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 • 《 親歷五十年金牛記憶 》
1950年5月24日，12名川劇藝人自發組成群生川劇社。1954年3月，在國家對地方戲曲演出團體進行改造的政策背景下，經成都市政府審批，群生川劇社更名為群生川劇團，由“跑攤”的戲班子變為集體所有制專業文藝團體。1956年11月劇團劃歸西城區政府管理。1963年9月，劇團調新津縣更名為新津縣川劇團。1967年1月調回成都市，1971年4月撤銷。“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劇團於1978年5月恢復，交金牛區管理，為區屬文化事業單位。
1953—1958年，劇團先後在新都、新繁、新津、彭山、金堂、德陽、綿陽、廣元、江油、馬爾康等地下鄉下廠巡迴演出。演出劇目有《九件衣》《仇深似海》《白毛女》《丁佑君》《紅大院》《紅色衛星鬧天空》《英雄人物數今朝》等歷史劇和現代劇。
1978年劇團恢復後，整理、改編、移植大小劇目380多個，代表劇目有傳統戲《追魚》《楓落地》《薛濤》《胭脂》《新臺恨》《五女拜壽》，現代戲《想不想》《鄧雲姑》《縣委書記》《買爹》等。劇團每年堅持下鄉下廠為基層觀眾演出200場以上，成為成都區（縣）中演出場次最多的劇團。1983年11月，劇團在金牛壩省委招待所小禮堂彙報演出後，國防部長張愛萍為劇團題贈“川劇為人民推陳更出新”條幅。1984年3月，劇團在重慶勝利劇場演出《新臺恨》等傳統川劇，場場客滿。重慶電視臺錄製了《新臺恨》和周旭演出的《八陣圖》，並送中央電視臺播出。1990年8月，市委、市政府領導對劇團紮根基層，服務群眾的“巴地草”精神和為振興川劇作出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到1991年，劇團演出4800多場，觀眾逾百萬人次，上座率50%~70%。劇團多次參加省、市川劇調演、比賽活動，在省、市先後舉辦的川劇優秀劇目會演和青少年表演比賽中，新編歷史劇《薛濤》獲創作和表演兩項團體獎、青年演員薛梅獲比賽一等獎。
1983年，金牛壩省委招待所小禮堂彙報演出後，國防部長張愛萍接見演職人員
川劇藝術在川、滇、黔三省流行已近200年，形成了一整套傳統表演形式，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和深厚的社會基礎，是我國民族傳統藝術中的精華。群生川劇團作為成都市區（縣） 川劇團中的一個具有較高藝術水準和豐富演出經驗的劇團，為豐富群眾文化生活，傳承川劇藝術做出了努力。但是進入1980年代後期，隨著各種文化娛樂形式的湧現，群眾文化消費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川劇藝術逐漸步人低谷，文革造成的觀眾群的斷裂更加速其走向衰落。川劇演出市場範圍越來越小，劇團開始面臨生存困境。
以1988年為例，群生川劇團全年演出243場，觀眾11萬人次，票房收入4.1萬元，頻頻搬遷臺口15處，上演劇目30多臺，一個“開臺戲”在一處最多隻能演出兩場。而在1982年一年演出612場，觀眾31萬多人次，票房總收人9.2萬元。一年只搬遷9處臺口，有的劇目一處可連續上演10多場，僅《追魚》在草堂影劇院就先後上演40多場，場平上座率達85%。
演出收入大副下降造成劇團劇目生產倉促，排戲質量下降。1988年，80多名演職員工中具備演出條件的不足40人，這些人大多為中年藝術骨幹，生、旦、淨、末、醜各行當至少缺演員20餘名。經濟狀況收不抵支。劇團全年總支出需13萬元，僅人頭費就需10餘萬元。區財政實行定額補助7.5萬元，演出收入3萬餘元，加上第二職業收入2萬多元，劇團勉強維持。外出演出補貼只參照國家規定發給一半，演員收入微薄。劇團長期以來，基本按照全民所有制文藝事業單位對待和管理，造成了劇團長期勞逸不均、平均分配；劇團自身人員老化、設備陳舊、團址窄小、無演出場地，僅有一簡陋排練場，又地處小巷深處，不僅使營業演出受到限制，同時也沒有開展第三產業的空間。
為此，金牛區文化部門曾採取改變演出機制、改革人事制度、創新劇目、區縣聯合演出等多種方式解決劇團面臨的問題，但收效甚微。1991-1992年，劇團演出《荷珠配》《歡娛樓》《打金枝》《長生殿》《情探》等劇目67個，演出478場，觀眾14.3萬人次，上座率不足40%，幾乎場場虧損。1992年末，金牛區對群生川劇團提出改革意見，在保障演職人員基本工資的基礎上，停止現行的演出機制，提出挖掘劇團潛力，積極開辦文化服務項目，開展“以文補文、多業助文”等各種形式的有償服務和經營活動的改革思路，同時組建新的演出隊。演出隊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自主用人、自主分配。
1993年1月20日，群生川劇團在劇團小劇場舉行最後一場整團演出，演出了《別窯從軍》《李甲歸舟》《梅龍鎮》《石懷玉驚夢》等摺子戲，票價一元。大約120名群生川劇團的忠實觀眾觀看了演出。因為事先知道劇團將從第二天起停止演出，臺上臺下呈現依依惜別之情。此後，部分演職人員脫離舞臺轉行就業，部分演員採用自由組合、串場搭班等方式參與各類演出活動，如按劇目組合下鄉演出，到敬老院慰問演出以及茶館、廣場坐唱等。
★ 口 述 ★
龔世玉
（群生川劇團黨支部書記，1987年退休）
1978年劇團恢復後，我從簇橋中學調過來當支部書記。當時劇團除了有一個名冊外，什麼演出條件都沒有，演員說“連一根像樣的褲腰帶都沒得”。劇團回到金牛區是一件幸運的事。當時區上和文化局的各級領導都非常關心和重視劇團的發展，把劇團當作一個寶貝。可以說從那時起，群生逐漸走向了新生。區上一接管以後，領導對演職員很關心，經常下來關心大家，講形勢、講政策，做思想工作，消除大家心裡的困惑，因為畢竟文革剛結束，思想還很混亂。1981年，我們有了自己的排練場和宿舍樓，大家也更加明確了咋個來走這條路。1982年區上又撥專款到蘇州、上海給劇團買戲服，定製燈光、道具，可以說整個劇團的面貌煥然一新。以往下鄉演出，演員們都是自己背鋪蓋睡草墊，1983年文化局專門購置了一批鋼絲床，改善演出的條件。演員們都很感激也很珍惜，大家的勁頭也更足了。
那幾年我們堅持送戲下鄉，走遍了成都市周圍幾十個市縣，很受老百姓歡迎。我記憶最深的是1989年我們到崇慶縣的一個鄉里演出，這邊還沒演完，另一個鄉的又來接來了。演員妝都沒卸，又收拾行李到那邊去。那些村民熱情得不得了，又是聚餐又是送錦旗。這也說明當時農村生活逐漸富裕了，是非常歡迎喜愛川劇這種藝術形式的。我們送戲下鄉最多的一年演了300多場戲，是成都市區（縣）劇團當中演出最多的、報酬最少的。當時晚報上刊登了一篇報道，講我們劇團有一種“巴地草”精神，也就是說紮根在群眾中，紮根在基層裡。1983年我們爭取了一個演出機會，在金牛壩小禮堂給國防部長張愛萍演出。這臺演出一共演了六個節目。省上、市上的領導陪同觀看，深得好評。張愛萍為我們題了詞。1984年3月，我們到重慶演出了2個半月，是我們劇團比較火的一次演出，一共去了5個劇場。演員們每天都是處於很興奮的狀態，很高興。那2個多月幾乎是場場爆滿，很多媒體都宣傳了，那時候可以說是劇團的鼎盛時期。在重慶從來沒有出現這麼火的地方戲曲的演出。
周 旭
（時任群生川劇團副團長，國家二級演員）
我從1950年開始學戲，當時4歲。劇團這幾十年，我感受最深的是金牛區委、區政府領導的關懷，對我們非常重視。劇團的領導和演員打成一片。我們出去演出，剛開始沒有床就打地鋪，龔書記她們也和我們一樣。文化局的羅（萬才）局長經常到劇團來看我們的演出，每次還帶些禮物來看我們，雖然禮物很小，但是對大家都很鼓舞。覺得領導這麼關心我們，我們就要多排好戲出來不要辜負了他們，在以前這樣的領導是沒有的。領導不只在生活上關心我們，在政治上也是很關心的。群生川劇團建立了黨支部以後，發展我成了第一個黨員。1986年那次，成都漲大水。我們劇團在彭州演出，領導就打電話問在那邊演出有沒有啥子危險啊，還到家屬中去慰問。區上給我們創造各種演出和比賽的機會，只要是省上、市上的不管是彙報演出還是比賽我們都參加，而且基本上都是獲了獎的。後來劇團不景氣了，也是一個大環境的原因，我們感覺還是很遺憾。我非常喜愛川劇藝術，退休以後還經常去參加演出，都是無償的，有些還自己貼路費、住宿費。只要能為川劇事業作出一點貢獻，都算是對以前領導的一種微弱回報。到現在成都市區（縣）中就只有我們群生跟新都的一個劇團沒有撤了。到現在我跟那些以前其他劇團的同行聊，人家都說你們群生落在金牛區這個福窩窩裡頭了，退休了還拿足額的退休金。
1983年：張愛萍為劇團題詞
饒其漢
（時任群生川劇團團長）
回顧我們群生川劇團，那真是一個“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劇團，這樣說是因為我們既能深入到基層、農村為群眾演出，又能到大舞臺演出，還可以上電視，可以錄音，可以搞創作。這在區縣級的劇團裡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既能保證藝術水準又能滿足基層群眾。所以當時市上領導給我們的評價是具有“巴地草”精神。
劇團從1989年開始走下坡路，1992年就很惱火了。那時候想了很多辦法找出路。我們聯合十幾個區縣還搞過一次座談會，研討川劇如何搞，還和武勝縣搞個聯袂演出。但是當時整個演出環境已經不行了，但是我們還在成都市文化宮堅守陣地。一些區縣的劇團也加入我們一起演出，堅持演了一年多。當時市上已經很少有劇團在演出了。那時的演出已經是入不敷出了，票價是8角錢左右。就這樣一直堅持到1993年初，就完全停了下來。振興川劇的難處在於這種藝術形式畢竟陳舊了，大的環境已經改變。我覺得川劇就應該保留它原來的樣子，為了創新或說吸引現代觀眾人為地去改變，反而不好，既失掉了真心喜愛川劇的老觀眾，也爭取不到年輕人。就應該像崑曲一樣，始終保留它原滋原味的樣子，讓真正懂得，欣賞它的人喜愛它。川劇有段時間為了迎合年輕觀眾，改得有點兒非驢非馬的樣子，反而失去了老觀眾。1992年劇團改革，年底的時候文化局領導來宣佈政策，大家都很傷感。後來在我們自己的小劇場陸陸續續還演了幾場，一直到1993年元月份，最後一場演出，賣了一百多張票，就這樣劇團算是徹底停演了。
1989年：群生川劇團下鄉演出
陳龍豔
（1978年群生川劇團學員、演員）
我13歲就到了劇團，是1978年劇團恢復後招收的那批學員。我們當時有20多個人。那時劇團發展很快，我們算是一邊學藝一邊幫著跑臺。劇團領導為大家指定了老師，我們就拜團裡的老演員為師傅，還寫了拜師合同的。師傅對我們都很好，我1979年就參加青少年匯演，演《思凡》，得了個優秀獎。本來是要得一個二等獎的，但我演小尼姑卻忘了把自己的手錶取下來。就因為這塊手錶就沒得成二等獎，回去還傷傷心心哭了一場。後來就跟著劇團上山下鄉到處演出，跟著老師學習。1985年我們參加成都市川劇青少年匯演，我們劇團一共演了5個戲，結果這5個戲都得了獎，得了個“滿堂紅”。這個時候可以說是我們這些學生最輝煌的一個時期了。1989年以後，這些匯演基本就沒有舉辦了。那時候正是自己感覺比較好的時候，有時候也能頂一些主角了，可是這時候川劇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自己感覺在藝術上一直沒有達到老演員們的那種高度，覺得特別遺憾。後來區上改革劇團，鼓勵大家走出去自謀生路。我選擇留團繼續工作，現在我們的工資是一直足額髮的，這樣的待遇已經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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