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豫劇六大名旦裡，陳素真與崔蘭田的個人關係相當好，已為戲迷所傳頌。今天轉載的這篇文章，是在陳素真逝世後，崔蘭田為她寫的，字裡行間洋溢著她們姐妹間（也可以說是師徒間）的濃厚情誼，讓人感動。
1937年我在鄭州入周海水師傅的太乙班學戲時，陳素真大姐已在開封唱紅。那時經常聽師傅們說，開封有個叫“狗妞”的坤角唱得很好，40年代初我在洛陽搭班唱戲，又聽戲院的人和不少觀眾經常談到陳素真和獅吼劇團，前幾年在洛陽演的新戲如何如何好。那時雖然我還沒有看過她的戲，但是這位大演員已是我心中崇拜的偶像。
1943年正當我在洛陽世界舞臺走紅之際，陳素真應河南同鄉會的邀請來洛陽為災民唱義務戲。世界舞臺的老闆楚公民跟我說：“陳素真帶著趙義庭、魏晉福、田帕玲等傍她的配角，要借咱這兒的班底演幾天義務戲。”我一聽說陳素真要來世界舞臺露演，打心眼兒裡高興，因為我對陳素真仰慕已久，一直苦於無緣目睹這位大演員的舞臺風采。現在陳素真來到了自已身邊，同我在一個戲班一個舞臺上演戲，我覺得這真是打著燈籠也難找的看戲學戲的好機會。
洛陽有位魏太太是個戲迷。30年代末陳素真隨獅吼劇團在洛陽演出時她倆相識，並結拜為乾姐妹。魏太太排行老四，陳素真排行老五。我到洛陽搭班後，魏大太又迷上了我的戲，並託人叫我認她做乾媽。她知道我有心向陳素真學藝，便從中牽線，請陳素真收我為徒。陳素真很喜歡我，稱讚我為“後起之秀”。她沒有想到在那個同行是冤家的年代，我這個已經掛“頭牌”的紅角，竟然會如此虛心地向比自己僅僅年長六、七歲的同行拜師學藝。她不好意思收我為徒，但礙於朋友的面子，相信我是真誠的，又不忍心拒絕我的要求，幹是欣然答應，井將我視為知音，願以姐妹相稱，甘願將自已的技藝向我傾囊相授。
在洛陽世界舞合，陳大姐教我一套“趟馬”和其他表演程式，雖然以前在科班我也學過這些東西，但不如陳大姐的規範、嚴謹、漂亮。她那頗具京味的程式表演動作，使我受益匪淺。
一套“趟馬”，對今天的青年演員來說，人人都會，不是什麼高難絕技。但在當時的河南梆子舞臺上，誰能走一套規矩漂亮的“趟馬”，確實令人刮目相看。三、四十年代的豫劇，以唱為主，很多優秀演員都是以唱聞名，身段表演大都比較粗糙簡單。相比之下，陳素真那既不失河南鄉土氣息又帶點京劇味道的臺步、身段表演就顯得高人一籌，出類拔萃。我從心裡佩服這位老大姐，承認人家從各方面比我的水平高。
我到西安搭班後，陳素真也在西安，這時她已與尹晶天結婚，懷孕在家閒居。她怕孩子難成人，便託我給孩子做了個百家長命鎖，取個吉利。為的是戴上百家鎖，小孩能成人。我就拿出一部分錢，又求人施捨了一部分，給孩子做了個百家鎖。
陳大姐懷著身孕，身子越來越笨，心緒也很亂，有心給我說戲實在是力不從心，不教給我一齣戲吧，又覺得對不住我。於是，在酷熱的暑伏夏天，她不顧炎熱和疲勞，趴在床上給我抄寫了《女貞花》和《義烈風》兩出大戲的唱和唸白。這件事若是放在別人身上，也許不算回事，但是放在身懷六甲的孕婦身上，可真是件又苦又累的事啊！師傅對徒弟，大姐對小妹的一腔情懷，盡都蘊藏在這兩出“樊戲”的唱詞和唸白的字裡行間。
這時候，魏太太跟隨她丈夫也來到西安，她這個戲迷對我格外關心。她經常說我的戲裝配不上我的戲，說我的行頭不如陳素真的講究。我倒不是不捨得置買戲箱，也不是買不起，哪個演員不願意在舞臺上穿戴得漂亮，可是當時在西安有錢也買不上好貨。到北京、蘇杭去買吧，抗戰時期，時局不穩，交通不便，幾次想方設法託人代買，都是空手而歸。這時，魏太太想到了陳素真。這位“豫劇皇后”的戲箱在當時是一般演員比不上的。那色彩、圖案的搭配，針線做工的精細，面料質地的講究，同京劇、秦腔名家們相比，也是毫不遜色的“高檔貨”。魏太太親自找到陳素真說：“把你的那些行頭給蘭田吧，她現在在西安唱得紅的發紫，可就是缺一堂像樣的行頭。她是你的徒弟，你又喜歡她。再說，你現在也用不著，在箱子裡鎖著幹啥？你不唱戲也沒進項了，尹晶天又沒影子了，你馬上生孩子還得用錢，你在困難中，我也不能讓你白送給她，您倆這叫互相幫襯，她也有好戲箱了，你也不發愁生孩子沒錢了。不要不好意思，你說個數，我去給蘭田說。”
這可把陳素真難住了。她沒賣過東西，哪會談價錢。再者，我們這種關係，別說她心裡沒數，即使心裡有數，她也說不出口呀。“要蘭田拿兩千五吧。”魏太太看陳素真為難，便替她報價。
陳素真為難地說：“按哪方面說，我都不能收蘭田的錢。這件事若是放在半年前我結婚那會兒的話，我會分文不要送她一堂好箱。可現在我真充不起英雄俠義了。雖然還沒有到秦瓊賣馬的地步，可也差不多了。再者說，除了蘭田，換個人我還不捨得賣給她哩。我不在乎錢多少，可眼下我也真缺錢，就算半賣半送吧。”
俗話說得好，好馬需配好鞍，寶刀應配好漢。好角兒有一堂好行頭，如同錦上添花，給戲增添了不少光采。有了陳大姐這堂好戲裝，我演戲更不敢有半點馬虎。在我的藝術生涯中，這是令我永生難忘的一件事。
《三上轎》原本是豫劇中一出老掉牙的戲。劇情簡單，唱腔單調，一向被許多戲班當作“送客戲”來演。當年陳大姐從一位老藝人那裡學會這出戏後，在唱腔上下了很大功夫，設計出很多新唱腔，在開封一唱便打響了。一出“送客戲”叫她唱成了很受歡迎的“留客戲”，啥時演啥時客滿。我很喜歡這出戏，陳大姐又親手抄寫了她演出的《三上轎》私房本送給我，我捧著那一沓子寫滿密密麻麻字跡的草紙本，激動萬分。雖然當時我識字不多，看著劇本還有很多“攔路虎”，可是，從字裡行間我體會到了陳大姐對我的殷切期望。拿到劇本後，我便起早搭黑地讀劇本，背唱詞。在唱腔安排上基本是按照陳大姐的唱腔，學習吸收了不少祥符調，但在行腔運腔上又不失豫西調的特色。我演的《三上轎》和陳大姐的《三上轎》就像一對孿生姐妹，雖然血脈相通，但是又各具特色。1956年參加河南省首屆戲曲匯演，我演出了這出戏。57年首次晉京演出，我又在首都舞臺上演出了這出戏。同時我還把這出戏傳授給了我的學生。
1980年夏天，我的學生郭惠蘭在鄭州的河南人民劇院演出《三上轎》。當時，我正在鄭州參加省文代會。陳大姐在鄭州她的孩子家住。我約馬金鳳一塊陪我去請陳大姐看戲。她正在火爐上煎著中藥，聽說我把《三上轎》教給了徒弟，二話沒說，當即抱病去劇場看戲。散戲後，她高興地走上舞臺接見演員。我請她到接待室坐一會兒休息一下再乘車回家。沒想到這一坐就是1個多小時。全團演員來到接待室圍坐在陳大姐身邊，陳大姐不顧一晚上看戲的疲勞，也忘了自己身患疾病回家還要服藥，非常興奮地一邊說一邊唱，一邊講一邊做，現身說法，繪聲繪色地給青年們講她當年創演這出戏的經過。
1961年我帶團到河北邯鄲演出。這時陳大姐已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身處逆境，在邯鄲東風戲校任教。
我的大徒弟張寶英此時已經有了比較紮實的功底。常言說：納百川才能成大海。我想請陳大姐給她說說《宇宙鋒》，點化點化她。趁劇團在邯鄲演出之便，我把寶英送到了陳大姐的門下。
大姐一向關心青年演員的成長，很樂意給我的學生說戲，但又為我擔心：“我現在是右派，在這裡沒有人敢主動找我學東西，你現在是黨員，寶英是團員，不怕受連累？”
我忿忿不平地說：“我不管啥右派不右派，你是黑是白我心裡清楚，我只求你把藝術傳授給寶英，在表演上我不如你，我希望寶英將來能超過我。至於別人說什麼我一概不在乎。”
那時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上街買了兩條高價鮮魚讓寶英給陳大姐送去。她看到這兩條魚，那削瘦的臉龐上淌下兩行熱淚。她什麼也沒有說，寶英也不會說什麼，她們一老一少，在大姐那間潮溼、陰暗的小屋裡一個認真地教，一個用心地學，不到3天功夫，一出陳派名劇傳授給了這個年僅20歲的崔門弟子。
寶英回到團裡，我安排團裡的主要演員給她配戲。我親自坐陣指揮排練。在河北峰峰礦區戲院首場演出十分成功。寶英這閨女還真行，不僅水袖舞得像樣，唱的也蠻有陳派的味道，我高興地誇她是“化學腦子”學誰像誰。
劇團回到安陽向領導和觀眾彙報演出這出戏時，我特意交代劇場在海報上寫上“陳素真親授”5個大字。自57年陳大姐被打成右派分子後，在她演出的海報上從來不許寫她的名子。這5個字若是放在今天寫，十分平常，但要在當年的海報上寫上這5個宇，確實需要冒一定的風險。但是，這是我對陳大姐敬重同情的自然流露，我們之間的深情厚誼促使我必須這樣做。
十年浩劫後，在北京舉行的田漢追悼會上，我與陳大姐劫後重逢。這時我倆都已是容顏改、兩鬢白，歷經磨難、年愈半百的人了。在八寶山悼念大廳前，大姐緊緊抓住我的手，關切地問我：“蘭田，你身體咋樣？”姐妹親情溢於言表。她又關切地尋問：“寶英現在還演戲嗎？她對你咋樣？”
“寶英和我的師徒關係一直如母女一般，文革中為保我也受了不少罪，現在已經是團裡的主要演員了。”大姐聽我說罷，又高興，又激動，眼含熱淚，握著我的手，什麼也說不出來。
1988年省文化廳和安陽市人民政府等單位為我舉行舞臺生活50週年慶祝活動。陳大姐當時正在山東一個縣劇團力青年演員傳藝未能親臨安陽。她特意給我發來熱情洋溢的賀電。她的得意高足吳碧波專程來安陽並在紀念演出中高歌吟唱。
這幾年，我一直想抽空到天津去看望年邁的大姐，但因我一直有病，出不了遠門。去年4月初，我從《河南日報》上看到大姐不幸病逝的噩耗，心裡萬分悲痛，一連幾天都沉浸在痛苦的思念之中。大姐是我們豫劇界的一代宗師，是我的良師益友。因我事前一點消息都不知道，大姐逝世後也沒人通知我，所以很遺憾我沒能參加大姐的追悼會，在她臨走的時候也沒能見上最後一面，為此我內疚了很長時間。後來聽說省劇協的同志代我給大姐敬獻了花圈，我心裡才稍微有了一點寬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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