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穀雨影像GuyuVision （ID：ihuozhe）；
2017年5月，廣州。一位83歲的母親，將46歲的兒子殺死在家中。
一片驚駭聲的背後，是令人唏噓的殺人動機——老人自覺不久人世，擔心有智力障礙的兒子，將無人知曉。
活著，是為了孩子有人照顧；死亡，是為了孩子不被遺棄。
這只是個極端的案例，但還有更多人不得不面對生存 —— 這個對他們來說殘酷的命題。
當這些父母賦予孩子生命時，未曾料到也絕不情願孩子落得“智力殘疾”，但他們不得不面對一生的不幸，總歸要有個結局。
75歲的王琢珩，68歲的李沛，76歲的鐘震，55歲的劉虹，各自帶著自己智力殘疾的孩子，機械地重複著生活。四位老人，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結局，但他們更想知道的，是自己孩子的餘生。
中國人常說，養兒防老，但他們，養兒怕老。
“我死了，他怎麼辦？”
攝影 | 宋璐；編輯 | 射小箭 喬大林
老父子
王宏峰1974年出生，三級智力殘疾，目前與75歲的父親王琢珩一起生活在北京東五環外的一處廉租房內。
房子是以王宏峰的名義申請的，不至於讓他們居無定所。
兩年前老伴去世，讓原本就有高血壓、糖尿病、靜脈曲張的王琢珩，更清楚地感知生命的壓力。44歲的兒子王宏峰，三級智力殘疾，離不開人照顧。
王琢珩每月有3000元的退休工資，王宏峰有1000元的補貼。4000元，就是父子倆的全部生活費用。衣食住行、看病吃藥。在北京這座城市，父子倆的生活壓力，可想而知。
兒時的王宏峰，因為智力殘疾，沒有學校接收他。王琢珩和妻子就在家，把孩子拉扯大。吃飽穿暖、不出意外是他們的目標，難有精神上的輔導。
一直以來，王琢珩都以為兒子是一個沉默寡言、自閉的人。直到2003年，王琢珩在電視上看到一家智殘人士服務機構的介紹，才有機會讓王宏峰第一次真正走出家門，走向社會。
那一年，王宏峰29歲。
別人的29歲，已是娶妻生子的年紀。而在29歲之前，王宏峰和外界幾乎沒有接觸，足不出戶，只與電視為伴。
在智殘人士服務機構裡，王宏峰給人的印象是性格外向，喜歡和別人說話。而王宏峰和家人的關係一直比較淡漠，在家裡幾乎一言不發。王宏峰有個弟弟，有時週末得知弟弟一家要來看望父親，王宏峰就會提前躲出去。
王琢珩對兒子的行為很無奈，但也無力改變，“他都這樣了，還能對他要求什麼呢”，王琢珩一直對王宏峰的智力殘疾懷有愧疚，只能不去多想，儘量照顧兒子就好了。
自從2003年進入機構以後王宏峰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每週一到週五，王宏峰都會像上學一樣，準時到服務機構。
在那裡，王宏峰像是變了一個人。他喜歡和別人交往，和別人說話，哪怕互相不理解對方的意思。他喜歡參加各種活動，喜歡畫畫。
他的畫作，甚至在機構舉辦的慈善畫展上，被人以千元以上的價格購買收藏。
王宏峰所在的機構會定期組織智殘學員出去遊玩，參加各種活動。王宏峰十分喜歡參加這類外出活動，實際上他性格外向幽默，擅長模仿搞怪，經常表演各種從電視中看到的橋段。
在心裡，王琢珩始終對兒子懷有歉疚。儘管很多人說，這並不是父母的過錯。王琢珩從不期望兒子能對自己有多好。兒子能在服務機構高高興興的，就已經讓王琢珩喜出望外了。
然而，這樣的“正常”生活，維持了14年，在去年終止了。因為運營困難，王宏峰所在的服務機構的小組被迫關閉。王宏峰無法表達那種心情，但王琢珩能看出孩子心中的失落。
其他小組由於費用標準的差異也讓王琢珩無力承擔，最終王宏峰只好又回到了家裡。
除了每週的剃頭、洗澡，王琢珩每月還會帶王宏峰到浴池泡澡，多年如此。一個從年輕到年邁，一個從年幼到中年。但現在，王琢珩覺得自己身體每況愈下，力不從心。
今年夏天，王琢珩因為高血壓住院。他有小兒子可以照顧他，但他卻更掛念無人照顧的大兒子王宏峰。
受制於條件，小兒子也無力照顧王宏峰。有人推薦了養老機構，但王琢珩覺得，那種封閉的看護模式，只會讓王宏峰的情況更糟糕。
都75歲的他來說，維持現狀，已經是最好的選擇。
即便離開機構，王宏峰仍然保持每天按時出門，只是閒逛，滿足自己對世界的好奇。王琢珩雖然擔心，但仍會每天為兒子準備好食物、水和零錢，放任他去遊蕩。
隨著王琢珩年歲增大，身體越來越不方便了，將來只能為王宏峰找一個合適的託養機構。
“走一步看一步吧。”
王琢珩希望自己多活幾年，不是他有多留戀人世，而是他放不下那個因自己而誕生的生命。但他也知道，多活幾年這事，終歸不是自己說了算的。
女兒蓬蓬
在服務機構，王宏峰有一個小他8歲的女同伴，叫李蓬蓬。
李蓬蓬出生17天，就患了急性肺炎，住院治療一個多月。在搶救過程中一度心衰，醫生甚至要求李沛在放棄治療的單子上簽字。出院以後，李蓬蓬的父母感覺這孩子可能和正常人不太一樣，直到三歲時才開始說話，後來到醫院鑑定確認為一級智殘。
68歲的李沛是李蓬蓬的父親。十幾年前，李沛突然意識到，自己越來越老了，開始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焦慮 —— 有一天自己走了，女兒怎麼辦？
李沛看到過一些智殘家庭，父母過世後，即便是親生兄弟姐妹，也無法託付，可以依靠的基本只有父母。很多次，李沛夜半驚醒，都是做的同一個噩夢——孩子丟了，到處去找，然後就急醒了。
他覺得孩子的未來不知所依。這種困擾，沒有親身體會的人，很難理解。李蓬蓬曾經在一家智殘人士學校呆了十年，十年間父母覺得李蓬蓬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化和提高。後來學校倒閉，在熟人的介紹下，2008年李蓬蓬去了王宏峰所在的那家智殘人士服務機構。
2017年機構小組關閉後李蓬蓬被迫回到家中，每天寫寫字、看看iPad打發時間。
不久前，李沛經歷了一場大病。病癒之後，他開始認真而焦慮地籌劃孩子的將來。他曾經到小區附近官辦的溫馨家園諮詢過，那裡專門針對殘疾人提供照料服務。但他卻被告知，由於李蓬蓬的戶口不在目前的居住地，所以本地的溫馨家園不能接收。
而李蓬蓬戶口所在地的溫馨家園，距此要一個小時以上的車程，溫馨家園提供上午9時-11時以及下午2時-4時的看護，對於李蓬蓬這種必須由家長接送的智殘人士來說，一天四次，每次單程超過一小時接送，製造了更多麻煩與疲憊。
“對政府的資源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我感到很惋惜。”李沛低著頭說。
心情好的時候，女兒會給媽媽捶背，會嘗試幫父母做很多家務。但智殘人士有時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有時覺得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或者稍微覺得父母對自己說話聲音大了，就會發火。
曾經有一次，李蓬蓬情緒失控後，到廚房取了菜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李沛嚇壞了。
2018年夏天，李沛和妻子接連生病，但因為李蓬蓬害怕獨自呆在家裡，所以李沛去醫院看病時，還要把李蓬蓬帶在身邊照顧。
在醫院，李沛周圍都是子女照顧生病的老人，而他的情況卻正相反。他總是想，如果人能不老，該有多好。
給老兒留個家
鍾進，男，46歲，二級智力殘疾，目前和母親鍾震一起生活。
在外人眼中，76歲的鐘震，是一個幹練的北京老太太。但在她身邊，總會帶著自己“不正常”的兒子。從46年前到今天，如影隨形。
兒子鍾進，從十個月大時，一哭就會休克。鍾震和丈夫當時都在外地任教，當地的託兒所疏於照顧，鍾進在很短的時間內會連續哭休克兩三次。鍾進一歲的時候，鍾震帶他回北京做檢查，確診這種狀況叫做“憤怒驚厥”，但並沒有治療的辦法。
在鍾進不到三歲的時候，鍾震帶他到北大醫院神經內科檢查，結論是“腦發育遲滯”。從那時起，鍾震帶著鍾進去了不同的醫院，採取了各種可能的治療辦法。
其中有一種治療方法是注射狗腦組織液，打針的時候找不準神經，針頭都扎彎了，鍾進疼得直哭，鍾震在一旁跟著掉眼淚。
儘管受罪，卻依然沒有好轉。
鍾進四歲的時候，患了賁門痙攣，無論吃什麼、喝什麼，馬上就會吐出來。因為無法正常進食，鍾進極度營養不良。但又因為當時年齡太小，有些檢查無法進行，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十歲，鍾進接受了開胸手術。
由於常年飢餓，鍾進的胃已經萎縮，胃功能下降，稍微吃的不合適就會胃疼。所以在鍾進生活的機構，機構的老師每天都想盡辦法勸拒絕進食的鐘進吃一點東西。
和王宏峰相比，鍾進是幸運的，他可以在服務機構生活。在機構老師的帶領下，鍾進在小區裡進行體育鍛煉。由於沒有場地、器材與經費，學員們沒有條件進行體育運動，老師有時會帶他們在小區的空地上，進行一點簡單的體育活動。
但是小區的部分業主似乎並不願接受他們，居委會常找到機構，說接到業主的投訴意見，希望他們能搬出小區。
鍾進不認表，但每到週五上午，他都知道母親要來接他，表現出期待的不安。事實上，母親鍾震更加期待每週末和兒子在一起的時光——將孩子送到服務機構，也是無奈之舉。
兩年前，鍾震的老伴去世。眼看兒子對自己的依賴更加強烈，鍾震非常不安。她意識到自己的年紀，不得不面臨死亡的話題。這個話題對於她來說，比常人更加沉重。
既然自己早晚會離開兒子，不如讓兒子儘早適應沒有家人的生活。把兒子送去服務機構，便是鍾震的選擇。
但無論怎樣，親情無法割捨。週末的時候，鍾震會帶著兒子去他喜歡的公園。每隔一段時間，她還會帶著兒子去各地旅行，甚至國外。她希望，孩子能感受到正常人一樣的生活。
殘酷的是現實，更殘酷的是時間。自己76歲了，兒子也46歲了。鍾震不止一次想過自己的身後事，她決定，用自己的積蓄，給兒子找一家最合適的服務機構，然後把自己的房產留給外甥。
她給外甥的唯一附加條件，就是每週末把鍾進接回家住。讓兒子始終有一個家，將是她今生最後的心願。她會告訴兒子，總有一天媽媽會走，但家永遠都在。
智殘母子
1990年，北京。亞運會的舉辦，讓這座城市充滿光彩。街頭巷尾，都是吉祥物熊貓盼盼的身影。劉虹抱著年幼的兒子邸博文，和盼盼合影，看上去幸福美滿。
但這對母子的不美滿，外人難以知曉。
如今，二級智殘的劉虹已經55歲，三級智殘的邸博文也已經年近30。母子二人住在劉虹亡夫留下的一套兩居室內。
劉虹每月有兩千多元的退休工資，邸博文能力相對強一些，經智殘人士服務機構的老師推薦，在餐廳打工，每月也有近兩千元的收入。
邸博文平時在家裡很少和母親溝通，絕大部分時間母子二人都待在各自的房間裡，家裡很亂，沒人收拾。
兩人都在家的時候，大部分都待在各自的房間，少有交流。劉虹唯一的消遣是看電視，邸博文在房間玩電腦和手機。
劉虹不能做飯，也不會叫外賣。兒子去上班的時候，她只能吃兩塊餅乾充飢。
邸博文在一位修女的影響下信仰了天主教，雖然他並不確定宗教對他究竟有怎樣的意義，但還是會定期去教堂，並且在家裡掛起了十字架。
同時他和很多年輕人一樣，對流行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家裡貼著明星的海報，還購買了大量遊戲光盤，並且定期更換新手機。
由於這種無節制，無計劃的消費，母子二人經常在月初就花光了所有工資，剩下的日子不得不借錢吃飯，劉虹的表嫂說他們母子二人沒有理財意識，拿到就會很快花光。
有一次來家裡做簡單維修的工人輕鬆的從他們手裡騙走了幾百元錢。
智殘的母子二人，互相照顧，沒有監護人。2005年，劉虹的丈夫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身亡。2016年，劉虹的母親也去世了。至此，除了劉虹的表嫂還間或對他們母子進行一些照應外，其他的親戚都與他們沒有了往來。
他們母子作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責任人，從此沒有了監護人。
2018年初，劉虹亡夫的幾個兄弟姐妹因為他們父親遺留的一處房產產生糾紛，最終鬧上法庭，劉虹、邸博文母子因為在法律上擁有該房產的份額而被牽涉其中。
在官司開庭前，母子二人在志願者的幫助下申請了法律援助，但卻因為他們沒有法定監護人，公益律師不能合法的為他們代理案件，保護他們的權益。
在半年時間裡，劉虹、邸博文母子因為監護人的事宜，在志願者的陪同下跑遍了戶口所在地和居住地所在地的居委會，詢問了不同律師該如何推進這一事宜，並且嘗試了不同的方法，最終都沒有取得進展。
母子兩人陷入一種尷尬的困境。
母子未來的日子，或許不會有太大改觀。對於兒子邸博文來說，娶媳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劉虹考慮不到這些，也不像王琢珩、李沛、鍾震那樣，為身後事而焦慮煩惱——至少她表現不出來。
十年，或二十年後，劉虹與邸博文的故事，誰也不知道，會是什麼樣子。
後記
在紛雜的世界裡，總有這樣那樣的生活。正常與不正常，從來都是相對的。
對於智殘人士和他們的家人來說，生活是非正常的，但他們渴望得到一個保障。尤其是為人父母，養兒至死，是他們的責任。但當他們有一天不在了，責任該如何轉交？
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推算，中國的智殘人士數量約568萬。2011年，北京持證心智障礙者近12萬。七年過去，這個數字不會有太大的波動。
這不是一個微小的群體，只是他們的聲音，很容易被忽略。通常，這樣的家庭是沉默的，經年的折磨，讓他們充滿了無奈與妥協。然而，他們對生命與生活的渴望，不也正因為殘缺的命運，而更加強烈嗎？
故事容易講述，但結局卻可以因為更多人的努力，而儘可能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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