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奇蹟！為什麼吉利汽車、錢江摩托都在浙江的一個小城？

CFIC導讀：

在改革發展起始期創刊的《瞭望》週刊，滿腔熱情地報道了各種改革、發展模式，其中付出心力最多、報道影響較廣的是“台州模式”。它在全國改革發展大局中的影響力，無法與“蘇南模式”“珠三角模式”等相比，但它有自己的特點和魅力，其意義不可小覷。

《瞭望》週刊在中央級新聞媒體中，是最早來到台州，對“台州奇蹟”進行較大規模報道的。

“台州模式”成功最重要的經驗：當地幹部和群眾的求真務實精神，他們不騖於虛聲，不圖形式，而是從當時當地實際出發，根據自己現有條件，確定應當做什麼事，應當走怎樣的路。

上世紀80年代，台州聯手、合股辦廠形成了熱潮，這種既不同於集體經濟又不同於個體私營經濟，卻又兼有兩者之長的新型組織形式，被稱為合夥企業或聯戶企業。這是一種有台州地域特色的經營體制創新。

整個80年代，台州合夥企業受到爭議，但台州地委一直堅定地支持以合夥聯戶企業為主要形式的民營企業發展。

如今民營企業已成為台州經濟騰飛的主要力量。這也是“台州模式”最突出的特色。

“台州模式”作為踐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典範，具有更為普遍的認識價值和借鑑價值。我們仍念念不忘“台州模式”的原因，也就在這裡。

作者陳大斌1988～1998年任瞭望週刊社總編輯，著有《合作化到公社化——中國農村的集體化時代》《大寨寓言——“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歷史警示》《中國農村改革紀事》《重建合作》《離離原上草：“責任田”的起源》《推動力》等十餘部著作。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使中國人民改革發展的積極性及創造力得到空前發揮，各地人民群眾創造出一個個各具特色的改革、發展模式，如“蘇南模式”“珠三角模式”“溫州模式”等在神州大地湧現。每一種“模式”都是黨的改革開放方針與各地人民群眾無窮智慧、奮鬥精神的交響，都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

在改革發展起始期創刊的《瞭望》週刊，滿腔熱情地報道了以上各種改革、發展模式，其中付出心力最多、報道影響較廣的是“台州模式”。它在全國改革發展大局中的影響力，無法與“蘇南模式”“珠三角模式”等相比，但它有自己的特點和魅力，其意義不可小覷。

1

《瞭望》把台州推到全國人民面前

台州地處浙江東南沿海，與溫州相鄰，兩地又都以發展民營經濟為主，所以不少學者都把它與溫州並列，稱“溫臺模式”。其實，兩地的改革、發展路徑各具特色，在許多方面甚至形成強烈的反差。溫州人敢為天下先，從一開始就大張旗鼓地發展民營經濟。經濟發展上取得突出成效，而政治上卻一度被一些人視為“反面”典型。來自四面八方的指責、批判漫天卷地。有人說，改革開放的前十幾年，溫州的航道上風急浪高、電閃雷鳴，沒有一刻平靜。而近在咫尺的台州卻在整個上世紀80年代一直悄無聲息。

台州從溫州的遭際中得到了警示。在那個時期，台州好幾屆領導幹部，都一以貫之地堅持“多做少說”，在“敏感”問題上“只做不說”，更不主動參與外界的紛爭。那十多年間，浙江省內外的媒體上少見台州的蹤影。台州正是以此避開、減少紛擾而達到自己預期：專心致志、埋頭苦幹、潛心探索、走自己看準的路。

十年韜晦、十年生聚、十年求索，終於聚集起足夠的力量，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振翅起飛。關鍵的“八五”期間（1991～1995年）全市工農業總產值增長8.79倍，年均增長57.8%。真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沖天。

台州創造出如此巨大的“奇蹟”，在浙江省乃至全國引起一片驚歎。不少人斷言，台州一定有什麼“秘訣”。一時間，“探秘”的媒體記者、各地“取經”的人蜂擁而來。

《瞭望》週刊在中央級新聞媒體中，是最早來到台州，對“台州奇蹟”進行較大規模報道的。

•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發表後，《瞭望》就認準“台州奇蹟”的價值。

• 1993年4月就在海外版（在香港出版，面向全球發行）出版了一期“台州專號”，以50多張圖片、30餘篇文章，介紹了“台州奇蹟”。

• 1994年4月第11期《瞭望》國內版又發出題為《台州：靜悄悄地後來居上》的專題報道，用十幾頁的篇幅對“台州模式”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在全國引起廣泛影響。

台州的朋友說是《瞭望》週刊把台州推到了全國人民面前，不少來訪者是帶著《瞭望》週刊來臺州的。積40年的思考，我感到“台州模式”最根本的經驗是：一個地方發展經濟，最重要的是踐行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堅定地依靠當地人民群眾，切實從當地實際出發，在實踐中探索，走出符合當地實際的道路。

2

腳踏實地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發展大潮在神州大地湧起。此時的台州處境卻極為艱難。它雖處東南沿海，卻還是一個封閉、落後、貧困的農業區。因地處海防前線，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前30年間，國家、地方在臺州的建設投資只有5億元，稍有點規模的工業企業只有台州發電廠一處，集體的鄉鎮企業還沒有起步。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只有10.13億元，農業產值佔近60%。這裡山多田少，400多萬農民人均不足半畝耕地，受“以糧為綱”的桎梏，終年辛勞卻是受窮。西北部幾個山區縣更是國家級貧困縣。當時的台州不具備快速發展經濟的任何優越條件。

這時的台州人放眼四顧，也想學學外地的先進經驗。他們來到珠三角地區看了一圈，得出結論：廣東雖好，但台州絕對沒法學！別的不說，台州近旁就沒有香港、澳門。之後到蘇南、浙北也得出同樣的結論：學不了！因為台州距上海等城市群太遠，接受不到有利輻射；而台州農村窮得叮噹響，鄉鎮工業一片空白。要以發展鄉鎮企業實現工業化也不現實。

台州人得出這樣的結論，

那麼，台州的優勢在哪裡呢？台州有800公里長的大陸沿海線，有大片的山場，更有480萬吃苦耐勞的人民，這是台州最寶貴的資源。農業體制改革把上百萬農村勞動力從有限的土地上解放出來，這就為將勞動力優勢和地理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創造了條件。儘快完成這個轉化，就成了台州經濟加快發展決定性的一步。

台州人首先把目光盯在家鄉那重重山巒和廣闊的海洋上。原台州地委在完成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中心的農村體制改革後，便不失時機地提出組織農民向荒山、荒灘、荒水進軍，大力發展山區水果種植和海洋河湖上的水產養殖。水果、水產品增加了，再興建罐頭廠、冷藏庫，開展就地加工升值。“兩水一加”很快取得了成效，為農村工業化積累了最初的資金，也培養了最早一批辦工業搞經營的人才。

同時，台州各縣放手讓幾十萬青壯年農民走向全國各地，做豆腐、彈棉花、補鞋、賣眼鏡等這些被一些人瞧不上的“小打小鬧”，台州人紅紅火火地幹了起來。從東海之濱到天山南北，從白山黑水之間到嶺南大地，凡有人居的地方，就有台州人在不息地勞作。台州人的外出務工大軍中，有一支專幹建築工程的勞務隊伍，從清理下水道、開挖汙水溝等這些城裡建築公司不願做的零活開始，逐步進入了上海、杭州、深圳、武漢等大中城市的建築市場，同時還有開山採石等建材業的興起。台州地區在“兩水一加”之後，又闖出一條建築、建材加大批農民外出經商務工的“兩建一出”發展之道。

正是這“兩水一加”和“兩建一出”，使台州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找到了出路，實現了人力與自然資源優勢的結合，迅速完成向經濟優勢的轉化。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到80年代中期，台州人較快地完成了工業化的原始積累。

3

開創合夥聯戶經營體制

台州從實際出發，依靠當地人民群眾發展經濟，相信台州人民群眾不僅有發展經濟的願望，同時也有足夠的發展經濟的才幹。“台州模式”中合夥聯戶經營的“股份合作制”，就是在黨的領導下臺州人民實踐中的創造。

經過幾年艱苦打拼，台州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吃穿享受，而是投資興業。投資興業又絕不甘心當小商小販，而是雄心勃勃地興實業。對製造各種機械更是情有獨鍾，抽水機、電動機、縫紉機，什麼都做，做不成整機就做零部件。

人們辦廠的積極性高漲，但家家財力都有限，卻又不願意把錢都拿出來辦鄉、村集體企業。剩下的只有自願組合，合夥聯戶辦廠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台州聯手、合股辦廠形成了熱潮。台州歷史上就有一種“打硬股”的辦法。在沿海漁業地區，往往一家一戶造不起船，置不起網具，就幾家人聯手，家家投資入股，同時相應投入勞力，造船置網出海捕魚。實踐證明這是小生產者的一種有效、可行的合作方式。改革開放之初，台州人就以先輩人“打硬股”的傳統辦法為藍本，聯戶集資合股辦起工廠來。這種既不同於集體經濟又不同於個體私營經濟，卻又兼有兩者之長的新型組織形式，被稱為合夥企業或聯戶企業。

台州地委及各縣委明確大力支持人民群眾的這一創造，認為這也是一種集體經濟形式。但“合夥聯戶企業”從一開始就在當地引起激烈爭論。這些合夥經營的企業，與私人辦工廠沒有多少不同。工商登記時，工商管理部門認為其不是集體企業，只能列入“個體”企業一類。對此，企業主心存疑惑，很難接受。他們千方百計把自己的企業往某鄉某村“集體”上“靠”，以打上鄉辦、村辦集體企業的旗號。這就是當時普遍存在的給企業戴“紅帽子”的做法。

1983～1987年，台州工業開始興起時擔任台州地委書記的魏夏久說，1984年臺州地區特別是沿海地區，辦工業、建工廠真是熱火朝天，工廠遍地起，形勢喜人。但是真正鄉辦、村辦的集體企業很少，主要是戴著“紅帽子”的個體和合夥聯戶企業。這時，台州地委明確提出：“四個輪子一起轉”，對鄉辦、村辦、個體、聯戶合夥這4種企業一視同仁，給予同樣支持。

台州地委能夠從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支持合夥聯戶企業，與當地堅持“實踐第一”分不開。實踐也證明這大大加快了地方工業發展，給地方經濟和老百姓生活帶來了實惠。他們認為，這上閤中央方針，下合人民群眾心願，為什麼不大力支持呢？人們對“合夥企業”有不同認識，理論上一時說不清，那就不必忙著去說清楚它。

地委的明確支持，使合夥企業得以生存、發展。但反對之聲仍不絕於耳。有人說合夥企業絕不是集體經濟，就是打著集體旗號的“單幹”。地委讓它戴“紅帽子”，就是縱容資本主義。在整個上世紀80年代，台州一直被這種爭論困擾。但台州地委一直堅定地支持以合夥聯戶企業為主要形式的民營企業發展。1987年到台州任地委書記的項秉炎對我說，他到台州時，台州遍地都是“合夥企業”，如果不堅決支持它發展，不許它存在，那就是全面斷絕了台州經濟發展的路子。這與中央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總方針路線不符，也違背台州400多萬人民的根本利益。此時，新一屆台州地委再一次鄭重提出一新的要求：在臺州及下屬各縣，對一切聯戶合夥企業的屬性不再討論，政策上、工作上，一律“視同集體”。

地委的這個政策得到幹部群眾的熱烈擁護。有人說，這是個了不起的“創造”，一律“視同集體”，既不講它“姓社姓資”，避免了爭論，又明確了方向。工作上、政策上堅決支持它發展，從而避免了激烈爭論，穩定了形勢，維護了台州的改革發展大局。

4

企業性質認定取得大突破

合夥聯戶企業發展中也存有隱憂。幾個人辦的企業，掛上鄉辦、村辦名義，不賺錢時，鄉、村都沒有人管你，一旦賺了錢，有些地方的鄉、村幹部便伸手要錢。老百姓也覺得，既然是集體辦的，為什麼賺了錢歸你個人？有些企業剛有起色就陷入爭吵不息的困境，有的企業在爭吵中垮臺散夥。有的企業主也準備把企業交給村裡、鄉里。事實證明，戴“紅帽子”只能是一種暫時的“生存之道”，而絕非健康發展的長久之計。台州地委清醒地認識到，要讓台州的民營企業健康發展，不僅要為其爭取一時的發展條件，還必須進一步為它創造穩定的發展環境。這就要在理論認識上有新突破。

台州市及下轄溫嶺、玉環、黃岩等縣區合夥聯戶企業發展較快的地方領導及有關人員，在實踐中不斷調查研究，進而認識到，合作經濟的性質並不決定於參與人數的多少，也不只有勞動合作一種方式，也可以有勞動及股本的合作。台州各地的合夥聯戶企業就是勞力、股本的合作。有了認識上的提高，

溫嶺縣工商局1983年1月給牧嶼鎮聯戶合股的牧南工藝廠登記時，就不再戴村辦、鄉辦的“紅帽子”，直接以聯戶企業的名義登記，並承認這種形式的企業是“集體”性質。這是一個大突破，在浙江省乃至全國也是第一家。最早行動起來的中共黃岩縣農委寫出調查報告，認為集體經濟形式可以多樣，鄉鎮辦的、村辦的企業是集體性質，幾個或多個農民合夥辦的企業規模雖小，但同樣是集體性質。1986年1月，黃岩縣委、縣政府發了“紅頭文件”，明確表示合夥企業是股份合作制企業的集體所有制企業，並制定了許多具體政策支持這類企業發展。地委農工部很快轉發了黃岩縣的這份文件。至此，在臺州，眾多的聯戶合股企業被認定為股份合作制經濟，是集體企業的一種形式。

台州民營企業終於爭到了合法的生存權，開拓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台州的民營企業得以穩步快速發展。經過激烈的市場競爭，一批有實力的民營企業脫穎而出。如今，在臺州大地上，已經形成一個個充滿活力的民營企業組成的工業基地，興起一個個產業集群。在這些基地上，以大企業為龍頭，一批中小企業與之配套，形成了一個個完整的產業體系。有些基地不僅在臺州市、浙江省佔有領先地位，甚至已成為全國同行業中最重要的生產基地。

新世紀到來時，台州已有吉利汽車、錢江摩托等著名品牌，有20多個產品在國際國內市場佔有率名列第一，併成為了全國五大摩托車製造基地之一，全國化學原料藥重要生產基地，最大的縫紉機生產出口基地，最大閥門、水泵基地。在這些基地中，除了錢江摩托、海正製藥等幾家國有控股企業外，絕大多數都是民營企業。它們中的一批企業已經具有一定規模，擁有現代化廠區，設備日益先進，管理日益完善，產品科技含量不斷增加，正滿懷信心向著現代化大步前進。如今這些民營企業已經成為台州經濟騰飛的主要力量。這也是“台州模式”最突出的特色。

“台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珠三角模式”等改革、發展模式競相出現的那個火紅年代，是我們這一代媒體人永遠不會淡忘的記憶。“台州模式”作為踐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典範，具有更為普遍的認識價值和借鑑價值。我們仍念念不忘“台州模式”的原因，也就在這裡。

浙江為何能成為中國的超一流省份？

在浙江，改革開放回歸了其應有的本源：改革的本質不是一場浮華的高高在上的意識形態運動，而是以千百萬民眾為主體的樸素的脫貧致富的偉大長征。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即將走過的改革開放40年如同一場誰都無法預知答案的世紀“大考”，把浙江稱之為這場“大考”中成績優異的“中國模範生”應該是恰如其分的。

“浙江奇蹟”是怎麼誕生的？從昔日的窮省到如今的經濟強省，浙江的秘訣是什麼？

有“追蹤研究浙江改革開放‘第一人’”之譽的著名財經作家、《東方啟動點：浙江改革開放史（1978-2018）》作者胡宏偉撰寫的“改革開放40年·浙江啟示”系列述評稿件，力圖清晰展現改革開放40年浙江樣本的中國價值。

改革開放40年·浙江啟示｜把發展權還給民眾

弗·哈耶克在其1988年出版的著作《致命的自負》中，有這樣一段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經典闡述：“社會文明進步的擴展秩序並不是人類的設計或意圖造成的結果，而是一個自發的產物……人們不知不覺地、遲疑不決地、甚至是痛苦地採用了這些作法，使他們共同擴大了利用一切有價值的信息的集會，使他們能夠‘在大地上勞有所獲，繁衍生息，人丁興旺，物產豐盈’”。

幾乎在同一時期，中共中央農村問題元老杜潤生評點溫州及浙江改革成功的基本經驗是——“民辦、民營、民有、民享。它是自發的，又是穩定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秩序”。

杜潤生進而斷言，浙江的事實表明，在民眾的自發秩序下，出現先行者的實踐樣板，產生誘導作用，通過相互博弈，不斷擴張完善，形成新的體制、新的制度，這正是社會進步的一般性規律。

改革開放40年，作為領跑者，浙江的秘密就像哈耶克與杜潤生所描繪的如下畫卷：釋放民間力量的精靈，由小及大，由近及遠，由弱及強，並最終匯聚而成如同浩蕩錢塘大潮一般的自發擴展的秩序。

【一】

民間力量在浙江人烹製的財富大餐上的份量，已經是必須用“蔚為壯觀”這樣的字眼才足以形容了。

截至2017年，浙江民營企業在全省經濟總量的比重達65%，貢獻了全省54%的稅收和80%的就業崗位；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榜上榜人數及財富總額、人均市場主體擁有量、私營企業佔企業總數的比重等重要指標均居全國首位；國家工商聯發佈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浙江一騎絕塵，連續19年上榜企業家數奪冠。

經濟總額的佔比與私人老闆的數量，還不是彰顯民間活力的全部舞臺。在浙江，在幾乎每一個角落，你都可以嗅到這股神奇能量的氣息：

1984年，6300多戶“有點錢”的鄉下人集資2億多元，中國第一座農民城龍港旁若無人地從昔日的灘塗上崛起；

“中國第一農民城”蒼南縣龍港鎮

1990年，很想“飛起來”的老闆們掏出了佔總投資額80%的9000萬元真金白銀，中國第一個以民間集資為主的溫州機場建成首航；

2003年，浙江開建世界最長的杭州灣跨海大橋，17家民營企業組成的6家投資公司佔股55%，啟動了中國民間資本進入“國字號”大型基建項目的破冰之旅；

2005年，中國首條民資參股的幹線鐵路衢常鐵路動工，浙江民營企業獨家持股18.88%；

2017年，中國首條民營控股高鐵項目杭紹臺鐵路開工興建，由復星集團牽頭的民營聯合體佔股51%。

如水銀瀉地，無所不在；如精靈翻飛，魔力無邊。“政府一毛不拔、事業興旺發達”，恰是對浙江民間力量稍顯誇張卻又精準傳神的寫照。

必須看到，民眾的發展動力在浙江超乎想象的生髮膨脹，並非人們預料之中的刻意的制度安排。改革開放之前30年國家投資的嚴重匱乏、國有經濟的脆弱與無力，以及與此相伴隨的計劃經濟主流思想的相對淡漠，為浙江民間力量的率先夾縫求生創造了客觀的“邊區效應”。

十分幸運的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浙江各級政府對此給出的集體性姿態是默許和寬容。

於是，在浙江，改革開放回歸了其應有的本源：改革的本質不是一場浮華的高高在上的意識形態運動，而是以千百萬民眾為主體的樸素的脫貧致富的偉大長征。

這樣的迴歸對執政者來說是巨大的自我考驗。它意味著擺正心態、放下身段，甚至放棄某些被長期認為是理所應當的權力。這需要理性的光芒和可貴的勇氣。當我們為民間力量的雄起歡呼時，真的不應忘記同樣為執政者的理性和勇氣鼓掌。

有觀察者曾將浙江一路走來堅韌不拔的民間力量形象地比喻為“老百姓經濟”，很普通，很不起眼，但它分明是順乎自然規律的產物。在市場力量的推手之下，聚沙成塔、滴水成河，蘊涵著、迸發著勢不可擋的生命力與創造力。

【二】

通常用來形容浙江最廣為人知的一句話是“七山一水二分田”。

有山、有水、有田，聽上去很美。但真實的境況是：改革開放之初，全省人均耕地0.68畝，不足全國的一半，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其農作物產出僅夠果腹；由於山高水深，交通極為不便，人稱“浙江到，汽車跳”。一個陸域面積10萬平方公里的小省，從省城杭州驅車前往距離不過400多公里的邊遠山區縣市，竟然需顛簸勞頓將近20個小時。

再看各類礦產資源，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名聲最響的浙江北部國營長廣煤礦也已於2007年因礦藏枯竭徹底關閉。據官方權威統計，如果以全國平均指數為100計，浙江自然資源人均擁有量綜合指數則為11.5，即相當於全國的11.5%，僅略高於上海及天津，居倒數第3位。

可憐的浙江！

然而，改革開放40年後，在浙江遍地開花的，卻是令許多學者大跌眼鏡的“零資源經濟”奇蹟：

地處水鄉平原的嘉善縣沒有森林也不產木材，平地而起的數百家膠合板企業的年產量佔全國市場三分之一，一個只有30多萬本地人口的江南小縣的生產能力，超過了世界膠合板傳統強國馬來西亞整個國家；

海寧市本地不出產一張毛皮，崛起了全國最大的皮革市場，年產皮衣上千萬件；

浙江最南端的蒼南縣與人參鹿茸毫不搭界，其縣城靈溪鎮竟一度成為中國南方最負盛名的參茸集散中心，滿大街用麻袋堆放的高中低檔人參足以讓所有到訪者目瞪口呆。

有數據顯示，浙江500多個傲視全國的區域特色產業集群中，至少80%完全沒有當地資源的依託，屬於徹頭徹尾的無中生有。

從無到有、點石成金的唯一答案，是在浙江這片狹小的土地上，奔走著一大群人，一大群無拘無束的被解放的人。他們，才是浙江最為稀缺、難以複製的寶貴資源。

印象中，浙江人體態瘦小，操著混雜而奇怪的方言，很少大嗓門說話。但是改革40年間，關於他們縱橫四海、放手搏命的“大膽者”的故事可謂車載斗量，無一省市可比——

25歲的蒼南縣農民供銷員王均瑤心比天高，開出了國內第一條私人承包的班機航線。“膽大包天”從此成為一代浙江人敢於向既定命運挑戰的絕版案例。

王均瑤

溫州第一位下海官員葉康松，隻身飛往大洋彼岸的美國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農業跨國公司。不懂英文的他口袋裡揣著一疊小卡片，正面是漢語，背面是英語。在異國他鄉，葉康松逢人就掏出來一個勁比劃，跌跌撞撞闖出一片天。

“汽車瘋子”李書福迄今的成功人所共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當年中國還不允許私營資本涉足汽車領域，李書福根本拿不到生產牌照。“請給我一次失敗的機會”！這位台州佬一番驚世駭俗的表白令前來視察的中央高官都為之動容。而不怕失敗的背面蘊藏著的恰恰是成功的機會。

馬雲應該是浙江創業者中夢想最大、膽子也最大的傳奇。他曾經憑藉在西湖邊和根本不認識的外國遊客搭訕來學習英語；第一次去美國談生意甚至被人綁架並軟禁在拉斯維加斯賭場酒店；阿里巴巴剛開張的那天，手裡只有50萬元本錢的他卻朗聲宣佈：“我們要建成一家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但是，馬雲贏了。

40年間，浙江英雄輩出。事實上，所謂英雄，如當年的農民供銷員王均瑤者，本是鄉間極草根的小人物，膽子很大，天地也就很大，一切因此變得皆有可能。更為關鍵的是，在浙江，像這樣渴望成功、無懼失敗的無名氏不止一個，而是一群，是千百萬。

【三】

關於民營企業的率先突起，關於專業市場的率先發育，關於民間力量的率先勃發，關於互聯網新經濟的率先驚豔，所有關於浙江改革具有樣本價值的現象解讀，都將無一例外地迴歸於人的解放。

準確地說，在共同的全國性改革開放政策的大背景下，發生於浙江的人的解放並不是一個被灌輸、被教育的被動等待的過程。我們可以在大量事實中觀察到，改革伊始，作為變革演進的主體力量之一，浙江的民營經濟創業者、實踐者80%是農民，80%只有初中以下文化，他們既不可能有直達京城的靈通消息，亦沒有對玄奧高深的政策精神普遍優秀的領會能力。他們最原始的改革驅動力僅僅是為了讓家人不再捱餓，讓自己的後代遠離貧困。懷揣著這一炙熱的衝動，他們義無返顧地行動起來，並在普遍的市場經濟的艱苦實踐中實現一次次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

具有浙江個性化特質的是，基於歷史淵源積澱而成的地域廣泛的遷徙與遊商的傳統習性，則為浙江人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提供了無限的機會和可能。

2017年11月，第四屆世界浙商大會召開

改革開放40年，浙江呈現的鮮活事實表明，人的解放必定會生髮出財富的解放。換言之，如果沒有人的解放而僅有財富的解放成為了改革的全部內涵，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改革是蒼白且灰暗的。

我們在浙江看到的最為激動人心的情景是，被一場偉大的改革所解放的不僅是這片大地上的人們的手腳，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他們的視野，他們的精神，以及他們自由的靈魂。

胡宏偉的新著《東方啟動點——浙江改革開放史（1978-2018）》，是第一部以浙江實踐全面反映中國改革開放40年曆史的長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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