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失蹤的孩子:進入緬北,就能離他近一點

所有來金三角做邊緣生意的人,往往會在經過一段時間,接觸罌粟花之後,給自己樹立一個道德路牌:這裡是金三角,我所作的惡相比其他人的殺人販毒,不算是惡。

尋找失蹤的孩子:進入緬北,就能離他近一點

小惡不是惡。

我在酒桌上聽在緬甸做小商品生意的陳爺講過一個說法:金三角生活著兩種人,一種泯滅良心有錢拿,另一種人,沒有良心也沒有錢拿。

尋找失蹤的孩子:進入緬北,就能離他近一點

2009年5月上旬,中國方面的賣家出貨渠道出現一些問題,導致我負責的線路上,貨物得不到及時補充,只能暫時擱置,我也停工休息。

無所事事兩天以後,猜叔帶我去大其力玩。

我問猜叔,怎麼不去小勐拉,反而要跑這麼遠的路來到大其力。

猜叔轉頭對我笑道,帶你去見識見識金三角的魅力。

我很詫異,之前不是在達邦、小勐拉這些地方早就感受過了嗎。

猜叔搖著頭告訴我,外人都認為金三角很大,其實不是這樣的。像小勐拉這些靠近中國邊境的地方只能算泛金三角區域,大其力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核心金三角。

那兩個地方有什麼區別?我又問。

猜叔這次回答得很簡單,就兩個字:安靜。

我最開始不明白,為什麼猜叔會用安靜來描述金三角,直到我第一次踏上大其力的土地。

當天早上9點鐘,太陽已經把整個地面照得火亮,我們的車子緩緩開進大其力附近郊區的一條街道。

兩旁的房子破舊不堪,除了沿街一些小賭坊粉刷過牆壁,其他的地方全都坑坑窪窪,甚至有很多房屋呈現風一吹就要被颳倒的模樣。

時間還早,路上行人不多,年紀大的坐在房屋的陰影下,年紀小的倚靠在樹旁,目光隨著我們的汽車行進方向悄悄移動。

我把車窗搖下來一點,可以清晰地聽到汽車壓過樹枝,發出“呲呲”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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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叔把汽車又開了一段,踩下剎車,停好,下車。彙集在我們身上的目光慢慢消失。

猜叔拍著我的肩膀,告訴我:如果今天不是他帶我過來,只有我一箇中國人的話,剛下車就能被這些看上去弱不禁風的老人和小孩圍著要錢。

我點點頭,說自己已經感覺到金三角的安靜了。

猜叔笑著拍了我的腦袋,叫我別不懂裝懂。然後把口袋裡的槍掏出來,朝著天空打了一下,“砰”,聲音很大,猝不及防的我耳朵都給震得嗡嗡響。

猜叔努了下嘴巴,示意我向四周看看。我揉著耳朵照做。這麼大的聲響,竟然沒有引起任何恐慌,兩個互相撒尿玩的小孩子,也沒有停止手裡的動作。

“為什麼?”我問猜叔。

“一把槍而已。”猜叔笑著把手槍放了下來。

“這裡兩年一小亂,三年一大亂,這些人早就習慣了。”猜叔把槍放進皮套裡,邊扣上釦子邊問我,“槍聲和雞叫聲,真的有區別嗎?”

我下意識想要說有,但怎麼也說不出口。只能趕緊催促猜叔帶我離開郊區,去大其力的縣城,有很多中國人玩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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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其力縣城,猜叔臨時有事要趕回去,問我走不走。我心想3個小時的車不能白坐,什麼都沒玩就回去虧了點,就搖頭拒絕。

猜叔也沒勉強,把我介紹給這裡四五家賭坊的總巡場認識,讓我有事可以找他,就開車離開了。

總巡場姓趙,我叫他趙哥,30歲出頭,中國湖南人,十五六歲的時候過來緬甸,算是“後期混血兒”。

趙哥從一個最小的“簽單”馬仔做起,十來年時間就做到賭坊打工仔裡的最高級別,還混了些股份,娶了兩個越南美女。

趙哥長得一臉木訥,話不多,看上去是個老實人,下手卻意外狠辣。我見過他催“死單”時的模樣,用一把鐵榔頭把男人的指頭一個個敲碎,很殘暴。

我從一開始就莫名討厭趙哥,沒待在他給我安排的賭坊和賓館,自己一個人出門溜達。

大其力縣城的中國遊客特別多,我不用擔心安全問題,何況我口袋裡有槍。

大其力地方不大,有名的除了賭坊就是妓院,很多老嫖冒險坐船過湄公河,就想來嚐鮮。我偷偷跟在兩個禿頂男人身後,聽他們大聲討論東南亞各國女人的差異性。

走著走著,湊巧看到一個沒有門牌的小店,門內的藍色塑料凳上坐著一個女人,穿著一條淺灰色的長裙,雙腳併攏,雙手放在腿上,臉上塗著一點點的粉,沒有任何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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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一片穿著籠基,花花綠綠的緬甸妓女中顯得與眾不同。

我進了門。

店裡只有一張木板床,一條竹製的長椅,一個衛星電視,還有兩臺電風扇,一臺掛在牆壁上,一臺擺放在床頭,“呼呼呼”吹個不停。

長椅上斜躺著一個男人,很瘦很憔悴,正眯著眼睛看我。

我以為自己進了專門坑中國人的黑妓院,下意識想要掏槍,沒來得及做出動作,女人的聲音就傳了過來,“你是中國人吧?”

我停止掏槍的動作,因為我從女人的口音裡聽出一絲親切感。

我猶豫著問道:“聽口音你也是中國人,還是溫州的?”

女人聽我這麼說,眼睛一下就睜開,臉上還露出笑容:“你咋嫩峽得?(你怎麼知道?)”

我稍微沉默了一會兒,說自己以前有個哥哥就是溫州人,溫州腔的普通話一聽就知道。

靠著異國遇老鄉的興奮感,我們慢慢聊起來,都是一些家鄉的趣事。

直到我問她,為什麼要過來做這個?

女的沒有回答,男的反而硬擠著乾枯的臉皮露出一個笑容:“你是老鄉,我們算你便宜點,一次200,送全套。”

男的見我沒回話,繼續推銷說,自己的店有個特殊賣點,他說自己是女的老公,可以全程在旁邊觀看。

這男人讓我想起花姐當年的遭遇,一下沒忍住,上去給了他一巴掌,剛想繼續打的時候,發現兩人沒哭沒鬧也沒反抗。

正常人遇到突如其來的襲擊,都會下意識伸手阻擋,但男人只是看著我,斜躺的姿勢幾乎沒變化。

女人把長椅邊緣放著的玻璃杯拿到手裡,大概怕我會不小心打碎。

我有點不知所措,把手放了下去。

金三角的小型賭坊裡,溫州人開的佔了半壁江山,哪裡賺錢,哪裡就有溫州人的身影。我頭一回見到溫州人在金三角混得這麼慘。

我試著和他們溝通。我遞給他們錢,想要知道他們為什麼來這邊。但他們都在迴避這個話題。最後我實在沒辦法,打算離開。

剛起身,聽到女的問我:“你在金三角待了多久?”

我回答:“挺久了。”

“那你認識這裡僱傭兵組織的領導幹部嘛?”

我假裝自己認識。

“那你可以幫幫我們嗎?”

我還不知道需要幫的忙是什麼,就已經點頭。

那天的上午到凌晨,我坐在這間悶熱的小房子裡,聽完了這對夫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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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夫妻都是浙江溫州人,男的叫張琦,女的叫孫錦芳,都是70年代末出生。

張琦從一所重點大學畢業,之後在一家中型企業上班,工作能力突出,四五年時間就被提拔成中層幹部。

孫錦芳上的是普通專科,學的是會計,成績不好,但憑藉家裡的關係也有一份穩定高福利的工作。

這樣的學歷背景,在當時算得上是知識家庭。

溫州流行相親,結婚也普遍較早。兩人經媒人介紹,認識不到半年就在家人催促下成婚。

“我們大學畢業沒多久,互相的年紀都小,電影院都沒去過,就要結婚了。”

孫錦芳說第一次見面,雙方家長坐下來吃了一餐晚飯,就把婚期定在2000年的國慶節。按照溫州的傳統,是要先訂婚,再結婚的,但兩個家庭都很著急,好像趕著去救火,一切從快,跳過訂婚環節,邊在郊外蓋自建房,邊準備結婚事宜。

兩人婚後的生活平淡無奇,柴米油鹽、加班賺錢,如同所有中國普通家庭。

“我們兩個一起生活沒到一年,就覺得雙方生活習慣完全不合,打算離婚了。”孫錦芳說這話的時候,偷瞄了一眼張琦,發現張琦耷拉著眼皮,也看著她,趕緊把頭轉回來。

她說張琦不愛乾淨,也根本不記得兩人的任何紀念日,總共就給她買過3次禮物,還都沒有超過20塊錢;雖然每天都會做飯,但買的菜都是張琦自己愛吃的,零零碎碎的小事瞬間把她憧憬的婚姻生活擊了個粉碎。

孫錦芳想離婚,就把這個念頭表達給張琦,張琦沒有任何挽回的意思,直接點頭同意。

即將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字的時候,意外懷孕把這一切掩蓋了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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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孫錦芳懷孕,第二年生下兒子,小名叫醜仔。

溫州人對生兒子向來有種偏執,孫錦芳第一胎就生出男孩,讓雙方家庭十分滿意,也為兩人想要離婚的念頭增添了很多阻力。

婚後第2年,張琦出軌,孫錦芳鬧離婚,被雙方家長勸和。

婚後第4年,孫錦芳出軌,被情夫敲詐15萬。

張琦問孫錦芳是否還要繼續過下去,孫錦芳點頭。張琦選擇原諒孫錦芳,因為不想鬧得雙方家庭都知道,支付了這筆錢。

在這樣的生活中,兩人度過了6年。

2007年初,即將過年關,孫錦芳帶著醜仔出門買零食。孩子說要喝飲料,孫錦芳就去排隊,一個不留神,醜仔丟失。接下去的一個月,雙方家庭像是瘋了一樣滿城尋找,沒有任何訊息。

那段日子,張琦每天都要喝一斤白酒,一喝醉就打自己。拿腦袋撞門、菸頭燙胳膊,試圖用身體上的疼痛來忘記孩子走丟的痛苦。孫錦芳說這不是他的責任,叫張琦打自己,張琦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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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痛苦地生活了3個月,在雙方家庭的長輩都紛紛放棄,勸說兩人再生一個的時候,孫錦芳和張琦做了一個決定:他們要自己去找孩子。

“大家都說兒子找不回來。張琦不信。”孫錦芳說張琦從小家境貧寒,依靠讀書硬生生闖出來一條路,還把父母、兩個兄弟和一個妹妹的生活重擔都挑在肩上。

在他的認知裡,沒有什麼是通過努力解決不了的。

同時,兩人還做了一個約定:一旦找到兒子,馬上離婚。

“為什麼孩子找回來反而要離婚?”我問兩人。

孫錦芳把張琦腳上的拖鞋拿掉,讓他可以方便地踩在自己腳上,好給他捶打小腿。張琦的小腿皮膚很鬆弛,每碰一下都有波紋。

孫錦芳連續敲了十幾下,才回了我一句至今都不太懂的話:“我可以陪他吃很多苦,就是享不了福。”

也不知為什麼,在這之前,我其實已經見多、也聽多了悲慘的故事,早就沒什麼反應。可這句話卻就好像觸到了什麼東西。

孫錦芳的講述很平靜,沒有憤怒,沒有怨恨,沒有任何想象中,經歷了一些殘酷該有的情緒。

除了說到和張琦相處中的一些細節會偶有顫音,講述其他事的時候,她的語調、音量都很少有起伏,就像給孩子說睡前故事。

我幾乎不去打斷,孫錦芳說,中國每年走丟的孩子非常多,找回來的寥寥無幾。她和張琦都明白這一點,還是義無反顧踏上尋子的路。

出發前,張琦和孫錦芳把工作辭了,房子抵押貸款,家裡老款的帕薩特低價典當,湊錢換了一輛二手陸巡,準備從溫州周邊的縣城開始,慢慢擴大搜索範圍。

“他說陸巡是出了名的跑不壞,一定要換車。”孫錦芳罵張琦是烏鴉嘴,車子跑不壞,人是不是就要一輩子都在路上掙扎呢?

這不是一個好兆頭。

孫錦芳和張琦給自己定的時間是一年,一年的時間裡如果找不到孩子,就不再想這件事。

兩人抱著這樣的念頭,開始一邊到各個城市貼小廣告,一邊在公益組織裡求助,有時還會花錢在報紙、電視上打廣告。

經過一段時間的尋子之路,他們手上已經有了無數個尋子互助群,上面全部都是走丟孩子的父母。大家在這些群裡相互鼓勵,提供線索。

張琦和孫錦芳第一次瞭解,中國每年竟然有這麼多的孩子因為各種原因走丟。

接觸的越多,兩人對找回孩子的信心就越少。

“後來,我們在路上一整天都不說話。”孫錦芳說她和張琦兩人,在尋找接近一年的時間後,已經變得麻木。他們只是沿著高速路開車,一個站口一個站口地下,飄蕩到哪裡就在哪裡粘貼小廣告。

兩人每天最害怕的是晚上臨睡前的5分鐘。因為他們有個習慣,睡覺前會把手上的中國地圖打開,每尋找過一個地方,就會在地圖上畫個圈。但地圖彷彿有自動清洗功能,圈圈永遠畫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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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大年三十,孫錦芳張琦把車停在高速路上的緊急停車帶,聽著車載廣播的節目,就著餅乾礦泉水度過了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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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初,在雙方父母、親戚、朋友的日夜輪番勸說下,孫錦芳和張琦停止尋子之路,重新找了一份工作,開始朝九晚五地上班,健身鍛鍊,電影麻將,週末還會請朋友來家裡吃飯,絕口不提兒子的事。

這樣過了3個月,就在所有人都以為兩人已經邁過這道坎時,他們選擇重新出發。

“大家說的我們都懂,就是做不到。”孫錦芳說自己也知道重新生一個孩子,安穩上班就不會這麼辛苦,兩個人一直飄蕩在外面,路途可能漫長,也可能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險,但還是無法放棄。

我當時覺得孫錦芳在撒謊,你都懂了怎麼會做不到呢?後來才明白,有一類人會在權衡過所有利弊之後,選擇一條最難走的路。

他們又找了3個月,還是渺無音訊。

一天,孫錦芳和張琦站在一個縣城下屬鎮的電線杆旁,把手上最後一張尋子廣告粘貼完,去車子後備箱拿備用小廣告的時候,發現已經沒有存貨。

他們痛哭起來,歇斯底里地打了一架。孫錦芳把張琦的臉抓花,張琦把孫錦芳的眼角打出血。

當晚,兩人在一家很簡陋的旅館床上,互相給對方擦拭藥水,之後做了一次愛。

這是他們一年來第一次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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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錦芳當時已經打算放棄,但張琦很認真地和她保證:他們一定會把孩子帶回來的。

張琦和孫錦芳想的辦法是,打入人販子這個行業,至少會離自己的孩子近一點。

他們開始給公廁、街邊買賣人口的小廣告打電話,假裝自己是買主,想要藉此機會和這一行的人搭上話。

小廣告上預留的電話號碼,連續十來個都是空號,後來總算打通一個,對方要求必須要先打預付款才交人。

張琦和孫錦芳沒辦法,只能按照對方提供的銀行戶頭匯款一萬元,結果再沒回音。

孫錦芳兩人陸陸續續被騙了四五萬,甚至有一次遇到警察釣魚執法,被關了幾天,受了點苦。

人販子太謹慎,兩人毫無辦法。

後來,張琦慢慢琢磨出門道,要混入人販子這一行,不能過於直接,要懂得曲線救國。做這些犯法生意的傢伙,只會信三教九流的人。

抱著這樣的想法,兩人開始挑選適合進入的行當,最後一致決定去當乞丐。乞丐相對容易偽裝,也沒有入行門檻。

張琦和孫錦芳不再開車,十多天不洗澡,拿著一個破碗,吃最便宜的快餐,睡在橋洞、工地、公園這些地方,買了點顏料,找塊板子寫上編造的悲慘故事,跪在地上沿街乞討。

他們很快融入到乞丐這個角色,等到兩人覺得自己已經變成真乞丐,就開始試著接觸其他的乞丐。

“出來這麼久,就那幾天最開心,對吧?”孫錦芳問張琦,還記不記得那幾天,她每天晚上都要在張琦的懷裡才能睡著。

張琦沒回她。

說到這裡,時間到了下午1點,該吃飯了。

我對這個時間印象很深刻,是因為張琦說:“3個鐘,你剛好要付給我老婆3個小時的點鐘錢。”

我提議請他們去外面吃,兩人沒同意。

只見孫錦芳從床底拿出一個電飯煲,兩個碗,兩雙筷子。沒有飯勺,他們用碗反扣著打飯。

她又打開桌子下的一個抽屜,掏出一個白色的塑料袋,袋子裡是玻璃瓶裝的紅色辣椒醬,辣醬已經見底。

孫錦芳用筷子把辣椒醬塗到白米飯上,遞給我,讓我攪拌一下,“很好吃的。”她告訴我。

我拿起筷子,問她哪裡來的辣醬。孫錦芳說是託老鄉買的。

“你現在還能託誰?”我問,她笑笑,沒說話。

我嘗試著吃了兩口,飯很涼很硬,有點餿味,辣醬確實是溫州的味道。

孫錦芳自己沒有吃,臉上露著笑容,一小口一小口地喂張琦。

看到張琦艱難地吞嚥,我覺得這頓飯吃得很詭異,就問他們想喝什麼牌子的白酒,我出門找朋友拿,保證正宗。

孫錦芳沒說話,看了一眼張琦。張琦朝我搖頭,幅度很小,“我不喝酒。”

張琦說,自己從前就不愛喝酒,而且他酒品不好,喝多了會被家裡人嫌棄。

看他說的很自然,我愣了一會兒,用左手食指戳著自己右臂,再看向他:“你都這樣了,還怕什麼?”

張琦朝我笑一下,眼睛睜大了點,“保持一些以前的習慣,讓我覺得自己是個人。”

每個城市的乞丐大部分是固定人員,都是相互拉幫結派,很少有外來乞丐能夠單獨混飯吃。張琦和孫錦芳兩個人,就選擇待在安徽蕪湖,加入其中一個團伙。

這之後,兩人正式開始乞討生涯。

張琦說,乞丐內部也分等級。老大身邊的親信可以去比較繁華的地段,例如車站、步行街,而不招老大喜歡的傢伙就只能去偏僻、人流量少的地方。孫錦芳和張琦就只能去中小學校附近,收益不多。

這一行待的時間久了些,他們覺得乞丐也分好壞。好乞丐只是假裝自己是殘疾人騙取同情,壞乞丐則是偷蒙拐騙無惡不作,小到偷街邊的電纜、路上的井蓋,大到幫一些地痞流氓對女性企圖不軌。

關於這個,據我所知,乞丐並沒有張琦說得那麼恐怖,大部分都是些好吃懶做的可憐人,而且膽子普遍都不大,違法犯罪的事也不太敢做。畢竟要是有這膽量,早去混別的行業,不做乞丐了。

張琦和孫錦芳覺得,一些乞丐因為熟悉當地的情況,會選擇和人販子聯合,告訴人販子哪裡容易作案,哪裡的小孩出沒的次數多。張琦問他的老大認不認識人,讓他也加入人販子這個行業,他想發財。

張琦當時的老大是個50多歲的老乞丐,四肢健全,無兒無女,一生都在行乞,平常沒事還會挑逗孫錦芳,沾點小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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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個人,在聽了張琦的話以後,把他狠狠打了一頓,叫張琦帶著孫錦芳滾。

老乞丐看不起人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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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琦和孫錦芳並沒有就此放棄。

他們很快又加入到另外一個乞丐團伙。這個團伙的成員比較複雜,其中有人能和一家比較大型的柺子團伙聯繫,張琦就此正式接觸人販子行當。

人口買賣有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存在,包括買家賣家以及中間的抓人渠道,都有很嚴格的控制。人販子一般是兩到三人為一個小組,而且內部有業務範圍劃分:小孩和年輕女性是其中最大的經濟來源。

我接觸過一些人柺子,雖然不像張琦說的那樣有專業分工,但大部分還是有一套自己的流程,一般是親戚帶親戚,朋友帶朋友,兩三個人就開始全國各地流竄,很少有超過五個人的,甚至很多人是因為聽到附近村子有人想要買老婆,單槍匹馬跑出去抓人。

張琦選擇加入的人販子組織因為規模比較大,所以有一個入夥考核。考核的標準就是成功拐賣一個人口,時間越短,質量越好,考核打分就越多。

張琦和孫錦芳原本是想慢慢在這一行打探消息,看能不能湊運氣打聽到自己孩子的下落,沒想過真的要當一個人柺子,因為這已經是實打實的犯罪。

但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裡,孫錦芳和張琦兩人積攢的思念之情超過一切。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他們不想放棄。

僅僅商量了一個晚上,他們就告訴柺子團伙裡的老大,自己夫妻選擇加入,但是不偷小孩,只搞女性。

“自己的孩子是孩子,別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嘛?”我問孫錦芳。

孫錦芳沒回答,而是轉頭看向張琦。張琦盯著我看了看,才說道:“是我逼著她做的。”

張琦和孫錦芳選擇了一所大學附近,那兒有一段道路比較陰暗,頭頂的路燈不知道被誰打破,很適合作案。

當時是兩人加上組織裡提供的一個經驗豐富的老手,三人守株待兔。等了有一刻鐘,晚上10點多的時候,終於有一個女大學生經過,看樣子是著急回寢室。

組織的老手從陰暗處竄出,裝作問路。女大學生很謹慎,擺手說自己不知道,同時加快步伐,想要快步離開。

但是老手緊隨其後,在旁邊不停地說著話,甚至伸手阻攔,想要女大學生停下來。女大學生很緊張,就差要起步逃跑。

這時候,張琦和孫錦芳出現,兩人手挽手並肩走來。孫錦芳看到女大學生以後,一把拉過來,和她搭話。

女大學生一開始很驚慌,但看到孫錦芳朝她不停使眼色,張琦又守在一邊,對老手怒目而視的模樣,一下子反應過來。她以為自己遇到了好心人。

女大學生機靈,順著孫錦芳的話接下去,有一茬沒一茬地聊天。

孫錦芳出身富裕,說話好聽,人也長得漂亮,給人的信任感強,而女大學生的社會經驗比較少,沒多久就完全信任了孫錦芳。

“那姑娘太傻了。”孫錦芳說自己看時機成熟,就對女大學生說,看她一個人不安全,自己有車可以把她送回寢室。女大學生就此上了三人預先準備好的車子。

孫錦芳打開車門,叫女大學生上車。女大學生剛抬腿,就被旁邊的孫錦芳推了一把,整個人跌倒在車廂裡。

張琦衝過來捂住嘴巴,老手負責拿繩子捆綁住手腳,沒幾分鐘,女大學生就被控制住。三人趕緊開車前往據點,郊外一個村子的民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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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發生的事,張琦沒參與也沒阻止,孫錦芳早早就上床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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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之後的兩個月,張琦和孫錦芳流竄於四川、湖南、貴州。

業績突出的兩人在團伙內地位攀升,很多人開始管他們叫張哥、孫姐。趁此機會,張琦提議去浙江溫州做案子,眾人紛紛點頭。

其實早年間的東南沿海省份,拐賣兒童的案件屢禁不絕。因為經濟發達,家庭條件優渥,小孩長得水靈,所以價格普遍比西北內陸地區的孩子高一些。

張琦選擇回到溫州,是因為他認為當初自己孩子的走丟,肯定不是小團伙作案。

溫州外來人口眾多,魚龍混雜,主要地區的乞丐都是扎堆結隊,更何況人販子這種暴利行業。

兒子丟失在市中心,而中心區域向來都是大團夥的自留地。

我能理解張琦的推斷,因為在底層的灰色產業鏈中,很多人沒讀過書,卻都掌握一個技巧:人群中一眼就能發現自己的同行。

人販子常見的手段是事先踩點蹲點,在人來人往的地方靜靜等待機會,長時間待在一個地方,後面進來的小團伙就很容易被發現。

犯罪團伙都遵循一個原則:越小越難找,越大越顯眼。張琦覺得自己終於有了一點線索。

重新返回溫州,張琦通過團伙裡專門負責各省份踩點地盤的傢伙,順利聯繫上當地比較大的乞丐團伙。

在給了一些開口費之後,張琦知道溫州最近有哪些地方易作案,哪些地方小孩出沒較多。

張琦順帶著問出,去年快過年的時候,有沒有人販子團伙在市中心活動過。

有乞丐告訴張琦,他記得有一群面生的人柺子過來這邊。

張琦問,現在去哪裡了。乞丐不知道。

張琦又問,那夥人的長相還記得不?

乞丐也記不清,只說當初大概是四五個人,帶著廣西口音。

張琦和孫錦芳起初聽到這個消息時很興奮,他們覺得這夥人很可能就是拐走自己孩子的人,但這情緒很快消失,因為人販子基本不會在家鄉犯案,這是習慣,所以去廣西找是沒用的,這個線索的用處沒有想象中大。

正在兩人又陷入沮喪的時候,那乞丐問他們,是不是想要找那夥人?

張琦點頭,心裡卻沒抱什麼希望。

乞丐卻說自己可以聯繫上那群人販子,只是要給報酬。張琦強忍住心裡的激動,問,為什麼你能聯繫上?

乞丐說他去年剛好抱過一個小孩賣給他們,得了5000塊錢。那夥人走的時候,給了他聯繫方式,說以後有小孩可以繼續出手。

人販子一般同時使用多個手機號,給買家的聯繫方式是最常換的,給賣家的,則根據信任程度不同區分,感覺是同類的,就會留最常用的。

我不相信,問孫錦芳:“這也太巧了吧?”

孫錦芳重複了一遍我的話:“是啊,這也太巧了吧。”

張琦給了200塊的信息費,兜兜轉轉一大圈,竟然在溫州獲得了最可能拐走自己孩子的人販子的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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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琦得到聯繫方式的第一時間就打算報警,讓警察來抓捕這群人,審問出自己孩子的下落,但被孫錦芳阻止了。“如果通知警察,警察肯定會問你們怎麼知道有人販子交易的?再追問下去,先被抓起來的肯定是我們自己。”

張琦想了很久,決定引蛇出洞。

張琦和孫錦芳花了幾天的時間,拐騙來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之後讓那乞丐打電話給對方,說自己有孩子可以出手。

那夥人販子很謹慎,先是仔細核對了是不是乞丐本人,問了一些諸如去年乞丐賣給他們的孩子長得什麼模樣,是男是女,具體年齡這些問題。確認以後,就掛了電話。

隔了幾分鐘才又打回來,說具體的時間和地點,他們會另行通知。

中國人柺子這一行,就算在三教九流裡也算不上技術工種,比不上小偷、綁匪,甚至連賣“越南新娘”的邊境人口販子都比不上,還會被其他行業的人所不齒。

我對這群人販子有這麼高的警覺其實有點驚訝,向孫錦芳深入打聽了諸如在哪一片活動、團伙總共多少人這些問題,才知道他們確實是這行裡做得比較大的。這夥人12年年底給抓了,4人判死刑,剩下十來人一輩子都要坐牢。

在等通知的這段時間,張琦和孫錦芳就陪著乞丐和小女孩,四人同住在賓館的一個房間,每天吃飯都是讓孫錦芳去買,就怕錯過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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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剛上小學,身上還穿著校服,整個人縮在牆角很少動彈,每天都不吃飯,後來餓得不行了才喝了粥。

孫錦芳看到小女孩這個模樣,就過去安慰她。“我叫她別哭,我不會傷害她的,我自己也有孩子,只是求她幫個忙。”

孫錦芳說當時那小女孩聽了她的話,哭得更兇了,直到被張琦打了兩巴掌,才不敢再哭。

第三天晚上8點多,乞丐終於接到人販子的電話,說晚上10點,叫乞丐領著女孩去郊區的一塊空地邊等著。

張琦怕小女孩壞事,出門前特意給她餵了安眠藥,然後才開車帶著乞丐前往目的地。

在快要到達指定地點的時候,張琦讓乞丐下車,抱著小女孩走過去。

人販子很警覺,比約好的時間推遲了半小時,應該是一直躲藏在暗處,覺察到四周沒什麼危險,才冒出身影。

“那天只來了一個男的,長的還挺壯。”孫錦芳說還好對方人不多,不然他們會一直跟著人販子到目的地,團伙分開後才動手。

雙方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人販子給了乞丐現金之後,就抱著睡著的小女孩離開。

張琦和孫錦芳趕緊尾隨,在人販子剛想上車離開的時候,張琦趁他不注意,拿著鋼管,敲了一個悶棍。

第一下準頭不夠,從背後沒打準腦袋,反而把肩膀打傷,人販子躺在地上不斷哀嚎,小女孩也被摔在一旁。

張琦見狀,又趕緊補了一棍,正中腦袋,但人還是沒昏迷。

“他還想打第三棍,被我拉住了。萬一給人打壞了,孩子就找不回來了。”孫錦芳開始的情緒不算高,說到這裡才拉高了些音調。

兩人拿出繩子,費力把人販子捆好,堵著嘴拖上車。

兩人先把小女孩丟到派出所門口,然後才把人販子拖回自己家。因為張琦租住的是偏郊區的自建房,可以直接把車開進院子,並沒有人發覺。

孫錦芳他們把人販子拖進房間後,將他綁在一張椅子上,然後拿了毛巾,沾了熱水,把人販子臉上的血都給擦乾淨,準備問話。

“最開始的時候,那傢伙只會啊啊啊地叫,聲音很大,我怕他吵到鄰居,就把他的嘴巴用毛巾堵起來。”孫錦芳說過了半小時,給人販子塗了點止疼的藥水,他才安靜下來。

“那傢伙很硬氣,一直在罵我們,不肯承認拐了醜仔,更不肯說出把醜仔賣給誰。”孫錦芳說張琦先是打了人販子幾拳,然後搬了兩個小茶几過來,每個茶几的一腳就壓在人販子的兩邊腳趾上,兩人分別坐上去,疼得人販子哇哇大叫。

“那傢伙每叫一次,我們就拔他一顆牙。”孫錦芳說後來人販子就不叫了,只一個勁地流汗流淚。

當晚,張琦和孫錦芳的逼問有了結果:孩子被賣給了雲南的一戶人家。

尋找失蹤的孩子:進入緬北,就能離他近一點

隔天,張琦和孫錦芳坐上最早的一班飛機,前往雲南。

因為兩人深入接觸過人販子行當,知道里面的孩子會遭遇什麼樣的苦難,所以在飛機上的時候,他們設想過很多場景,孩子被虐待、被性侵、被打斷手腳乞討等。

“我們想了一百種情況,唯獨沒有想過,那戶人家從事的是二手生意。”孫錦芳說的二手生意,指的是國內的人販子和境外的僱傭兵組織聯合,把孩子賣到金三角。

他們說到這裡,我就明白了。金三角常年動亂,死人,死很多人。大部分黑色行業的勢力,其實都不願意看到金三角陷入戰爭的泥潭,因為這會讓生意變得難做。

但其中有一個行業,巴不得天天都打仗,這就是金三角的僱傭兵組織。

大部分的僱傭兵組織都接受各國的退伍軍人,也收納、訓練童兵,只要有錢就可以幫助其他勢力開戰,也時常會出售一些訓練有素的童兵給販毒組織。

因為現在的販毒組織內部不禁毒,也時常相互開戰,人員消耗得極快,所以緬甸、泰國、越南、老撾這些地方的孩子已經不足以支撐過高的死亡率,很多想錢想瘋了的中國人就把目光放到中國境內。

一個孩子的標準售價是兩萬,如果是長期客戶,還可以打折。

雖是如此,但因為賣出去的價格不高,賺到的利潤不夠多,所以中國兒童的需求量其實並不大,孫錦芳的兒子被賣到金三角的話,運氣算是非常不好了。

賣了醜仔的那戶人家,是一個爸爸帶著兩個女兒,母親早年上山砍柴被捕獸夾夾住,流血過多死亡,小女兒是買來的。

我問孫錦芳,你怎麼知道的這麼清楚?

孫錦芳回答我,他們把這三人捆起來問過。

在得知自己孩子被賣到金三角以後,張琦和孫錦芳在河邊坐了很久。第二天,兩人花錢在路邊的一家旅行社找了個邊境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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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出發前,張琦問導遊,金三角真的很危險嗎?

導遊點頭,說最好不要去。

張琦說,自己沒辦法的。

2009年1月份,張琦和孫錦芳孤身來到金三角,先是在小勐拉,後來搭了一輛黑車前往大其力。

金三角的世界和他們想象的一樣,複雜而危險。但金三角也和他們想象的不一樣,這裡太複雜也太危險。

來到大其力的第一個夜晚,搭他們過來的司機叫了一幫人,輪姦了孫錦芳,然後給張琦靜脈注射,讓他百分百染上毒癮,最後強迫孫錦芳賣淫。

在金三角,做這樣一單女人生意,收益大約是10萬元。

這個行當裡,有些是其他行業的人弄來女人賣給妓院賺人頭錢,有些是自己直接強迫女性賣淫。

大概是不想把這些誤入歧途的女人逼得太慘,會給她們留個念想:賺夠10萬就撒手。

和賭坊簽單是10萬起,伐木工人後來也是10萬元一條命,在這裡,10萬是個奇怪的數字。

“如果你們遲點來就好了。”我告訴兩人,2009年上半年恰好是大其力比較動盪的時期。5月份開始,大其力的地方勢力換了一批,安全問題好了許多。

事情到這裡,我聽得有些難受,讓孫錦芳不要再說下去。

我問她:“現在找到自己的孩子了嘛?”

孫錦芳搖頭。

我只能安慰她:“沒事的,僱傭兵組織不會把沒有訓練好的童兵賣給販毒組織,因為這樣得不到多少錢。”

孫錦芳瞪大眼睛,佝僂著背,握著我的手,一個勁地問:“是真的嘛?是真的嘛?”

我點頭,告訴她千真萬確。

張琦靠在椅子上,胳膊都是針孔,一看就是吸毒過量的症狀。他硬撐著站起身子,對我微微鞠了個躬,連說了3個謝謝。

我問他們,想不想回中國。

兩人先是愣了一會兒,然後搖頭說不回去了。

我心裡有點不舒服,就沒有繼續追問。我想給他們承諾,但是又害怕承諾他們,只得起身離開。

張琦看我起身,還問:真的不要來一次嘛?

我當時想踹這傢伙一腳,但是很快就收住念頭。我怕把他給踹死。

在離開店門的時候,我問了最後一個問題:“拐走你們孩子的傢伙,現在怎麼樣了?”

孫錦芳站在門內,先是沉默,然後才對我笑了下,卻沒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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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再問下去。

我當時年紀不大,因為家庭原因,對婚姻只有失望和不解,對於孫錦芳和張琦,印象最深的其實是個無關緊要的問題。

我問他們:你們都這樣了,回中國可能也生活不下去,這些年到底是怎麼過來的?婚姻對你們來說是什麼?

張琦沒說話,孫錦芳想了很久才對我說:熬。

和他們聊的十幾個小時,我記住的有很多,對這個問題,記憶卻像隔了一層毛玻璃,回憶不出他們的動作、神態,這個“熬”字卻留了下來。

當天,我返回達邦,跟猜叔說,自己想認識金三角幾家大型的僱傭兵組織。猜叔問我想要做什麼,我隨意撒了個慌,忘了具體內容。

又過了一段時間,我重新回到大其力,站在那對夫妻的店門口,看到門口坐著另一個緬甸女人。

她歲數看起來不大,頭上紮了一條彩虹髮帶,一看就是義烏小商品市場買來的。

我在原地站了十來秒,想透過門框看清店內的景象。但裡面很黑,模糊一片。

我開口問緬甸女人,原來的那對夫妻在嗎?

緬甸女人聽我說的是中文 ,轉頭看了我一眼,沒回答。

她不是聽不懂我的話,只是看我沒有進去的意思,不想浪費時間。緬甸人只想和能帶來利益的中國人打交道。

我重複問了一遍 。

等了好一會兒,緬甸女人才終於不耐煩地回答:死了。

我聽完,直接轉身離開,沒問他們為什麼死,怎麼死的之類的話。

就是“哦”了一聲。

孩子被拐賣後,花費多年尋找,是一種付出遠超常人的選擇,找回的希望渺茫,耗去大量人力物力,需要強烈的愛和堅持。

不曾經歷的人,無法體會那種人生被切割的痛苦。

看完故事之後,我問沈星星,孫錦芳和張琦的孩子什麼樣的?

沈星星說:你這麼一問,我印象中他們沒提過,一次都沒提過。

張琦和孫錦芳卻陷入了執念的極端,以至於去拐賣別人的孩子,離開富庶的家鄉,客死金三角。事到如今,活著的意義只剩下執念本身了。

傷害他人來達到目的的人,最終也會被他人所傷害,在金三角系列裡,這是個罕見的符合因果報應的故事,但故事中並沒有贏家。

(文中人物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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