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奇迹！为什么吉利汽车、钱江摩托都在浙江的一个小城？

CFIC导读：

在改革发展起始期创刊的《瞭望》周刊，满腔热情地报道了各种改革、发展模式，其中付出心力最多、报道影响较广的是“台州模式”。它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的影响力，无法与“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等相比，但它有自己的特点和魅力，其意义不可小觑。

《瞭望》周刊在中央级新闻媒体中，是最早来到台州，对“台州奇迹”进行较大规模报道的。

“台州模式”成功最重要的经验：当地干部和群众的求真务实精神，他们不骛于虚声，不图形式，而是从当时当地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现有条件，确定应当做什么事，应当走怎样的路。

上世纪80年代，台州联手、合股办厂形成了热潮，这种既不同于集体经济又不同于个体私营经济，却又兼有两者之长的新型组织形式，被称为合伙企业或联户企业。这是一种有台州地域特色的经营体制创新。

整个80年代，台州合伙企业受到争议，但台州地委一直坚定地支持以合伙联户企业为主要形式的民营企业发展。

如今民营企业已成为台州经济腾飞的主要力量。这也是“台州模式”最突出的特色。

“台州模式”作为践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具有更为普遍的认识价值和借鉴价值。我们仍念念不忘“台州模式”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作者陈大斌1988～1998年任瞭望周刊社总编辑，著有《合作化到公社化——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大寨寓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警示》《中国农村改革纪事》《重建合作》《离离原上草：“责任田”的起源》《推动力》等十余部著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使中国人民改革发展的积极性及创造力得到空前发挥，各地人民群众创造出一个个各具特色的改革、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等在神州大地涌现。每一种“模式”都是党的改革开放方针与各地人民群众无穷智慧、奋斗精神的交响，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

在改革发展起始期创刊的《瞭望》周刊，满腔热情地报道了以上各种改革、发展模式，其中付出心力最多、报道影响较广的是“台州模式”。它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的影响力，无法与“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等相比，但它有自己的特点和魅力，其意义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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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把台州推到全国人民面前

台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与温州相邻，两地又都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所以不少学者都把它与温州并列，称“温台模式”。其实，两地的改革、发展路径各具特色，在许多方面甚至形成强烈的反差。温州人敢为天下先，从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地发展民营经济。经济发展上取得突出成效，而政治上却一度被一些人视为“反面”典型。来自四面八方的指责、批判漫天卷地。有人说，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温州的航道上风急浪高、电闪雷鸣，没有一刻平静。而近在咫尺的台州却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一直悄无声息。

台州从温州的遭际中得到了警示。在那个时期，台州好几届领导干部，都一以贯之地坚持“多做少说”，在“敏感”问题上“只做不说”，更不主动参与外界的纷争。那十多年间，浙江省内外的媒体上少见台州的踪影。台州正是以此避开、减少纷扰而达到自己预期：专心致志、埋头苦干、潜心探索、走自己看准的路。

十年韬晦、十年生聚、十年求索，终于聚集起足够的力量，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振翅起飞。关键的“八五”期间（1991～1995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79倍，年均增长57.8%。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台州创造出如此巨大的“奇迹”，在浙江省乃至全国引起一片惊叹。不少人断言，台州一定有什么“秘诀”。一时间，“探秘”的媒体记者、各地“取经”的人蜂拥而来。

《瞭望》周刊在中央级新闻媒体中，是最早来到台州，对“台州奇迹”进行较大规模报道的。

•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瞭望》就认准“台州奇迹”的价值。

• 1993年4月就在海外版（在香港出版，面向全球发行）出版了一期“台州专号”，以50多张图片、30余篇文章，介绍了“台州奇迹”。

• 1994年4月第11期《瞭望》国内版又发出题为《台州：静悄悄地后来居上》的专题报道，用十几页的篇幅对“台州模式”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在全国引起广泛影响。

台州的朋友说是《瞭望》周刊把台州推到了全国人民面前，不少来访者是带着《瞭望》周刊来台州的。积40年的思考，我感到“台州模式”最根本的经验是：一个地方发展经济，最重要的是践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定地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切实从当地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探索，走出符合当地实际的道路。

2

脚踏实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大潮在神州大地涌起。此时的台州处境却极为艰难。它虽处东南沿海，却还是一个封闭、落后、贫困的农业区。因地处海防前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间，国家、地方在台州的建设投资只有5亿元，稍有点规模的工业企业只有台州发电厂一处，集体的乡镇企业还没有起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0.13亿元，农业产值占近60%。这里山多田少，400多万农民人均不足半亩耕地，受“以粮为纲”的桎梏，终年辛劳却是受穷。西北部几个山区县更是国家级贫困县。当时的台州不具备快速发展经济的任何优越条件。

这时的台州人放眼四顾，也想学学外地的先进经验。他们来到珠三角地区看了一圈，得出结论：广东虽好，但台州绝对没法学！别的不说，台州近旁就没有香港、澳门。之后到苏南、浙北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学不了！因为台州距上海等城市群太远，接受不到有利辐射；而台州农村穷得叮当响，乡镇工业一片空白。要以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工业化也不现实。

台州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么，台州的优势在哪里呢？台州有800公里长的大陆沿海线，有大片的山场，更有480万吃苦耐劳的人民，这是台州最宝贵的资源。农业体制改革把上百万农村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上解放出来，这就为将劳动力优势和地理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创造了条件。尽快完成这个转化，就成了台州经济加快发展决定性的一步。

台州人首先把目光盯在家乡那重重山峦和广阔的海洋上。原台州地委在完成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体制改革后，便不失时机地提出组织农民向荒山、荒滩、荒水进军，大力发展山区水果种植和海洋河湖上的水产养殖。水果、水产品增加了，再兴建罐头厂、冷藏库，开展就地加工升值。“两水一加”很快取得了成效，为农村工业化积累了最初的资金，也培养了最早一批办工业搞经营的人才。

同时，台州各县放手让几十万青壮年农民走向全国各地，做豆腐、弹棉花、补鞋、卖眼镜等这些被一些人瞧不上的“小打小闹”，台州人红红火火地干了起来。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北，从白山黑水之间到岭南大地，凡有人居的地方，就有台州人在不息地劳作。台州人的外出务工大军中，有一支专干建筑工程的劳务队伍，从清理下水道、开挖污水沟等这些城里建筑公司不愿做的零活开始，逐步进入了上海、杭州、深圳、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建筑市场，同时还有开山采石等建材业的兴起。台州地区在“两水一加”之后，又闯出一条建筑、建材加大批农民外出经商务工的“两建一出”发展之道。

正是这“两水一加”和“两建一出”，使台州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找到了出路，实现了人力与自然资源优势的结合，迅速完成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80年代中期，台州人较快地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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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合伙联户经营体制

台州从实际出发，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发展经济，相信台州人民群众不仅有发展经济的愿望，同时也有足够的发展经济的才干。“台州模式”中合伙联户经营的“股份合作制”，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台州人民实践中的创造。

经过几年艰苦打拼，台州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吃穿享受，而是投资兴业。投资兴业又绝不甘心当小商小贩，而是雄心勃勃地兴实业。对制造各种机械更是情有独钟，抽水机、电动机、缝纫机，什么都做，做不成整机就做零部件。

人们办厂的积极性高涨，但家家财力都有限，却又不愿意把钱都拿出来办乡、村集体企业。剩下的只有自愿组合，合伙联户办厂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台州联手、合股办厂形成了热潮。台州历史上就有一种“打硬股”的办法。在沿海渔业地区，往往一家一户造不起船，置不起网具，就几家人联手，家家投资入股，同时相应投入劳力，造船置网出海捕鱼。实践证明这是小生产者的一种有效、可行的合作方式。改革开放之初，台州人就以先辈人“打硬股”的传统办法为蓝本，联户集资合股办起工厂来。这种既不同于集体经济又不同于个体私营经济，却又兼有两者之长的新型组织形式，被称为合伙企业或联户企业。

台州地委及各县委明确大力支持人民群众的这一创造，认为这也是一种集体经济形式。但“合伙联户企业”从一开始就在当地引起激烈争论。这些合伙经营的企业，与私人办工厂没有多少不同。工商登记时，工商管理部门认为其不是集体企业，只能列入“个体”企业一类。对此，企业主心存疑惑，很难接受。他们千方百计把自己的企业往某乡某村“集体”上“靠”，以打上乡办、村办集体企业的旗号。这就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给企业戴“红帽子”的做法。

1983～1987年，台州工业开始兴起时担任台州地委书记的魏夏久说，1984年台州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办工业、建工厂真是热火朝天，工厂遍地起，形势喜人。但是真正乡办、村办的集体企业很少，主要是戴着“红帽子”的个体和合伙联户企业。这时，台州地委明确提出：“四个轮子一起转”，对乡办、村办、个体、联户合伙这4种企业一视同仁，给予同样支持。

台州地委能够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支持合伙联户企业，与当地坚持“实践第一”分不开。实践也证明这大大加快了地方工业发展，给地方经济和老百姓生活带来了实惠。他们认为，这上合中央方针，下合人民群众心愿，为什么不大力支持呢？人们对“合伙企业”有不同认识，理论上一时说不清，那就不必忙着去说清楚它。

地委的明确支持，使合伙企业得以生存、发展。但反对之声仍不绝于耳。有人说合伙企业绝不是集体经济，就是打着集体旗号的“单干”。地委让它戴“红帽子”，就是纵容资本主义。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台州一直被这种争论困扰。但台州地委一直坚定地支持以合伙联户企业为主要形式的民营企业发展。1987年到台州任地委书记的项秉炎对我说，他到台州时，台州遍地都是“合伙企业”，如果不坚决支持它发展，不许它存在，那就是全面断绝了台州经济发展的路子。这与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路线不符，也违背台州400多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此时，新一届台州地委再一次郑重提出一新的要求：在台州及下属各县，对一切联户合伙企业的属性不再讨论，政策上、工作上，一律“视同集体”。

地委的这个政策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有人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创造”，一律“视同集体”，既不讲它“姓社姓资”，避免了争论，又明确了方向。工作上、政策上坚决支持它发展，从而避免了激烈争论，稳定了形势，维护了台州的改革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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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认定取得大突破

合伙联户企业发展中也存有隐忧。几个人办的企业，挂上乡办、村办名义，不赚钱时，乡、村都没有人管你，一旦赚了钱，有些地方的乡、村干部便伸手要钱。老百姓也觉得，既然是集体办的，为什么赚了钱归你个人？有些企业刚有起色就陷入争吵不息的困境，有的企业在争吵中垮台散伙。有的企业主也准备把企业交给村里、乡里。事实证明，戴“红帽子”只能是一种暂时的“生存之道”，而绝非健康发展的长久之计。台州地委清醒地认识到，要让台州的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不仅要为其争取一时的发展条件，还必须进一步为它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这就要在理论认识上有新突破。

台州市及下辖温岭、玉环、黄岩等县区合伙联户企业发展较快的地方领导及有关人员，在实践中不断调查研究，进而认识到，合作经济的性质并不决定于参与人数的多少，也不只有劳动合作一种方式，也可以有劳动及股本的合作。台州各地的合伙联户企业就是劳力、股本的合作。有了认识上的提高，

温岭县工商局1983年1月给牧屿镇联户合股的牧南工艺厂登记时，就不再戴村办、乡办的“红帽子”，直接以联户企业的名义登记，并承认这种形式的企业是“集体”性质。这是一个大突破，在浙江省乃至全国也是第一家。最早行动起来的中共黄岩县农委写出调查报告，认为集体经济形式可以多样，乡镇办的、村办的企业是集体性质，几个或多个农民合伙办的企业规模虽小，但同样是集体性质。1986年1月，黄岩县委、县政府发了“红头文件”，明确表示合伙企业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并制定了许多具体政策支持这类企业发展。地委农工部很快转发了黄岩县的这份文件。至此，在台州，众多的联户合股企业被认定为股份合作制经济，是集体企业的一种形式。

台州民营企业终于争到了合法的生存权，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台州的民营企业得以稳步快速发展。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一批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脱颖而出。如今，在台州大地上，已经形成一个个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组成的工业基地，兴起一个个产业集群。在这些基地上，以大企业为龙头，一批中小企业与之配套，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产业体系。有些基地不仅在台州市、浙江省占有领先地位，甚至已成为全国同行业中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新世纪到来时，台州已有吉利汽车、钱江摩托等著名品牌，有20多个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占有率名列第一，并成为了全国五大摩托车制造基地之一，全国化学原料药重要生产基地，最大的缝纫机生产出口基地，最大阀门、水泵基地。在这些基地中，除了钱江摩托、海正制药等几家国有控股企业外，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它们中的一批企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拥有现代化厂区，设备日益先进，管理日益完善，产品科技含量不断增加，正满怀信心向着现代化大步前进。如今这些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台州经济腾飞的主要力量。这也是“台州模式”最突出的特色。

“台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等改革、发展模式竞相出现的那个火红年代，是我们这一代媒体人永远不会淡忘的记忆。“台州模式”作为践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具有更为普遍的认识价值和借鉴价值。我们仍念念不忘“台州模式”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浙江为何能成为中国的超一流省份？

在浙江，改革开放回归了其应有的本源：改革的本质不是一场浮华的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运动，而是以千百万民众为主体的朴素的脱贫致富的伟大长征。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即将走过的改革开放40年如同一场谁都无法预知答案的世纪“大考”，把浙江称之为这场“大考”中成绩优异的“中国模范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浙江奇迹”是怎么诞生的？从昔日的穷省到如今的经济强省，浙江的秘诀是什么？

有“追踪研究浙江改革开放‘第一人’”之誉的著名财经作家、《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作者胡宏伟撰写的“改革开放40年·浙江启示”系列述评稿件，力图清晰展现改革开放40年浙江样本的中国价值。

改革开放40年·浙江启示｜把发展权还给民众

弗·哈耶克在其1988年出版的著作《致命的自负》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阐述：“社会文明进步的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人们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作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集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共中央农村问题元老杜润生评点温州及浙江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是——“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

杜润生进而断言，浙江的事实表明，在民众的自发秩序下，出现先行者的实践样板，产生诱导作用，通过相互博弈，不断扩张完善，形成新的体制、新的制度，这正是社会进步的一般性规律。

改革开放40年，作为领跑者，浙江的秘密就像哈耶克与杜润生所描绘的如下画卷：释放民间力量的精灵，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弱及强，并最终汇聚而成如同浩荡钱塘大潮一般的自发扩展的秩序。

【一】

民间力量在浙江人烹制的财富大餐上的份量，已经是必须用“蔚为壮观”这样的字眼才足以形容了。

截至2017年，浙江民营企业在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达65%，贡献了全省54%的税收和80%的就业岗位；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上榜人数及财富总额、人均市场主体拥有量、私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等重要指标均居全国首位；国家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浙江一骑绝尘，连续19年上榜企业家数夺冠。

经济总额的占比与私人老板的数量，还不是彰显民间活力的全部舞台。在浙江，在几乎每一个角落，你都可以嗅到这股神奇能量的气息：

1984年，6300多户“有点钱”的乡下人集资2亿多元，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旁若无人地从昔日的滩涂上崛起；

“中国第一农民城”苍南县龙港镇

1990年，很想“飞起来”的老板们掏出了占总投资额80%的9000万元真金白银，中国第一个以民间集资为主的温州机场建成首航；

2003年，浙江开建世界最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17家民营企业组成的6家投资公司占股55%，启动了中国民间资本进入“国字号”大型基建项目的破冰之旅；

2005年，中国首条民资参股的干线铁路衢常铁路动工，浙江民营企业独家持股18.88%；

2017年，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项目杭绍台铁路开工兴建，由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联合体占股51%。

如水银泻地，无所不在；如精灵翻飞，魔力无边。“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恰是对浙江民间力量稍显夸张却又精准传神的写照。

必须看到，民众的发展动力在浙江超乎想象的生发膨胀，并非人们预料之中的刻意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之前30年国家投资的严重匮乏、国有经济的脆弱与无力，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计划经济主流思想的相对淡漠，为浙江民间力量的率先夹缝求生创造了客观的“边区效应”。

十分幸运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各级政府对此给出的集体性姿态是默许和宽容。

于是，在浙江，改革开放回归了其应有的本源：改革的本质不是一场浮华的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运动，而是以千百万民众为主体的朴素的脱贫致富的伟大长征。

这样的回归对执政者来说是巨大的自我考验。它意味着摆正心态、放下身段，甚至放弃某些被长期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权力。这需要理性的光芒和可贵的勇气。当我们为民间力量的雄起欢呼时，真的不应忘记同样为执政者的理性和勇气鼓掌。

有观察者曾将浙江一路走来坚韧不拔的民间力量形象地比喻为“老百姓经济”，很普通，很不起眼，但它分明是顺乎自然规律的产物。在市场力量的推手之下，聚沙成塔、滴水成河，蕴涵着、迸发着势不可挡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二】

通常用来形容浙江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七山一水二分田”。

有山、有水、有田，听上去很美。但真实的境况是：改革开放之初，全省人均耕地0.68亩，不足全国的一半，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其农作物产出仅够果腹；由于山高水深，交通极为不便，人称“浙江到，汽车跳”。一个陆域面积10万平方公里的小省，从省城杭州驱车前往距离不过400多公里的边远山区县市，竟然需颠簸劳顿将近20个小时。

再看各类矿产资源，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名声最响的浙江北部国营长广煤矿也已于2007年因矿藏枯竭彻底关闭。据官方权威统计，如果以全国平均指数为100计，浙江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则为11.5，即相当于全国的11.5%，仅略高于上海及天津，居倒数第3位。

可怜的浙江！

然而，改革开放40年后，在浙江遍地开花的，却是令许多学者大跌眼镜的“零资源经济”奇迹：

地处水乡平原的嘉善县没有森林也不产木材，平地而起的数百家胶合板企业的年产量占全国市场三分之一，一个只有30多万本地人口的江南小县的生产能力，超过了世界胶合板传统强国马来西亚整个国家；

海宁市本地不出产一张毛皮，崛起了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年产皮衣上千万件；

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与人参鹿茸毫不搭界，其县城灵溪镇竟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最负盛名的参茸集散中心，满大街用麻袋堆放的高中低档人参足以让所有到访者目瞪口呆。

有数据显示，浙江500多个傲视全国的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中，至少80%完全没有当地资源的依托，属于彻头彻尾的无中生有。

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唯一答案，是在浙江这片狭小的土地上，奔走着一大群人，一大群无拘无束的被解放的人。他们，才是浙江最为稀缺、难以复制的宝贵资源。

印象中，浙江人体态瘦小，操着混杂而奇怪的方言，很少大嗓门说话。但是改革40年间，关于他们纵横四海、放手搏命的“大胆者”的故事可谓车载斗量，无一省市可比——

25岁的苍南县农民供销员王均瑶心比天高，开出了国内第一条私人承包的班机航线。“胆大包天”从此成为一代浙江人敢于向既定命运挑战的绝版案例。

王均瑶

温州第一位下海官员叶康松，只身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业跨国公司。不懂英文的他口袋里揣着一叠小卡片，正面是汉语，背面是英语。在异国他乡，叶康松逢人就掏出来一个劲比划，跌跌撞撞闯出一片天。

“汽车疯子”李书福迄今的成功人所共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年中国还不允许私营资本涉足汽车领域，李书福根本拿不到生产牌照。“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这位台州佬一番惊世骇俗的表白令前来视察的中央高官都为之动容。而不怕失败的背面蕴藏着的恰恰是成功的机会。

马云应该是浙江创业者中梦想最大、胆子也最大的传奇。他曾经凭借在西湖边和根本不认识的外国游客搭讪来学习英语；第一次去美国谈生意甚至被人绑架并软禁在拉斯维加斯赌场酒店；阿里巴巴刚开张的那天，手里只有50万元本钱的他却朗声宣布：“我们要建成一家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但是，马云赢了。

40年间，浙江英雄辈出。事实上，所谓英雄，如当年的农民供销员王均瑶者，本是乡间极草根的小人物，胆子很大，天地也就很大，一切因此变得皆有可能。更为关键的是，在浙江，像这样渴望成功、无惧失败的无名氏不止一个，而是一群，是千百万。

【三】

关于民营企业的率先突起，关于专业市场的率先发育，关于民间力量的率先勃发，关于互联网新经济的率先惊艳，所有关于浙江改革具有样本价值的现象解读，都将无一例外地回归于人的解放。

准确地说，在共同的全国性改革开放政策的大背景下，发生于浙江的人的解放并不是一个被灌输、被教育的被动等待的过程。我们可以在大量事实中观察到，改革伊始，作为变革演进的主体力量之一，浙江的民营经济创业者、实践者80%是农民，80%只有初中以下文化，他们既不可能有直达京城的灵通消息，亦没有对玄奥高深的政策精神普遍优秀的领会能力。他们最原始的改革驱动力仅仅是为了让家人不再挨饿，让自己的后代远离贫困。怀揣着这一炙热的冲动，他们义无返顾地行动起来，并在普遍的市场经济的艰苦实践中实现一次次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

具有浙江个性化特质的是，基于历史渊源积淀而成的地域广泛的迁徙与游商的传统习性，则为浙江人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可能。

2017年11月，第四届世界浙商大会召开

改革开放40年，浙江呈现的鲜活事实表明，人的解放必定会生发出财富的解放。换言之，如果没有人的解放而仅有财富的解放成为了改革的全部内涵，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改革是苍白且灰暗的。

我们在浙江看到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情景是，被一场伟大的改革所解放的不仅是这片大地上的人们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的精神，以及他们自由的灵魂。

胡宏伟的新著《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是第一部以浙江实践全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的长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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