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尊重規矩，並將相聲這門衰落的行當以正統方式振興的師父；一個利用舊式習俗與傳統，對徒弟進行道德綁架的師父。辯論可以不斷進行下去，取決你站在哪個位置。然而拋開這些，《人物》記者與郭德綱的相處裡，大概可以素描出他世界的輪廓：他對陌生人隨和、客氣，那絕不是偽裝出來的；他對於相聲的熱愛；他年輕時的艱難，與來之不易的成功；還有那種揮之不去的怨恨——對待同行，對待「叛徒」，對待過往。
文｜謝夢遙
學徒
它是更新的，加入它的滋味可不好受，它存在於郭德綱與「綱絲」想象之中——你已經聽說過了，「叛徒」名單。需要提醒的是，編外人員做了再過分的事，也不能稱之為「叛徒」。成為「叛徒」前，首先要成為徒弟。
對於一個相聲門外漢來說，那是一條漫長艱難的道路。
不算那些跟隨郭德綱於泥淖的兒徒——那些人多是苦出身，趙雲俠曾是個搓澡工，孔雲龍與岳雲鵬則是海碗居麵館的門童與遞菜員——想成為德雲社科班學員，面臨著激烈競爭。
2010年招生的「九字科」第二批學員戴九安回憶，來考試的人有200多個，他們是從上千個報名者中選拔出來的，考完之後留下了60多人。之後每週上一次課，逐批淘汰。「第一次60來個，第二次50多個，第三次40多。」像經歷著一場場陣地割據戰，減員持續發生，「人越來越少，就又招了第三批、第四批，補充了這麼多人，又重新分班。」
郭德綱並不手把手帶徒弟，但德雲社最優秀的演員都會分配帶班。戴九安跟的是「四大弟子」之一的欒雲平。學員與班社是一種鬆散關係。班社不管吃住，但也不收學費，唯一交的一筆錢就是1000多元的材料費，印著《報菜名》《誇住宅》基本貫口。「就是幾張A4紙，不是為了要錢而要錢，而是為了勉勵你，你交點錢，你自己就上心了。」戴九安說。
很多人來自外地，「真是坐著火車來這兒，上倆鐘頭，坐著火車回東北，坐著火車回河南。」要願意在北京生存，就自己租房，找個工作，晚上去天橋劇場聽活。聽完活，要幫劇場打掃衛生，這又是考驗人性的時刻了，有人因為偷懶被勸退，有人因只在老師出現時才積極幹活被勸退。
劉鶴春是德雲社公開招生的第一批學員，那是郭德綱已聲名鵲起的2006年。劉鶴春當時在山東讀大三，他嫌兩地奔跑太周折，乾脆大學也不怎麼回，在北京找了個保安工作——他是那群保安裡僅有的大學生。學藝那幾年，他還做過夜班客房服務生、電信收費員等兼職。「最累的就是收電話費，最遠的到順義，一去一天，給一張公交卡去那兒，收個一兩百塊錢的電話費又回來了。到處跑。」
住處也是四處輾轉。他最初蹭住在親戚家，然後是保安宿舍，還住過400塊錢月租的地下室。「後來沒錢了，我想這個月完了之後，不知道怎麼過了。師孃說讓他住園子來吧，一句話就把我救了。搬到天橋劇場裡邊，吃住都管，等於是服務員一樣，見天固定下來幹活，每個月給我500塊錢生活費。」
但劇場也很難談得上是舒適的住所，睡覺的地方也不固定。地下室宿舍是上下鋪，「有時候我值班，我就打個被窩卷兒，在後臺地板上鋪上，第二天早上捲起來，找個沒人的地方一放。」劉鶴春說。還有一年，德雲社做了很多月餅，剩下很多堆在劇場二樓，他把箱子鋪起來當床，在上面睡了一段時間。
學員鮮有登臺機會，即便登臺也沒有場份（即演出費）。要精熟並表演過30段相聲以上，才有資格領場份，普遍要耗時兩三年。這並不是郭德綱創制的新規，而是沿襲自相聲科班的古老傳統：三年學徒兩年效力。人為拉長、否定速成的學藝之路，本身也是一種磨練與選擇。機會只給那些留到最後的人。
嚴格意義的拜師要經過擺知儀式，但學員能獲賜藝名，就可以叫郭德綱為師父了。沒給字的，只能叫「郭老師」。無論學員還是徒弟，見「郭老師」一面並不容易。他的生日宴是個機會，但名額有限，不是一窩蜂誰都能去的。去得給師父送禮，價值大小不重要，關鍵是心意得到。
徒弟座次，一般按照給字的順序。「鶴字科」開班一段時期後，郭德綱給學員成批起了藝名。這批名字中劉鶴春排位第一，因為他踏實勤懇，業務出眾。然而，他仍然要管班上的一個人叫師兄。
那是一個說話甕聲甕氣的退役軍人，痴迷於評書，三絃彈得極好。德雲社元老張文順尤其器重他。「師爺就說叫他郭鶴鳴吧，（師父）第一個給他這個字，所以說他排在我們前面。」劉鶴春回憶。在2006年，郭德綱將他西河門師父金文聲接到北京，社裡安排郭鶴鳴去照顧了半年，住宿錢也省了。這既是美差，也是重任。
一晃十載。那個被破格賜名的徒弟如今已經告別德雲社兩年多了，在外界看來，那是場和平分手，與曹雲金、何雲偉離社所引發的怨恨完全不同。他依然感恩那段師徒關係。「師父的父是哪個父啊？現在好多媒體不注重這個，寫單立人那『傅』，改修車的了，瞎寫。」郭鶴鳴對《人物》說，「我是他徒弟，那是我父親。」
對郭鶴鳴的採訪在2016年8月底進行，幾樁師門相關的戲劇性事件，剛在過去的夏天發生：劉鶴春結束了一年的出家，重歸德雲社；2年前投奔聽雲軒的趙雲俠也迴歸了，他公開斥責與他同去的搭檔戴九安為「盜賣信息的內奸」……
郭鶴鳴避談這些江湖風波。他跟昔日師兄弟聯繫不多，如今他深耕評書，自闢場所每週固定兩場演出，但觀眾平均只有二三十人，遠比不上德雲社。
那場採訪幾天後，德雲社家譜公佈。提及郭鶴鳴只有短短一句話，但即便一直追蹤相聲圈消息的觀眾也為之驚詫：「欺師滅祖手段卑劣，革除師門。」
尹夕遠 攝
家譜
孔雲龍記得，師父郭德綱最早唸叨著要製作家譜，可以追溯到鶴字科還在招生的時期，「挺複雜的，不是說隨便拿張紙我這兒出個冊子就完事兒了。得調查。」相聲極其重視輩分與傳承，同在曲藝體系之中的西河門、快書門各有枝蔓與交集，家譜撰寫絕不能有一點馬虎，而許多圈內的事情，只有圈內才知道，「你要瞎寫，到時候人家罵街，你把人家老祖宗給人家。」
這部分導致了籌備期的延長。郭德綱藉著東奔西走的演出機會收集信息。2012年他去美國演出，還去拜訪了住在洛杉磯的臺灣相聲大師吳兆南。老人年近九旬，是侯寶林的徒弟，譜系上是郭德綱師伯。「上他們家去，聽老先生聊過去這些事兒。你（之前）聽的，跟老先生傳教的，看符不符合。」孔雲龍說，「師父去外邊問，問完了之後，然後跟高峰他們去溝通。高峰拿筆記下來，再交給劉鶴英。劉鶴英去排版，把這個東西存到資料庫裡邊。這麼多年一點點蒐集。」
一些事情比看上去更復雜。追根溯源，德雲社演員鄭好輩分要比郭德綱高一輩兒，但對外，鄭好與郭德綱素以同輩相稱。這是因為他來自東北那一支，他的師爺早年間入關，相聲江湖山頭林立，考慮到與東北同行的相處，鄭好的師爺就自降一輩兒。「因為你輩兒太大了。這不是特別露臉的事兒，那沒辦法，藝人混口飯吃，上那兒去之後你還充大輩兒，人家肯定不同意。」孔雲龍解釋。
雖然有跡可循，但也不能貿然寫入家譜，「這個東西必須得跟人本家打聲招呼。」哈爾濱有德雲社分社，郭德綱過去後，找鄭好的師父說明情況，「我們就是這麼著排下來，降那輩可能就不提了，但是您別挑理。」孔雲龍說。
除此之外，有人帶藝投師，「跳門」可是圈內大忌，也要跟之前的老師通報，獲得首肯。
歸根結底，所有的小心翼翼，所有的正本溯源，都是為了尊重傳統。相聲這行當的傳統還有很多：兒子不能拜父親為師；後臺禁止進外人，哪怕是演員家屬；上臺要穿白襪子，不能喝酒；看同行演出必須先打招呼；重視輩分，長幼有序……
在德雲社，不論是誰，不守傳統要受到懲罰。德雲三隊隊長孔雲龍曾帶隊去外地演出，吃飯時一個九字科師弟不等師哥入座就先行坐下，說話也缺少禮儀，「回北京之後我就給他弄青年隊去了，給清走了，一點規矩都不懂。」早在2004年起，德雲社天橋總社的後臺立起了祖師爺東方朔的牌位，逢初一十五要上香，少班主郭麒麟有次因為沒有及時換神龕前的貢果，被郭德綱責令扣除當場演出費。
郭德綱極為看重傳統。2013年他登上春晚，堅持穿大褂說相聲，在那場演出中，桌上擺著繡著銀龍的白手絹、扇子與醒木，未必用得上，觀眾也根本看不到，但「要以相聲標準的狀態出現。」德雲社的作品，大多是老活翻新，冠以傳統段子的名字，沿用其框架，往裡面加入新的笑料與情節。太平歌詞是個容易冷場的節目，他總是念念不忘在表演時唱上一段，他是真愛它，老祖宗的東西不能丟。
而家譜，無疑屬於傳統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德雲社20週年之際，家譜面向社會公開後，它存在的意義不止於私域，某種程度上，它相當於將人事獎懲大白於天下的昭告。公眾對於錯綜交織的傳承脈絡沒有那麼關心，注意力難免被吸引到不同人物的評定上。
五人被逐出門牆，除了素來不睦的曹雲金、何雲偉，郭鶴鳴等三人均是新鮮名字（家譜沒有提及未經擺知的戴九安）。而前後腳迴歸的兩人，待遇各不相同：趙雲俠被摘字查看；而劉鶴春依然排在鶴字科前列。
與家譜上訂明「幾進幾齣頗多反覆」的趙雲俠本質不同，劉鶴春2015年因個人感情糾葛去藏地出家，除了不告而別並不構成大錯。他回京後馬上去師父家拜謝，郭德綱當即決定，在幾周後北展劇場的商演，與搭檔于謙帶上徒弟一起說段《扒馬褂》。
如果你完全認同郭德綱的準則，那麼這一切故事，基本上是個道德寓言。所謂的「背信棄義者」，終將受到譴責，白紙黑字釘在恥辱柱上。但若迷途知返，班主將展現出寬厚仁慈的一面。家譜3年一修，也意味著現有的評定會根據個人表現而推翻。
但很快，那些熟悉德雲社的觀眾，察覺了家譜中的某些異常，張德武與謝天順不在其中，兩人均曾是社內的重要演員，前者的離世與後者的抱病休養並不構成剔除在外的理由。更糟糕的是，家譜為彰顯莊重，以繁體豎版排制，反而弄巧成拙，充斥大量因繁簡轉換導致的錯別字。
然而這些零星的嘲諷、質疑無法構成洪流，真正對家譜權威構成挑戰的，是曹雲金緊隨其後發佈的反擊長文。那是曹雲金自2010年離開後，首次對師徒恩怨的詳盡覆盤。他羅列了大量細節，有辯護，也有控訴。
這個舉動讓所有人意外。就連曹雲金的大徒弟劉連喜，事發前也矇在鼓裡。9月5號，他結束橫店對師父的探班，驅車回京的半途，在微博上看到那篇7000字的自述文。他想起一天之前，感覺師父情緒不佳。「你怎麼了？」他問。「沒事，明兒你就知道了。」
即便是7月份鬧得沸沸揚揚的「內奸事件」，也沒有令曹雲金跳出來自辯。表面上看起來，矛盾存在於昔日搭檔趙雲俠與戴九安之間，但實際上，「內奸」的指責也將收留趙、戴二人的聽雲軒置於道德的不利地位——那是曹雲金離開德雲社一年後創立的班社。「抹黑的是我，影響的是曹雲金。一箭雙鵰嘛。」戴九安後來對《人物》說。
事情一經曝出就遭遇反轉。根據戴九安公開的與趙雲俠的偷錄電話對話，那似乎只是後者收取德雲社2萬元後進行的構陷。趙雲俠則對《人物》辯稱，電話裡只為安撫戴九安才中了「圈套」，但他也承認，所謂「內奸說」，「與創作相聲包袱一樣，來源於生活，要高於生活。」
然而那場風波很快就過去了，並沒有對德雲社造成太大影響。「沒有話語權，人微言輕。」戴九安感嘆。當時他勸曹雲金出來回應，但聽雲軒的班主拒絕了，「也沒說我，主要說的是你。」
但家譜將曹雲金徹底觸怒了。與既往的含沙射影截然不同，顯然在他看來，那是一個無法承受的嚴重指控。
「曾用雲字藝名者二人，欺天滅祖悖逆人倫，逢難變節賣師求榮，惡言構陷意狠心毒，似此寡廉鮮恥令人髮指，為警效尤，奪回藝名逐出師門。」
2006年11月4日，北京德雲社演出間隙，郭德綱(右二）與于謙（左一）在後臺串詞 王攀 攝
2006年11月3日，北京德雲社演出後臺，何雲偉（左）正在為演出間隙的郭德綱更換長衫 王攀 攝
大家長
在曹雲金反擊郭德綱的那篇長文中，他講述了他在學藝之路上遭遇的委屈與盤剝，曾住在一個屋簷下的張雲雷，在《人物》採訪時補充那段故事的另一些方面。
2001年，9歲的張雲雷住進郭德綱家，他是郭夫人的表弟。這種遵循舊式培養方法，從小與師父在一個屋簷下同吃同住的徒弟，叫兒徒。郭德綱家裡同時住著好幾個。接下來的4年，張雲雷的每天大致是這樣開始的：大清早起床跟著師父去河邊喊嗓子，「回來之後，給他點上一根菸，把茶沏上，然後他就沙發上一坐」，給幾個孩子說活。郭德綱喜歡在家裡焚香，點香的工作也交給小徒弟。
以這種老派風格生存於現代社會，張雲雷一點不感到奇怪，他完全融入了，當年的經歷在他身上留下痕跡。「人家90後出去都喝飲料，我永遠是拎一個茶缸子，茶不離手。」他說。
當時郭德綱在北京尚未落穩腳跟，還要租房住，自己餬口艱難還要帶徒弟，為什麼要做這樣經濟上毫不划算的事情？「就是因為太愛相聲了。那你說怎麼辦呢？你得讓他認頭去學。」他對《人物》說，他認定只有這種方法，才能教出真正的相聲藝人。
兒徒們每天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背誦。張雲雷專攻太平歌詞，那時沒有電腦網絡，也沒有現成文本，郭德綱把每段唱詞錄在復讀機裡，供徒弟模仿。但張雲雷很快找到了復讀機的另外一個用處，他把自己背誦的聲音錄了下來，關上房門大聲播放，扮成用功的假象，實際上他在偷懶。
他的伎倆有一天被走進房間的郭德綱撞破了。師父微微一笑，關上房門走了，但接下來不再理睬他。這種反應比任何懲罰，給張雲雷帶來的恐懼與愧疚更甚，他向師父承諾永不再犯。
張雲雷曾捱過郭德綱的揍。「這是我們親眼看到的。因為是親戚嘛，有這方面原因。」孔雲龍說，沒見師父生氣時打過其他徒弟，反而是開玩笑的時候，會往腿上捶，「來個大麻雷子。特別用力，還不許躲。」但對於徒弟們來說，師父最可怕的狀態不是動手，而是不理人。沉默會造成一種特殊的壓迫感，那是郭德綱的方法。
許多早期入門的徒弟都有在郭德綱家住宿的經歷。2006年，郭德綱在大興租下一個佔地四五畝的大院，自己蓋房，孔雲龍、岳雲鵬、燒餅、杜鶴來、馬鶴琪等人全部住進來，管吃管住。李雲傑、欒雲平是北京人，也時常來住個兩三天。一個三絃藝人，是某徒弟的岳父，成為大院經理。郭德綱還專門買了輛金盃麵包車，有演出就拉上這些人來回。購買米麵糧油，也靠這車運輸。
師父似乎喜歡家裡有徒弟的熱鬧感覺，但他本身又是一個好靜的人。地下室開闢了一間檯球廳，徒弟們大半夜不睡，吵得厲害。有一天起床發現，白球不見了。「師父給藏起來了，大家都知道，也沒敢問，那意思你們就注意點吧，也就一陣兒。」趙雲俠說。
後來郭宅幾經搬遷，徒弟們也大多自覓住處，有幾位一直住在家裡，每天最少七八張嘴吃飯。有徒弟幫忙，打掃衛生綽綽有餘，直至師孃王惠有了二胎，家裡才請保姆。為滿足隔三差五有徒弟留宿的需求，家裡始終保有放著上下鋪的客房。趙雲俠在師父家住了6年，有一個單間，直至他結婚才搬走。師孃每天下廚，他就打下手。廚房裡有個小盒子，師孃把錢擺在裡面，買菜就拿去用，從來不用報賬。他完全融入了郭家。「郭麒麟上廁所，老一坐坐半個小時。後來我們老說，那時候還小，十幾歲別脫肛啊。」他笑著向《人物》回憶。
春節時候，一些外地的徒弟也不回家，跟師父一起過年。流水席從早上開到深夜，人一撥一撥地來。趙雲俠懂得和麵，李鶴彪幹過廚師，再加上師孃，他們仨幾乎全天泡在廚房。「一到過年的時候可要命了，我們一站都站十幾個小時一天。」趙雲俠說，「早上十來點鐘就起來炸呀、切呀，一直能到夜裡敲完鍾，人走完之後，我們刷碗，這才算完事。」
師孃王惠喜歡和徒弟打成一片。有時，她帶著一群人出去唱歌。在那個短視頻應用尚未出現的年代，他們拿著攝像機，拍小品玩。郭德綱從不參與。王惠尤其喜愛外形乖巧、伶牙俐齒的孔雲龍，老是帶著他去逛街，後者負責拎包。「師孃把我當兒子一樣，愛跟我聊天。她老是衝我發火，說罵我就罵我，但是對我特好。我想吃魚了，我師孃就給我做魚。我出車禍，嘴裡面縫的都是針，師孃頓頓都給我做雞蛋羹。」孔雲龍說。
孔雲龍花錢大手大腳，沒錢就去師父家借，少則三四千，多則兩三萬，「1000塊錢就值不當的去要了」。說是借，但從來沒還過。這當然是極為親近的徒弟才有的特權，也招致了旁人的怨恨。「這幫師兄弟，大言不慚地覥著臉找我師父借錢，你們憑什麼呀？人家有錢是人家的，憑什麼借給你們呀？」一個已經離開德雲社的徒弟說。
郭德綱常與徒弟以父子相稱。很多現代人對這種關係會有所抗拒，尤其像趙雲俠、李鶴彪等徒弟與他一樣均出生在70年代，僅小了幾歲。但對於德雲社而言，他確實是那個照顧所有人衣食起居的大家長，超越了一般意義上師父的職責。
早期就跟隨在身邊的徒弟結婚，郭德綱會包辦婚禮。這不是相聲的規矩。「孩子們都不易啊。你不得對他好一點嗎？幾乎每一個我都這麼管，把他家長都接來，讓孩子風風光光的，勸他們好好過日子。」他說。從婚照到戒指，從家用電器、床單被罩到婚宴，師父負責一切，就連接親的車、化妝師，都是他找的。「我結婚的時候是何雲偉、曹雲金主持，于謙老師證婚人，」李雲傑回憶他2008年辦的婚禮，他父親早亡，母親癱瘓，「郭老師代表我父母，跟我媳婦兒他父母站在臺上。」
不止於此，李雲傑兒子出生後，郭德綱贈予他一個金條。母親去世，郭德綱偕德雲社全員上門祭拜，一對演員一個大花籃，「院裡都擺不下了」。弟弟李鶴東缺少管教頑劣好鬥，郭德綱出主意，「管我叫乾爹，上德雲社來學相聲，我看著他，省得出去打架去。」他的另一名義子陶陽是京劇神通，但李鶴東只是一名社會青年，收下他純屬心血來潮。
徒弟家裡有難，師父第一時間援手相助。2007年，岳雲鵬母親要做心臟搭橋手術，郭德綱出了十幾萬元，岳家要建房，也是師父出錢。多位徒弟都表示，受過師父的類似恩惠。趙雲俠記得，師父曾多次對他說過，「我要管你一輩子」。
所有家庭內部矛盾，也會在他們之間出現。趙雲俠說，他從德雲社的第一次出走，就是因為與師孃吵架。那是2013年大年三十，趙雲俠與妻子鬧離婚，師孃看不過眼，「剛結了婚，你怎麼說離就離。」他氣得開車走了。後來他承認自己混賬，但也感到委屈，「有些事情只是當事人心裡能明白，又解釋不清楚。」
基於這樣的關係，師父包攬徒弟的孩子起名也不足為奇了。大名尚有挑選餘地，郭德綱會列出一個單子，從10個名字裡挑。小名就由郭德綱直接說了算，欒雲平女兒叫「大盆兒」，李雲傑兒子叫「大盤兒」，岳雲鵬女兒叫「大碗兒」，跟郭諧音的「鍋」，屬於一個系列。
但某些時候，哪怕存在於真正父子之間的那道名為隱私的界限，會被他輕易地逾越了。早在岳雲鵬正式向郭德綱介紹他的女朋友（後來成了他的妻子）之前，郭德綱就知道她的名字，因為他翻過他手機。「逮住誰翻誰的手機。密碼什麼呀？這個照片哪兒照的？誰呀？毛病，可八卦了。」岳雲鵬的搭檔孫越說。
2010年1月9日，上海大舞臺的後臺，郭德綱在演出間隙拍攝寫真 王攀 攝
小人物
很多人將趙本山和郭德綱類比，在曲藝江湖，他們均可以稱得上宗師級人物，門徒眾多。但在招徒一事上，兩者最大不同是，趙本山納入門下的，不是業已成名的二人轉劇場的「臺柱子」，就是絕活在身的潛力新人，而郭德綱的徒弟，入門大多是白紙一張，即便極少數帶藝投師者，也是籍籍無名之輩。這就是德雲社的故事最動人的地方，沒有人關心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的相貌、學歷與身材——德雲社有很多體重超標、外形平庸的學員，最重要的是，你在臺上的活怎麼樣，你能變成什麼樣的人。對於任何一個存在競爭的地方來說，這已經足夠純粹了。
初來者的天賦不是立時兌現的，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培養成角兒。這也是郭德綱對於那些「叛徒」痛心疾首的原因。
「叛徒」話題是採訪禁區。張雲雷介紹兒徒經歷，談當年屋子格局和床位分配，把曹雲金完全抹去了，彷彿那個人和他住的那間屋子從不存在過；有人像對那幾個名字有過敏症一樣，只用「曹」「何」指代，彷彿他們不是人名，而是某種可怕的咒語；孔雲龍倒是聊了聊曹雲金，不過隨行的德雲社工作人員請求不要把這些講述寫進報道里。郭德綱經紀人王海劃掉了提前遞交的採訪提綱中的所有相關問題。
對於任何話題，郭德綱可以給出條件反射般的嫻熟回答。他似乎很容易和人建立起一種熟絡的感覺，目光會照顧到休息室裡的每一個人。一些說辭聽起來耳熟，他說過多次了。他有著卓絕的表達能力——如果把他的話照抄下來，你會發現很少有病句與車軲轆話。他擅用修辭，記者抓句引語就可以成為聳動的新聞標題。但談到多年前的一樁未遂心願，他的聲音變得平靜，那是一個尚未寫完的劇本，《濟小塘捉妖》。
「不是2005年寫的，這應該是1999年開始寫的。」他糾正道。「我在最不如意的時候，給人做編劇，其中寫了這麼一個戲。」
那部戲寫的是一個小人物，歷經落魄，被推到神仙的位置，為天下捉妖。「那可能就是我自己。」他對《人物》說。他決定現在要繼續寫下去，做成「一季一季」的網劇，並考慮讓兒子出演。
但你真的相信，歷時多年寫了不到10集的劇本能重新拾起嗎？商演頻率不降，同時還越來越多出現在綜藝節目的郭德綱，能繼續創作劇本嗎？這都不是刨根問底的重點，郭德綱更看重的是這個故事凝聚的記憶與現實指涉：突破結界的小人物。
與相聲世家子弟不同，作為一個警察和一個小學教師的兒子，天津長大的郭德綱曾是圈外人，雖然投身相聲，但人脈與資源並不在他這一邊。後來所有的這些成就，是在一個曾經將他不斷拒絕的地方完成的。所有他徒弟吃過的苦，他也都吃過。90年代他三進京城，在最後一次，他召集起散落民間的同行，包括張文順、李菁等人，拉班成立德雲社的前身——北京相聲大會。然而那距離他真正大紅，還有10年。才華、忍耐、機遇——2004年侯耀文力排眾議收他為徒以及之後的提挈之恩，所有這些疊加在一起成就了他。
在他最廣為流傳的相聲裡，他永遠是那個「小人物」。《我要》系列中，他是奸懶饞滑但本質不壞的小人物，《論五十年相聲之現狀》中，他則是一個為傳統淪落痛心疾首，卻不見容於主流相聲界的小人物。他以平民角度戲謔這個世界，精神狀態卻不頹廢，許多笑話埋藏著他過往痕跡。
他有一種隨時把糟糕的事情變得好笑的能力。多年前，初中美術老師張承武第一次去德雲社聽相聲，觀眾不到10位。郭德綱在臺上以此砸掛：「臺下的不許跑！ 我們臺上有12個人，比你們臺下的多，你們打不過我們！」張承武頓時有了結交之心。後來他棄教從藝，也拜師進入了德雲社，藝名：張德武。
正如很多曾經聚攏於郭德綱身邊的人，張德武后來也離開了他，雙方鬧得並不愉快。不再合作者還包括王玥波、劉源等人。但對於大眾而言，德雲社真正的招牌只有一個名字。每隔一段時間，圍繞這個名字就有風波出現，從汪洋的官司、藏秘排油代言到打記者、抵制三俗，最新一則是對沙溢6歲兒子大開倫理玩笑，最終郭德綱都擺脫了影響。
然後，幾乎沒有例外，這些過往——連同所有難堪的、理虧的過往，都將為他所用。他將其變成砸掛的素材。「當年一個藏秘排油，班主從315（晚會）砸掛到年底封箱還不算完，來年開箱還不忘記這個梗。能這麼理直氣壯拿自己的汙點砸掛還砸成清白的，估計也就班主了。」一位知乎網友寫道。
當今天的郭德綱稱自己還是一個「小人物」，某種程度上，他是對的。在實現財務自由之後，他熱衷於穿戴世界名牌，卻總是被網友視為時尚潮流的反面教材。其實衣著搭配並沒有錯，偏偏就有一種視覺上的錯位感。但那種「小人物」的感覺更多源於某些看不見的東西，比如他對歌頌型相聲的排斥（當然他也並未嘗試向諷刺型相聲靠攏），比如那從未從他身上離開的草莽之氣。
一直以來，每每提及那些與徒弟的恩怨，郭德綱很少講述具體情境，他不需要，那不是他的講話習慣。他有時將其揉進段子裡，「新三大寓言故事：農夫與蛇，東郭先生和狼，郭德綱與他的徒弟們。」要不則是抒情，寫幾句悲憫的詩詞。在雲淡風輕中，就能激發起同仇敵愾的效果。
但某些時候，他也會變得異常憤慨。2010年曹雲金因對待遇不滿，醉酒後大鬧他的生日宴，那天晚些時候，他返場表演唱了《未央宮斬韓信》。選此曲目意有所指，他的唱腔有如泣訴，觀眾叫好連連，只有徒弟們能聽出他的內心話語，燒餅（朱雲峰）在後臺就哭了。後來郭德綱在微博中寫道：「那幾十句唱詞，心頭一直在噴血。幾年來，從不看這段視頻。今得閒，無意中點開。眼望澳洲春雨，耳聽昔日唏噓。一聲長嘆。莫仁於雨露而靡於草夏枯，莫嚴於霜雪而松柏冬青。」
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人物》的採訪中，郭德綱主動闖入了「禁區」。他似乎陷入回憶之中，垂下雙眼，表情誠懇而痛苦。他開始講述，幾乎每段話裡，他都會站在對方立場考慮，「其實孩子們還是單純，就是走早了，最要緊的一句話就是你遠沒有你自己想象中的那麼厲害。」「趙雲俠回來個10趟，走20趟，我都允許和接受。」但一些話裡藏著刀鋒，比如提到郭鶴鳴時他說：「他是隱藏得最好的。沒有人知道。外界沒人知。」雖然從未提供細節，但所有的解釋都指向一個結論：「真實的情況遠比你們所瞭解的要血淋淋得多。」
班主為那幾個愛徒的離開而惱怒嗎？當然。如果他們留在這裡德雲社會更強大嗎？包括許多自己人在內都是這麼認為的。如果在裂痕出現後，他不是與徒弟避而不見，而是採取更積極的溝通方式，也許故事有另外的結果？也許是這樣，當事後諸葛亮很容易。他希望他們回來嗎？從前是的，至少他是那麼說的。
現在不再是了。「有的人是可以回來的，有的人是不可以回來的。」他對《人物》說。
這也許是師徒關係中近幾年最大的變化。
某種程度上，愛與恨是交纏的。對於某些「綱絲」而言，他們有多愛班主的藝術，就有多恨他的敵人。痛斥「叛徒」進而成了一種互動的粉絲體驗。曹雲金的經紀人王晶京告訴《人物》，這種趨勢近兩年在加劇，每當郭德綱有所影射，曹雲金的微博就會湧入大量辱罵，刪都刪不乾淨。「也不知道是黑粉也不知道是水軍，就劈頭蓋臉地把你罵一頓，好像你所有付出都白做了。」就連曹雲金的徒弟，也不乏在微博連帶被罵的經歷。
被指為「內奸」後，戴九安遭到了嚴重的網絡騷擾。他唯有取消很多現實中的朋友與生意夥伴的微博關注，他對《人物》稱，有人通過給他的微博關注者發下流私信的方式抹黑他。「他們跟我女客戶就直接說了，戴總介紹的，多少錢一宿？人家發微信截圖給我看了，說你這怎麼回事？」戴九安說。
郭德綱總掛在嘴上，讓那些出走者把字還他。沒有人真的這麼做，對徒弟來說，這也不是個理智的選擇。「當爹媽的說這孩子我不認了，扭頭出去了，我也不認他了，那我就更不能把我這名字改了。我真成不孝順了。」郭鶴鳴說。
事實上，很多年前，郭德綱就找到了一種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把退社者的藝名授予新徒弟。這聽起來像個孩子氣的玩笑，但確是真的。潘雲俠走後，有了趙雲俠；劉雲天走後，有了李雲天；張鶴文走後，有了張鶴雯。
「你不幹這個，你就沒必要再佔一個字了。」郭德綱對《人物》解釋，「你炒菜去了，你帶我一字走幹嗎呀？那肯定就留下這字給別人。」
2015年2月17日，岳雲鵬、孫越在央視錄製2015年羊年春晚相聲《我忍不了》的備播帶
2017年5月4日，孔雲龍在瀋陽盛京大劇院演出《德雲社徳雲三寶專場》
管理
2011年之前的德雲社以管理混亂而出名——演員不打招呼接外活，節目單安排隨意，接連不斷的內訌與出走。這種情況在後來有所好轉：員工需簽訂嚴格的合同，接外活需要報備並按二八與德雲社分成；劃分多個演出隊，給隊長極大的權限；成立管委會與藝委會，分管人事與舞臺表演。
但這種管理的規範化，並未為演員的收入帶來太大的改變。接私活的機會幾乎沒有了，申報程序形同虛設，有人嫌麻煩，寧可不再接活，有人冒著停場甚至清門的風險偷偷出工。相當長的時間裡，大多成熟演員的場份仍維持在150元。如果按每月演滿32場，橫向比較起來，比其他相聲團體要略豐厚。但這只是理想狀態，不是每對搭檔都能排滿場次，而且一旦得罪了負責排班的隊長，場次可能大幅減少。
按照相聲傳統，劇場都會定出每場票房底限，一旦沒有達到，除了攢底兒的角兒，其他演員只能拿半份場份（該制度在近兩年取消）。「那會兒天橋（劇場）基本上都能拿150的，三里屯（劇場）一多半，湖廣（劇場）一小半，張一元（劇場），全軍覆沒。」一位徒弟回憶。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都願意去外地分社演出，因為票房、工資是整份，還有兩週500元的伙食補助。
某些現代企業的通用原則同樣適用德雲社。演員之間嚴禁談論收入——雖然這都是心照不宣的。舊式規矩不是這樣的。「我見過所有老先生跟我說的都是，後臺誰掙多少錢，大夥兒必須都知道。為了刺激演員個人提高藝術水平。」一位徒弟對《人物》說，「過去演出是計時收費，這一笸籮往這兒一放，買竹牌，我今兒想聽三段相聲，買三個，想聽四段，買四個。」
演員多數籤的是經紀約，德雲社原則上無需上社保。一位娛樂行業經紀人告訴《人物》，一般藝人經紀約固然有獨家代理的條款，但同時有保底承諾。「比如今年我給你開兩部戲，或者給你推一個真人秀，我要承諾你今年的收入在多少多少以上。」她說。
「我那陣兒拿一個月工資，兩千四五，兩千五六，沒超過三千。」 戴九安說。郭鶴鳴說，2012—2013年，他的平均月薪算下來在2800元。不平衡心理很容易產生。「在一個單位幹了七到八年左右了，還掙一最低工資，你樂意嗎？而且你面臨的是成家立業，面臨的是買房買車。」他一度在天壇公園找了個祭祀表演的工作，以提高收入，及至2014年底，經多番交涉，郭德綱允許，脫離了德雲社。
至於郭德綱後來如何與他交惡，誰也說不清楚。評書劇場收入微薄，但靠著去中小學開快板課、網上售賣評書錄音，郭鶴鳴如今在北京買了房。「我要混得特慘的話，他不會恨我的。」他說。
德雲社從未引入職業經理人。公司的董事長與總經理都是郭夫人王惠。岳雲鵬的經紀人、郭德綱的小舅子王俁欽說：「郭老師和郭夫人，他們兩個人全面都抓。那底下就三四個高管，再底下就是老百姓了。」主要行使管理職權的是一個叫劉鶴英的徒弟，除了副總經理，他還兼任法務部、人事部的經理。
現在對外用回本名劉佳的劉鶴英，在鶴字科甚至不是排名靠前的那幾個，但因為以前在企業裡做過管理，比較能幹，慢慢被委以重用。「因為我們這個行有師承關係，所以好多事並不是外面請個白領來，你就能給我管好的。」王俁欽說，「正常的公司你不能越級吧，但是我們這裡不行，照樣能把你跳過去，直接找師父，因為他是我爹，你根本就攔不了我。」
人事制度上，郭德綱有看起來極為任性草率的一面。孫越與岳雲鵬搭檔前，曾屬於一個名叫藝馨社的相聲團體，他第一次參與德雲社商演是在鄭州。那個晚上，他與郭氏夫婦、于謙坐下來聊天，說到藝馨社尚處於虧損，從業不易。「胖子你也別這麼折騰了，你就歸到我德雲社不就完了。」郭德綱說。「哥，我過來沒問題，我手裡頭還十幾個師兄弟呢。」孫越說。
據孫越向《人物》回憶，郭德綱沒有接話。尷尬的沉默持續了一分鐘，郭德綱開口了：「這麼著吧，你來我全接收得了。」就在這個晚上，藝馨社全員的命運就被定了下來。最初，郭德綱不過想為準備力捧的岳雲鵬身邊添一名搭檔，然後，他一下接納了一支隊伍。他既然答應了，就要給這些人提供舞臺。翟國強、劉喆等人如今已是德雲社的主力演員，但放在當初看，郭德綱的決定絕非審慎。
人們很容易忽略，作為統領著一個幾百人團隊的班主，如何分配利益、讓每一個人都開心是非常困難的挑戰。2008年，德雲社組織出國商演——商演是肥差，演員酬勞動輒幾千上萬，但也需要能挑大樑的人。趙雲俠已經辦好護照，郭德綱勸他把機會讓給後加入德雲社的謝金。趙雲俠答應了，「我師父都得照顧到，別到時候顯著好像咱淨顧著徒弟。」
班主有著極具情義的一面。據王俁欽說，德雲社有五六位老先生，如今已無法登臺，郭德綱每月給每人發兩萬元，因為他們曾有恩於德雲社，他在報恩。
他盡力照顧身邊的人，但還有很多人是他照顧不到的。「我跟我師父這麼多年沒有說過超過20句話。」戴九安說，「我敢說九字科、霄字科，很多都是苦孩子，但是沒有人去管他們，都是自己去租房。之前三年，不會給你一毛錢，都得是家裡支持，從一個商人的角度，我感覺這像一種融資。」
商業而言，德雲社取得巨大成功，下轄9支演出隊，2016年小劇場演出3000餘場，5000人以上商演111場。它正在走向更大的成功。與之一起到來的，是相聲的復興。人們睡前的耳塞裡播放著郭德綱。去德雲社聽相聲成為一種時尚，買票，鼓掌，噫。紐約、巴黎、墨爾本，曾被冷落的藝術走向世界。在中日邦交恢復45週年之際，他將要去的下一站是東京。
郭德綱更傾向於將德雲社表述為一種關係，而非一門生意。他認為自己不懂商業，採訪中，他用一種容易招致挑戰的絕對語態對《人物》說：「我對錢沒有概念，所以說有時候一聊天，誰說郭德綱剋扣誰誰錢，我說這就是喪盡天良，我還真沒拿錢當回事。」
一個尊重規矩，並將相聲這門衰落的行當以正統方式振興的師父；一個利用舊式習俗與傳統，對徒弟進行道德綁架的師父。辯論可以不斷進行下去，取決你站在哪個位置。然而拋開這些，《人物》記者與郭德綱的相處裡，大概可以素描出他世界的輪廓：他對陌生人隨和、客氣，那絕不是偽裝出來的；他對於相聲的熱愛；他年輕時的艱難，與來之不易的成功；還有那種揮之不去的怨恨——對待同行，對待「叛徒」，對待過往。
他的自傳《過得剛好》從某種角度看，是本花式諷刺的微博集錦，你很難找到第二本這樣的書，翻開幾乎任何一頁都能找到冒犯與被冒犯。他在封皮上微笑著，他的文字是幽默的，但書裡透著一股無所不在的戾氣。相比於讚美，郭德綱更在意的是外界對他的傷害、誤解，他會記錄於微博（自傳裡很多內容屬於微博彙編），並在日後不斷地提起，彷彿那是驅動他前進的燃料。
「內奸」事件後，戴九安想關注郭德綱的微博，發現關注不了，他才意識到，被拉黑了。「從6000多萬粉絲當中挑出來的，也挺重視我。」他說。
他可能自作多情了。這隻能證明戴九安躋身郭德綱最討厭的前2000名網友之列，那是他曾經透露的拉黑數字。
尹夕遠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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