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传统的“郎才女貌”、“男高女低”、“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等观念的影响，男性在择偶时，态度非常鲜明，大多数男性比较看重女性的容貌、身材等外在形象，同时又要求对方年龄比自己小，而且温柔贤惠、能持家。由于现代社会生存的残酷，男性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他们还是比较支持女性出去工作的，而不喜欢真正的“家庭主妇”。
男性认为一个家庭还是要靠男性来支撑的，支持女性工作只是希望她们有自己的生活，能养活自己，有个良好的精神面貌，顺便补贴家用，一旦妻子强于自己，就会感觉男子汉尊严受损，面子挂不住。所以他们在择偶时不愿选择超过自己学历、职位的高素质女性为伴，情愿找一个文化知识水平不高、工薪收入低的女性为伴。他们对具有高学历、高素质的女研究生群体并不看好，再加上他们对女研究生群体不易改变的刻板印象，如女研究生尤其是女博士长得很丑，即使不算很丑，也戴着厚厚的黑边眼镜，打扮得老土且不合时宜；张口就是学术问题，一副迂腐不堪的样子；思想特别僵化，总喜欢在某个问题上争出个高下来；在他们看来，女研究生只知道读书，让人觉得呆板，更有人认为女研究生就意味着女强人，会影响到以后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等等，使得他们不乐意娶女研究生为妻。有不少男性承认，女研究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经常会让身边的男性感受到压力，部分男性的潜意识里产生抵触情绪，继而引发不满，最后敬而远之。这样一来，女研究生的受教育程度成了她们择偶的羁绊，让人可望而不可及，从而在婚姻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
男性择偶偏好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也与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有关。传统的社会性别文化造就的性别分工模式是严格的男主外女主内，从而将两性的世界完全隔离。“男作女工，一世无功”表明男性无权且不屑踏入女性的生活领域，而女性更无权过问男性的事务。这一男女性别行为正是传统文化将生理机制作为标准扩大化、极端化的产物。正如费孝通所说：“性别可说是最普遍的差别了。到现在为止，人类还没有造出过一个社会结构不是把男女的性别作为社会分工的基础的。”
社会性别无疑也是一种社会分层机制，与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一致，男子和“属于”男子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划到二元对立模式中具有较高价值的一方；妇女和“属于”妇女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则被划到二元对立模式中具有较低价值的一方，后者受前者的统治和支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男子对女子的统治与支配。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早已渗透到人们的观念中，积淀成一种性别刻板印象，成为人们衡量男女人格、成功的标准。现如今，随着社会性别观念的提出，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有所改变，但是人们还是往往对传统的性别分工及男婚女嫁的结果缺乏意识，于是不自觉地陷入到矛盾之中。
社会一方面倡导妇女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倡导男女应当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但另一方面又从女性的生理性别着手，强化女性对男性的依从。人们在赞同女性参与社会、拥有工作时，不忘女性的传统家角色；男性在支持妻子走向社会、追求成就时，也不忘把自己当成女性的保护神、家庭的顶梁柱，一旦面对妻子强于自己，则感到男子汉尊严受损，轻者给妻子种种限制，尤其对因此分担的家务劳动感到不满，从而指责妻子；严重者则寻机闹事，限制妻子的人身自由，阻碍其工作，甚至离婚。社会上，男性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无疑是女性发展、实现完美人生的一大阻力。这是因为，女性的角色发生了转化，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交织在一起，也就相应地要求男性对自己的角色做出相应的转换，分担相应的家庭角色和责任，以期建立起一种新的、合理的两性关系。但是，男性中心文化形态在目前的性别关系中依然十分稳固和强大，男性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既得利益和权利的。
因此，随着公有制经济对社会性别关系的改变，男性家长在历史上享有的一些特殊权力诸如家庭财产的绝对支配权和对子女的职业、教育甚至婚姻大事的决策权的被剥夺，以及有独立职业和经济收入的妻子比传统社会中的妇女有了更多的自主性，诸如此类的变化都让男性感到不安和反感。一旦女性性别角色的转换要求男性的角色相应调整时，就触犯了他们的自身利益，于是一些男性便会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如此一来，女性的角色转换未能与男性的角色转换同步，这种不同步给女性带来了很多不利之处。这也是男性不愿意娶女研究生的根本原因，因为女研究生的高学历以及自身所具有的素质使他们感到恐惧，感到无形中的压力，而且要转换原有的男性性别角色去迎合她们的发展，触犯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这是他们不愿意的。既然自身不想改变，那么只有舍弃，女研究生也就不在他们的最佳人选之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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