平县、阳信县、海丰县、霑化县、蒲台县、利津县，分别擒杀各州县大顺政权的官员。而临清之凌、济宁之潘士良等等都纷纷招兵买马，戕害本地大顺官员。加上南明政权派兵进袭鲁南，各地地方武装纷纷见风转舵，结寨自保，山陕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都脱离了农民军的统治。于是，原大顺政权统治区内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山陕仍在农民军手中，黄河以北的冀鲁地区属清廷，黄河以南如豫鲁皖鄂的部分地区或在当地士绅的统辖之下、或归于南明。正像朝鲜人当时所了解的那样:“流贼留屯山西太原府，河南、河北亦皆阻绝，命令之不通于天下已累岁云”。
五月十二日，阿济格、吴三桂等追击农民军的部队回到燕京，多尔衮派范文程等“迎劳之”。据朝鲜人记述:“清兵之追击流贼者，至保定府，人马疲困，不能追及，只得舍弃宫女百余人，彩缎数万匹而还。”但除了人马劳顿之外，农民军进入山西后加紧防守，也使清军不宜继续深入。李自成主力虽退入山陕，但旋即考虑恢复失地。据国子监司业薛所蕴报告说，六月间“贼尚盘踞河朔，残虐地方，无所不至。始而驱迫百姓运粮，担负之苦，既已难堪，又每地一亩派银五分，追比急如星火;又按亩征解阔布，花缺布贵，敲扑就毙，人相枕藉;又科派雕羽以充箭翎，臣乡此鸟最少，乃至死鸱一只，费银十两有余;又派打造盔甲，种种诛求，总欲置民死地。而大小乡绅举贡，则尽并其家属押解陕西，号哭之声盈耳酸心。……”由此可以看出李自成已从六月份开始进行物质上的准备，以反攻清军。
果然，六月中旬，李自成便赴晋南的平阳(今临汾)，重新部署兵力。他以陈永福、韩文铨镇守太原，李过守府谷、保德，马科直逼汉中，并在平阳商讨军机，作为反攻的大本营。七月初，农民军就开始分兵反攻。据大顺政权永昌元年七月初七日发出的行牌上称:“今报长安二府田，绥德、汉中高、赵从西河驿过河，统领夷汉番回马步兵丁三十万;权将军刘统兵十万过河，从平阳北上;又报皇上统领大兵三百五十万，七月初二日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来。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至叛逆官兵，尽行平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等语。”虽然兵数有所夸张，但却大体表明了反攻的规划。于是，从七月初始，河北、河南各地飞章告急，或说“传来西贼伪牌一面，上云权将军刘亲自领兵十万，由彰德、磁州一带，指日攻取大名”;或说农民军哨马二百余骑，已到武安县驻扎;或说又到临癅关，涉县也有两千人驻扎，离顺德府已非常迫近。加上农民军到临癅关的前锋放出话来:“二十日发兵八十万，一路上固关，三十万;一路上宣大，三十万;一路上顺德，二十万。”吓得地方官赶紧上报清廷，“急发兵堵剿，如救汤火”。而赴固关一路七月底也抵达平定州，“伪官姓乔，贼拨不时往来，总兵马贼在榆次，有称王流贼姓刘在寿阳”。而河南襄县、南阳、襄阳、河南府(即洛阳)以西，“流寇牛头目领兵一支在各处镇守，以西俱流寇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军数日之内便可抵达北京城下，围攻清军，因而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成为多尔衮最为重视的一支敌对力量。
另一支农民军队伍——张献忠的大西军于这年正月大举入川，六月克重庆，八月下成都，先后杀掉明瑞王和蜀王。十月，张献忠以成都为西京，建立大西政府，改元大顺。中央、地方各级政权都有农民军派任的官员，并且铸币造历，开科取士。其间，张献忠又派艾能奇、李定国、孙可望等率兵四处攻掠州县，使全川皆隶于大西政权统辖之下，使张献忠成为多尔衮统一中国的潜在威胁。但是，多尔衮还无暇顾及割据一隅的大西农民军，对其也不甚了解，直到次年闰六月，他还问:“张献忠今安在?”大学士们连忙奏报:“听说张献忠占据四川，地方险要而富庶，他在那里抗拒不降。”多尔衮听说以后表示忧虑，认为“草野之间特起豪杰，则难为收拾。”所以在顺治元年五月以后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多尔衮及其主要谋臣均未在战略决策中安排对大西政权的对策。
甚至多尔衮对近京“土贼”都要更为重视得多。他曾提到，“自义兵至京以来，霸州一带土寇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日。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多，正在发兵征剿。”后又批示:“天津务关之间，土寇公行，地方官料理何事?宜速歼渠魁，勿令滋蔓。著杜应登暂驻务关，宋权暂驻通州，督率各道将从实下手，以安畿甸。候剿抚完日，启明奉旨，方许回镇。”七八月间，近京各省羽檄飞章，报告各地形势，或说“邹、滕一带多盗，路断行人”;或说“潍县又告急矣”，“沂州、沂水又告急矣”;或说“土寇”马应试“抢掠郓、钜、范、观、开、清、曹、定一带，为害甚惨”;或说“嘉祥地方满家洞土寇聚集数万，攻破冯家等堡二十余处”;或说“青州府迤东昌乐、寿光等县土寇猖獗，结聚数万，延蔓东海，僭称重光元年。有称威震山东，提调总镇者，有称协镇等营者……”如此等等，数不胜数，使多尔衮寝食不安。这些农民起事队伍，少者人马数千，多者数万，来去飘忽;他们活动于京畿，离统治中心近者一二百里，远者也不过千里之遥，因此更为多尔衮所注意，如不及时剿灭，不仅京畿难以稳定，全国统一无从谈起，就是自己的地位也岌岌乎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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