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於洋
好故事就是你從它身邊走過去很遠，還頻頻回頭，最後嘆一口氣，跑回去把它拾起來，擦掉上面的浮塵，重新審視。
這個被拾起的，恰好也是一個回頭看的故事。
那條路變成了人生長路，上面的背影走著走著變高變壯，卻很少有人回頭看我們究竟是怎麼過來的，等有人把它層層剖開攤在你面前的時候，“原來我是這樣長成一個大人的”，一瞬間千頭萬緒都噎到喉頭。
《狗十三》：被放下又被拾起
2010年，北京電影學院本科生畢業答辯，文學系的焦華靜交了一個名字古怪的劇本《愛因斯坦和愛因斯坦》，這是答辯老師曹保平第一次看到這個故事，他判斷這是那屆畢業作品裡最好的。
故事緣於焦華靜小時候養的一條狗走丟以後，小孩和大人的反應天差地別，小孩眼裡天大的事情在大人那裡卻波瀾不驚。直到多年後焦華靜外出唸了大學，一次喝多酒以後她才意識到，自己從來沒有走出過少年時丟狗這件事，她只能寫下這個故事。
曹保平
面對一個青春題材，要不要拍？曹保平很猶豫，他告訴河豚影視檔案，他從來沒想過要拍一個13歲女孩的故事，離他本人太遠了，故事類型也跟他過往的犯罪劇情片截然不同。
就這樣劇本擱置了一年，一年後他重讀劇本，故事裡展露出的尋常生活下的不尋常，一個女孩和周遭世界的碰撞，令人尋味又充滿共情，幾乎每個人都能在其中看見自己，最終他決定開拍。
李玩：泯然眾人又獨一無二
選擇14歲的張雪迎扮演主角李玩是在見了很多候選人之後，曹保平記得，此前她已經拍過幾部電視劇，但並沒有明顯的“表演套路”，在他面前有點緊張，放不開，“是那個年齡段女孩本真的狀態”。
更重要的是，她沒有那麼漂亮，一個普通女中學生才能讓故事成立，她需要看上去泯然眾人，張雪迎拍攝中全程素顏，觀眾能清楚看到她額頭上的小粉刺。
李玩的家就是編劇焦華靜從小長大的家，只是牆被劇組特意加了一點青綠色，更符合以老人為核心的家庭環境，而她走過的菜場、放學時嘈雜的校門口和髒亂的街道也都是按照曹保平“煙火氣”的要求挑選的。
這些安排帶給張雪迎的感受是“無聊”，她單調地重複著學校上課和回家陪狗，現在回憶起來，正是這些“無聊”讓她沉入李玩這個角色。
但曹保平要展示的，是李玩與眾人無異的表層之下，隱性的特立獨行，“其實她遠遠成熟於同齡孩子”。
堂姐李堂是她的反面，她能很快識別大人的臉色，願意去順從討好他們，所以是大人們交口稱讚的乖乖女；高放，他帶著李玩滑冰、學英語，李玩一度在無人傾訴的時候找到他，但是他不懂也不感興趣她的“平行宇宙”，不知道她的小腦瓜裡對未知的世界充滿興趣，心裡想的只是要和她交往。
家人和朋友都無法傾訴，叫愛因斯坦的小狗成了她最大的感情依靠。張雪迎理解的李玩是：“她並不叛逆，相反我覺得她很懂事，她沒有任何表達自己的機會，不會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但事實上，只要給她一點甜頭，她就會很珍惜。”
愛因斯坦就是那個最大的甜頭，“只有愛因斯坦需要她，所以愛因斯坦走丟的時候，她感覺天都塌下來了”。
李玩總是念叨的“平行宇宙”，以及那個學鳥叫的人，都脫離了她熟悉的世界，前者是想象和逃離，後者是現實的錯位——她聽了這麼久的鳥叫，最後發現聲音出自樓上的瘋子，真相跟她想得不一樣。
這些都讓這個早熟小孩的青春註定是一場孤獨的旅途。
中國家庭：平權缺失又疏於表達
1984年，22歲的曹保平在北方一箇中等城市的人事局裡做科員，這是一個讓人豔羨的好工作，是個穩定的飯碗，戀人和房子也都有了，好像日子能夠一眼看到頭。直到他看到報紙上電影學院的招生簡章，內心某種東西燃燒起來，他揹著單位和家人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一番驚心動魄的準備後，他成功收到了北影85級的錄取通知書。
去北京讀書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家人的強烈反對，談及《狗十三》裡呈現的中國家庭時，曹保平對河豚影視檔案回憶。
就像李玩喜歡物理，卻被逼著補習英語，參加英語演講比賽，有多少次父母們把他們認為你需要的東西強加於你。
“中國的家庭教育，長久以來最根本的東西是沒有變的。我當時看到那個劇本怦然心動，因為發現我們在那個成長年齡時和李玩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一樣的。”
在中國，你結婚或者獨立離開家庭之前，父母和子女一直不是平權的，人們的思維慣性就是這樣，很多衝突都源於這種地位的不平等。李玩被帶到飯局上，被要求扮演和睦家庭裡的乖巧女兒的角色，很明顯，是父親出於自身需求忽視了女兒的意願。
有一場戲是李玩在車上問父親：“你和媽媽是怎麼開始的？”父親想了想，突然就淚溼了眼眶，一邊反手捂住李玩的眼睛，不讓她看到自己哭泣。
父親作為一個家庭裡頂樑柱的角色，在情感流露的時候下意識不想讓孩子看見，他認為這個孩子還沒有長大，雙方沒有平等到能交流問題。
“中國人的感情表達很晦澀，中國的父輩和子女之間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經常被我們選擇性遺忘。等到了你成熟和父母衰老時，天平會傾斜過來，父母又會顯出弱勢，對人性的映射也挺微妙的。”
說起對中國家庭的解讀，曹保平提到了李安的《飲食男女》：“我認為這是李安最開闊的作品，三姐妹每個人每條線都太有味道，背後的情感太中國人了，我們需要這樣描寫中國家庭的電影。”
自我：隨波逐流還是熱血懵懂
影片結尾，小男孩昭昭吐出了一口牛奶，這個跟他姐姐一樣的習慣，帶出了莫名的一絲溫情。
曹保平說這是一個積極和消極揉雜的表達。積極在於，最終李玩一定要接受這個同父異母的弟弟：“這是她這一輩裡，生命中離得最親最近的人，所以不可避免的他們倆今後一定會產生各種關係。”
另一層面，昭昭學習滑冰，從冰面上不斷摔跤又爬起來，也是李玩自己成長的隱喻，她終究會長大，這是無奈：”她不可能永遠留在之前，躲避一直不想接受的東西，她進入成人社會是必須的，跟吃下那塊狗肉一樣， 是成人禮。”
這處表達清楚表明了曹保平的態度。有意思的是，在面對呂彥妮的採訪中，關於張雪迎怎樣“留住自我”的問題，曹張二人分別給出了耐人尋味的回答。
曹保平：“她留不住‘自我’，她的‘自我’也是隨波而動的，她的‘自我’天天在變，她今年21歲，她可能到‘三張兒’的時候，‘自我’早變成另外的‘自我’了，這就是時間附加在你身上的改變。我也不覺得抗拒或者擰著，就是最好的方法，你再擰，你擰得過天嗎？人這一生的成長，就是一個妥協的過程，你在妥協的過程中，找到最好的相處方式。”
而才21歲，面對大導演的張雪迎客氣回答：“導演是過來人，但我正處於熱血懵懂的階段，所以我們倆會有想法上的差別，我也不知道以後怎麼樣。”
現實主義：因為真實所以殘酷
《狗十三》通篇都沒有一個鮮明的惡人，但到故事最後李玩就是改變了，彷彿經歷了一場蛻皮。她找到了愛因斯坦卻不願意跟它相認，她看著已經剝蝕一半的尋狗啟示，也看著自己的影子，在想什麼？
有人問，如果誰都沒有錯，那在李玩身上是哪裡出了問題，是世界的規則，還是成長本身？
這些疑問構成了觀眾所說的《狗十三》的“殘酷”和“喪”——當他們意識到這種變化無可避免時。
這個問題放到曹保平面前，他卻高呼這不是一個殘酷的電影，他把影片類型定位為“閤家歡”。
“《狗十三》是一劑良藥，通過非常強烈的映射可以或多或少解決家庭關係中的問題，歡迎父母和子女去看。”
“這個片子沒有殘酷也沒有喪，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最波瀾不驚、最平常的生活，只是我們不去思考這樣的生活。對於生活中很多的溝溝坎坎，我們自己就把它嚥下去了。這個片子僅僅是把這些溝溝坎坎重新打開讓你看一遍，你之前可能沒有看得那麼清楚，只是如此而已。”
“你說‘殘酷’？墮胎、被男孩子拋棄、哭天搶地叫‘殘酷’。”
這樣說的曹保平並不知道，在豆瓣熱評的第一頁，有個評論獲得了165個“有用”，寫的是：“所以知道少女在電影中墮胎或車禍是有多幸福了吧？”
曹保平承認，《狗十三》是純粹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的根本就是真實地反映生活的本質。
在接受正午採訪時，《狗十三》的攝影師羅攀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次上課，曹保平讓學生用15分鐘寫下一個有價值的真實故事。第二堂課上他念了他覺得最好的一個：
哈爾濱郊外的下午，夏天，天氣炎熱，有一條土路停了一輛堆滿西瓜的卡車，天太熱了，父子倆決定躺在車底下睡覺。睡了一會兒，兒子說，爸爸我渴了，我要吃西瓜。爸爸說，我們的西瓜是賣的，不能吃。爸爸看見路邊有賣西瓜的，賣得比自己的西瓜便宜，他說，你等著我給你買西瓜去。正在買的時候，卡車的手剎鬆了，車突然往下滑，正好壓在兒子的大腿上，把腿壓斷了。爸爸聽見兒子一聲慘叫，回頭看見很多人在幫忙把車頂住，不讓車繼續滑。爸爸大喊一聲，給我讓開，開到倒擋，並沒有停車，而是從他兒子腦袋上軋了過去。爸爸說，你們報警吧，我們家太窮，真的養不起殘廢的兒子。如果《狗十三》不殘酷，究竟什麼是殘酷的呢？莫不是，曹保平鍾愛的“真正的現實主義”，所無比貼近的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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