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因為我是豫劇的第一個女演員，對豫劇的發展有過一點貢獻，再加上幾十年坎坷的經歷，不少人勸我寫寫自傳、回憶錄，給後人留下點值得參考的東西。論演戲我行，可拿筆寫東西就費勁了。“文革”期間，我被遣送農村那些年，在日記本上寫了幾十年的往事。隨想隨寫，也沒個章法，至於叫自傳還是叫回憶錄，我也說不好。
小狗妞
我出生於一九一八年陰曆三月二十日，今年六十五歲。人們一談起故鄉、童年、母親……總是那麼津津有味，充滿了幸福之感。對於我，有關童年的記憶都是模糊的。我只記得，從懂事起，就跟著父母親的戲班子在農村演戲，住大廟、睡地鋪，過著“處處無家處處家”的日子。
一家三口，父親陳玉亭是豫劇唱紅生（紅臉）的藝人。他連句囫圇話都說不成，人很老實。可是一上了臺就精神百倍，什麼戲經他一演，死戲也讓他唱活了。那個時候，時興唱對臺戲。所謂對臺戲，就是在廣場上搭東西或南北兩臺，有時也搭三臺，幾個戲班同時演出，哪邊觀眾多，哪邊算贏。這是一種財主之間爭強、班主之間鬥勝、演員之間比高低的機會。我父親就有這個本事，他在哪個臺，哪個臺準贏。他上場前根本不看本臺下面觀眾多少，也不管對方臺前觀眾多麼擁擠，只要他一張口，就能把對面的觀眾給叫過來。我記得一次三臺對戲，三方觀眾差不多。我父親演的是《馬芳困城》，頭一句“藍旗滾滾軍前報”一出口，只見兩臺的觀眾潮水似的向這邊湧來，給我的小腦袋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怪不得當時河南觀眾稱他為“紅臉王”。
我母親對戲上的事全不懂，是個“牌迷”。她對我一點也不痛愛，我這個女兒真不如她手裡的牌九、麻將。捱打捱罵是家常便飯，反正她一不高興，就拿我出氣。她一打起牌來，什麼也不管，我連飯也沒得吃，餓急了去找她，碰上她手氣好贏了，還給點錢讓我去買點吃的，要是輸了，那就得挨一頓巴掌。我是她的獨生女兒，卻過著象孤兒一樣的生活。
我孤孤單單，也沒個小夥伴一起玩，就整天領一群小狗玩，它們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問小狗：“我也不是個淘氣的孩子呀，幹嘛媽媽不疼我呢？”小狗看著我，我對它哭，總算得到了一點安慰。大人們見我總和狗玩，就管我叫“小狗頭”，“狗大”。不知怎麼傳來傳去，變成了“小狗妞”。直到以後許多年，河南觀眾還叫我“小狗妞”呢。
我十五歲那年，在蘭封縣演戲，一位五十多歲的李先生到後臺找我，悄悄地給我講述了我的身世。原來我的生父叫王秉璋，陝西富平人，當過開封附近某縣的縣長。那時我母親在開封何律師家當丫頭，何律師把我母親送給我父親做妾，生下了我。後來軍閥混戰，官場傾軋，我們王家就家破人亡了。母親帶著我改嫁給藝人陳玉亭。經他這麼一說，我也恍惚記起，在一個花廳上，父親左手抱著我，右手在紙上寫字，除此之外，對生父就什麼印象也沒有了。
當天，我去問母親，母親很生氣，把我打了一頓，以後再也沒敢問關於身世的事。我還聽說她也不是我的生母，是我的奶媽，這隻能是個謎了。
陳素真
拜師學藝
—九二六年，我八歲。中秋節這天，父母帶上禮物把我送到開封曹門裡王清雲家學戲。王清雲是演武生的，為人很好。同我一起學戲的還有兩個小姑娘，一個是王清雲的女兒王守真，另一個叫張玉珍，她倆都比我大一歲。老師孫建德是豫劇有名的老藝人，開封一帶的紅角十之七八是他的徒弟。他年近七十，我們都叫他爺爺。
在王家學戲一年多，每天都是雞鳴即起，去喊嗓子，不論陰晴雨雪，天天如此。我們的生活特別苦，吃的多是雜麵，白麵很難吃到一次，有一陣子幾乎頓頓是榆樹葉摻碗豆麵。我的胃吃壞了，上吐下瀉，差點送了小命。
然而我最滿意的是沒捱過一次打。我從小就好強，每天不用人叫就起來，不懶、不饞、不貪玩。老師教的戲文、唱腔，一遍就會，最多不過三遍。練功時，不管老師在不在，我照樣認真做，一點也不偷懶。因此孫老師喜歡我，逢人便說：“我教了四十多年的徒弟，沒見過象素真學戲這麼快的好孩子。”
首次登臺
一九二八年陰曆二月初二，是我走上舞臺生涯的第一場演出。這天，開封相國寺裡的同樂舞臺，擠滿了觀眾，他們是來看女戲子唱戲的。聽說寫有我們三個名字的海報一貼出去，就引起了轟動。因為這以前豫劇還沒有女的唱戲。同樂舞臺這次破天荒讓三個女孩子演出，誰不想看個新鮮呢。
第一場演出《日月圖》，這是一出小生、小旦、小丑的“三小戲”。我扮演小旦胡鳳蓮，王守真演小生湯子彥，河南名角李德奎先生演小丑胡林，張玉真演一個小配角。開臺鑼鼓敲起來了，我們看著臺下那麼多觀眾，心裡怦怦亂跳，渾身直打哆嗦。但我們知道不上場不行，一咬牙就上去了。唱著唱著也就不注意臺下有多少人了，我們個子也小，連戲臺上的椅子還坐不上去呢。
大約沒演幾天就不景氣了，原因是我們太小，會的戲也太少。我的表演還行，嗓子不好；她們倆嗓子好，不會做戲，抓不住觀眾。
孫建德老師時常為我的嗓子嘆氣，埋怨唐莊王爺不開眼。 孫老師為我的前途費盡了心思，他對我說：“孩子，我看你的嗓子，旦角一門沒你的飯，我給你改個行當，學外八角（即生、淨、醜）吧。”從此後我演過《花打朝》的程咬金，《鬧山灣》的地方（老醜），《斬銀龍》的薛丁山。後來孫老師病重回鄉，不久傳來他去世的消息，我至今還深深懷念這位為我啟蒙的老人。
我們三個女孩子上臺唱戲，儘管沒有獲得多大成功，可畢竟為後來者開拓了道路，打破了豫劇沒有女演員的傳統。從此，豫劇女演員逐漸多了，出了不少著名的表演藝術家。
陳素真
“倒好！”
孫老師去世後，我們學戲的幾個小姐妹也就散了。我依靠父親的關係，就在戲班裡串個兵卒、小丫環等角色，跟著混飯吃。
一九三零年，不知怎麼忽然讓我演主角了。在扮演《反長安》裡的楊貴妃時，我在人生道路上，摔了一個大跟頭。記得上場頭一句唱詞是：“楊貴妃出宮來插花系鳳。”這一句還沒唱完，就聽臺下哄哄亂笑。我估計是笑我唱的不好，心裡又怕又急，不想第二句唱出來，就更難聽了，大概就象人們常說的黃鼠狼拉雞那種聲音吧。臺下越笑，我越緊張，第三句還沒唱完，倒好就上來了。一陣一陣的倒好聲，羞得我坐在臺上哭起來了，我被倒好轟下了同樂舞臺。這一年我才十三歲。
我這出《反長安》唱砸了，父母看我在開封是唱不了啦，就決定離開開封到杞縣去搭野臺班。我懷著羞愧的心情離開了開封。我心裡暗暗發誓，我還會回來。
在杞縣唱紅了
在杞縣我們搭了班，開始了唱野臺戲的生活。
所說的野臺，就是在野地裡，用八個大馬腳四邊一放，前後中間橫搭木槓，上面鋪上木板，中間用席子隔成前後臺，這便成了。夜場一般是點三盞鱉燈，前臺兩盞，後臺一盞。這種燈活象沒腦袋的鴨子，外面用泥糊起來，裡面裝油，線繩做燈捻。那時候農村別說電燈，就是汽燈也少見，鱉燈已經不錯了。這種臺子很不牢固，人多了一擠亂晃悠，也發生過擠倒臺子的事。
這裡的規矩是每個臺口（演出點）演四天，一天三場戲。第四天夜場演完，就急奔下一個臺口，這一夜是不能休息的。接戲的車，戲箱、行李裝得很高，人再坐上去，夜間趕路常常翻車，我就不知捱過多少回摔。一次車跑得很快，進了城門洞猛一拐，一下撞在鐵城門上，要不是我很快雙腿一抬猛一轉身，腿也就擠斷了。
第一場在杜村演出，人家點了我父親的《八賢王說媒》，叫我演柴郡主。我只跟老師學了十幾出戏，這出戏我不會，可又不能說不演，吃這碗飯，人家點了就得唱。我一邊上妝，一邊學唱詞，就這麼演一場學一場。那時記性也真好，一般唱詞學一遍就會，最難的也不過三遍。大人們都覺得奇怪，也願意教我。
可是我的嗓子不做美。本嗓失音，硬擠出的假音象蚊子哼哼似的。農村觀眾很愛護我，也許是覺得小女孩唱戲不容易吧，始終沒人叫過一聲倒好。我是又感激又難過，沒個好嗓子怎麼再打回開封，再說這樣唱下去，也對不起杞縣的觀眾啊。
我學戲的時候，孫老先生常對我說：“不受苦中苦，難為人上人。”我也弄不懂什麼“人上人”，反正不願當人下人，我要讓人家說我行。離開老師之後，也沒人指導，我就靠老師這十個字，拼下去了。每天三場戲下來，天天早起去喊嗓子，多苦也幹。有人告訴我，你衝著風喊，嗓子就好了，我就衝著風喊。又有人說對著水喊好，我就專找有水的地方去喊。還有人告訴我，你扒個坑撒一泡尿，對著尿坑喊，嗓子才能好，我也照辦了。為了練嗓子吃的苦、受的罪，就別提了。
功夫不負苦心人。不到兩年，我失音的嗓子居然越唱越亮。
當時杞縣還沒有坤角，我有來，人們就覺得稀罕，無形中我就成了小主演，幾乎場場有我，主角、配角一起來，青衣、花旦、刀馬旦我都演。一日三場的演出，雖然很累，但這是我學習、實踐的好機會，再加上我在化妝、唱腔上動了一番腦筋，很快就成了豫東的一等名角。
陳素真
鄉紳王博士
那個年頭，唱戲的被稱為下九流，尤其是女演員受的氣就更多了。一九三二年冬天，財主王博士點演全本《鍘美案》。演完戲，王博土給我兩塊賞錢，點名讓我當眾謝賞。我偏不來這一套，硬是沒去。這下子傷了他的面子，他找到我的住處對我罵不絕口。我一個姑娘家哪受得了這個，就和他對罵起來。平時我連句髒話都沒說過，哪會罵人呀，反正他怎麼罵我，我就怎麼罵他，一句不讓。
王博士萬萬沒想到一個戲子還敢回嘴，氣得他臉色煞白。他叫來好些兵，要把我們全家捆走。戲班子的人看事情鬧大了，紛紛向他作揖叩頭陪不是，我的父母也嚇癱了。我當時就是想同王博士拼命，他們鬧到什麼時候走的，我一點也不知道。
王博士走後，父母把我打了一頓，逼著我第二天去給王博士陪禮道歉。我當然不肯，我氣，我哭，整整折騰了一夜，第二天就起不來了，得的是傷寒加白喉。
我這一病，媽媽對我也好了，不再去打牌，日夜在我身邊照料我。我說：“媽，等我病好了，你給我請位老師學武術，再買刀槍，我要找王博士報仇！”媽媽順從地答應了我，她對我從來沒有這樣慈愛過。
杞縣的中西醫都看過，不見效。我瘦得只剩下皮包著骨頭。我躺在地鋪上，望著猙獰的神像，意識到快要死了。我恨這些木塑泥胎，枉食人間香火，一點也不為好人作主。我要死了就變成厲鬼，找王博士復仇!朦朧中聽見有人講話，仔細聽是演配角的曹大伯對媽媽說：“看樣子這孩子是不中了。我認識秦風寨一位秦先生，不妨去試試。’試好了算拾個孩子，治不好也沒啥後悔。不到這個時候，我也不敢說，怕治不好落不是。”死馬當活馬醫吧，媽媽當即僱了一輛排子車，跟曹大伯把我送到秦風寨。
秦先生看了我的五官，說這病能治。在我嗓子裡放了藥面，又吃了一副藥，這一夜睡得很好。
也許是“命不該絕”，第二天醒來覺得好了大半，接著三副藥下去，基本上就全好了。秦先生從鬼門關口把我救了回來。
這一年我又兩次遭人欺負，犯了病，都是這位秦先生治好的。一九三三年哪，多災多難的一九三三年，以後每到帶“三”字的年頭，我都提心吊膽，我覺得“三”字對我是個不吉利的數字。
竟有人為我死了
在杞縣還遇到這麼一件事，大約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間，我在富集演戲，散場後一個四、五十歲的婦女拉住我痛哭不止，說他的兒子為了我被人打死，一看見我就想起她的兒子。真弄得我莫名其妙，我說：“你的兒子是誰，怎麼會因為我被人打死呢？”她說：“姑娘，到家去我對你慢慢說吧。”
原來她的兒子叫孔子平，常到我們戲班裡來。他二十二、三歲，人長得英俊漂亮，對人也很有禮貌。一到杞縣，我就聽過孔子平隻身擒慣匪的故事。早些年，杞縣大盜喬吉，單人獨馬橫行豫東，打家劫舍十餘年，沒人敢惹。孔子平雖然外表象個書生，他的武功好，能手使雙槍百發百中。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慣匪喬吉，硬是讓這個不滿二十歲的孔子平生擒活捉了。從此，沒人不知孔子平這個名字。我從心眼裡敬重他，覺得他算個英雄。每次有外行人來找父母，我就躲出去，唯獨他來，我還跟他說上幾句話再出去，可我根本不知道他喜歡我。
孔老太太告訴我說：“子平從來不愛看戲，自從你來杞縣，他就愛看你的戲，又喜歡上你這個人，不止一次央求我去說媒，可他父親不答應。夏天，有人說你在杜村演戲，他飯也沒吃就去了，那知一去就沒再回來……”
下一個臺口就是杜村。杜村的杜主管告訴我：孔子平一進杜村，知道受騙就趕著回去，他臨走還託我向你父母提媒，他的死是喬吉的同黨勾結富集的人，利用他對你的情分，騙他出來殺害的。
我恨那些匪徒，把我當成誘餌去殺人害命，我也可憐孔子平競對我那樣痴情。儘管這件事與我直接關係不大，但它給我心靈上烙上了一塊創傷，因為他畢竟是因我死的呀。
“河南的梅蘭芳”
一九三四年，我重新回到了開封。
四年前被轟下舞臺，含羞離開開封的時候，我還是個十二歲的黃毛丫頭，今天回來已長成一個大姑娘了。耳邊的倒好聲還在，這次我要重新在我摔倒的地方爬起來。不，不僅是爬起來，還要“三年不鳴，一鳴驚人”呢！我是自信的。
一切還和四年前一樣，還是這個同樂舞臺，第一場還是我的《反長安》。“楊貴妃出宮來插花系鳳……”這句一唱出，便得了個滿堂採，四年前的羞恥總算洗刷了。隨後，我又演出豫劇旦角的四大徵（《穆桂英徵東》、《樊梨花徵西》、《姚剛徵南》、《燕王徵北》），《劈楊凡》、《大祭樁》、《雙燕公主》、《對松關》。僅這幾齣戲，在開封就紅起來啦。
那時演戲講究不重戲，能一個月、四十天換著不重樣，是好角。十天半月一重複，人家認為你會的戲少，不值錢。我仗著在杞縣的底子，在開封日夜兩場，一個月沒重戲。直到我演出《三上轎》，不行了，這個規矩打破了。觀眾強烈要求，一演再演，我不讓觀眾失望，只好一個星期演一次《三上轎》。
說起《三上轎》這裡還有個故事，也算是我第一次對豫劇唱腔的改革吧。杞縣有個姓劉的藝人，他在另一個班裡演戲，我媽花了不少的錢請他吃喝，想讓他把《陰陽河》教給我。這出戏是他常演的戲，他怕教會了我，影響了他，不肯教。出於情面難卻，把他不演的《三上轎》拿出來應付。
《三上轎》是個送客戲，早就沒人演了，早些年，唱戲沒有一定時間，觀眾老是不走，就用這出戏把觀眾唱散、唱走。經他花言巧說，我媽就讓我學。本來一天就能學會，他偏不多教，他的用意，無非是要多吸幾天大煙藥丸。
學會了我也不願意演，我愛演帶點武打，慷慨激昂的戲。到時候不唱又不行，為了不把觀眾唱睡，唱走，我費了點思索，平時不住嘴地瞎哼唱腔，把平淡簡單的老唱腔，加加變變，讓觀眾聽了新鮮，免得瞌睡。熟能生巧，居然我哼出許多新腔來。《三上轎》演出時，凡是經我加工出新腔調的地方，唱一句一個滿堂好，非但沒把群眾唱走，相反還得到了無數掌聲。從此，《三上轎》成了我的拿手紅戲。其實當時還不懂得啥叫改革唱腔，但在不知不覺中得到了好處。
回同樂舞臺不到一季，就唱紅了。我成了同樂舞臺的首要主演。群眾稱我是“河南的梅蘭芳”，我只知道是好的意思，因為當時我還不知道梅蘭芳是誰呢。
一位穿西裝的觀眾
儘管我成了豫劇名角，可是我們的演出條件很差，藝術質量和其他劇種相比，也有差距。我們演出的同樂舞臺也是搭的蓆棚，一下雨就得停演。舞臺在偏神殿上，臺下排排長凳，前面橫條木板是放茶水、吃食用的。票分三種：中間是男座票，西邊是女座票，男女觀眾不得混坐，東邊是站籤（站票）。最後面正中間專設兩張大方桌，擺著茶水、瓜子、香菸，是招待憲兵警察的，他們是得罪不起的特殊觀眾。
一進了戲園子你看吧，沏茶的，打手巾把的、賣吃食的，在過道上來來往往，那個亂勁就跟侯寶林先生相聲裡說的戲園子差不多。
這年快入冬時節，我突然發現一位穿著西服革履的觀眾，坐在市民、小販中間看戲。因為他的服裝、風度與眾不同，很是顯眼。我也奇怪，演戲以來，破蓆棚的劇場裡，就沒見過衣帽整齊的觀眾，更說不上穿西裝的人物了。因為上流人士是不看豫劇的，怕失了身分。事後問起別人，才知道他叫樊鬱，字粹庭，二十九歲，河南大學畢業，時任河南省教育廳社會教育推广部主任。
以後我見他常來，看戲看得很仔細，有時還在本子上記什麼，從沒見過他鼓掌叫好。簡直是個怪人。誰能料到，就是這個穿西服的特殊觀眾，對豫劇這個劇種進行了大力改革，對我以後的事業發生了重大影響呢。而且這一切又是在及短的時間，魔術般地完成的。樊鬱是豫劇改革的大功臣，我有幸同他合作幾年，他幫我開擴了眼界，又善於在藝術上幫我總結提高，在我藝術成長過程中，他是佔有重要地位的人。
一場改革
就是這位特殊觀眾接管了同樂舞臺，原“同樂”經理單耀卿退出。單耀卿也是開封青幫中數一數二的人物，他一手經營了十幾年的“同樂”，怎麼乖乖地就交給別人了呢？聽說樊鬱雖然年輕官小，但他有很多上層關係，單耀卿鬥不過他。
樊鬱把我們組織起來，到財神廟學校上課，學習禮貌。學了二十二天，再回到同樂舞臺，讓人大吃一驚。破蓆棚的同樂舞臺不見了，平空出來個漂亮的豫聲劇院。舞臺裝飾得很藝術，原來樂隊伴奏在舞臺正中，這回改在舞臺左邊，用紗罩遮住，臺上就不那麼雜亂了。監場人員一律身著藍色紅邊的衣服，很有氣派。
後臺也變了樣，專門為我修了一間潔淨的化妝室。我長這麼大，還頭一次看見這樣好的戲園子呢。
樊鬱的主要改革是建立前場、後場的規章制度。上場不許說話、笑場。不許飲場。下場不入後臺不許松架子。不許吐痰……後場不許玩笑打鬧。不許講下流話。不許赤膊、衣帽不整。不許帶親友進後臺。不許敬神燒香。不許講舊戲行話。不許誤場……
這麼多個“不許”，可把演員們治得苦啊。他們從小學藝，一身舊習氣，平時後臺打架吵嘴，歪戴帽，不提鞋，就連我在戲班子長大的人，也很看不慣，我從心裡擁護樊先生的這場大改造。
憑几條制度，改變藝人們多年的舊習慣，談何容易。別看樊鬱個子小，尖嘴瘦腮的模樣，可幹起事來雷厲風行。他當眾宣佈：違犯制度者，一次警告，二次批評，三次罰站，四次罰跪，五次捱打。從此，天天都有罰站的、罰跪的，也有捱打的。
樊鬱是個帥才，他整治演員很有一套。他採用擒賊先擒王的辦法，對一般演員儘量批評教育，對主要演員的錯誤，毫不客氣。主要演員一治服，其他人也就服了。
他這套辦法，治不了我。我平時也沒那麼多壞毛病，就連最普遍的飲場習慣，我也沒有。我吃虧在笑場上，一上臺見了什麼可笑的事，就笑個沒完沒了，捱過板子，罰過站，一上臺碰上樂事還是笑。
豫聲劇院，場子新，舞臺新，戲裝新，連演員的生活習慣也去了些舊的，換上新的。吸毒品一律禁絕。臺下再也不男女觀眾分座了。又粗又土的豫劇，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天地。
同水袖幹上了
一九三六年正月初一，豫聲劇院開鑼演出。我穿上緞子繡花帔，白綢子水袖足有三尺來長，帶上雙光水鑽的頭面，在後臺走了幾步，左看右看，喜得不知如何是好。我這個演野臺戲的，哪見過這麼漂亮的行頭啊。
也是樂極生悲，一出場腳踩上水袖，差點沒絆個跟頭，嚇得我心跳眼花。驚魂剛定，一抬胳膊繡花線又掛住了頭上的水鑽花，解開頭上的花，水袖又絞在一起，手伸不出來。一著急詞也忘了，腔調也變了，出了一身大汗。幸好我已在觀眾中有了威信，沒叫倒好。一下場我就把它脫下來，真是無福消受啊。
散戲了，大家都走了。我不回家，也不想吃飯，又穿上繡花帔練了起來。我不信我鬥不過三尺長的水袖，我又抖又甩，嘴裡唸叨著：“是你治住我，還是我治住你。”我和水袖幹上了。以後凡演出間隙不該我上場，我就在後臺練水袖，沒坐下來歇過。
開始不過想在臺上別再絆腳、纏手就行。練熟以後，我就利用它為我表演服務了。過去豫劇裡沒有一尺以上的水袖，全是一塊白布，旦角穿上帔，手中照樣拿手絹和扇子，沒有水袖功。我不管過去有沒有，用得好就保留，效果不好就扔掉。在《凌雲志》演出中，我水袖的運用得到樊鬱和觀眾的充分肯定。現在看來用水袖也並非難事，可我那時候一點一滴都要自己去探索。如果我有可以師法的條件，該少吃多少苦啊。
樊鬱先生看我是個演員的好材料，下力氣培養我。他看我在燈光、月光下，太陽底下，對著影子練身段，很感動。派人給我在化妝室裡安面大鏡子。有了這面大鏡子，練身段就可以不出屋了。
春天，樊鬱還讓我停了夜場，去看小楊月樓先生的京戲。演的是《昭君出塞》、《白蛇傳》、《八寶公主》。天哪，我哪見過這樣的好戲，可算長了見識。人家的臺步、手式、水袖，包括化妝，都給了我很大啟發。雖然停演三個夜戲，收入受了損失，可對我藝術水平的提高是大的。看戲之後，樊鬱又訂了北平出的《戲劇旬刊》、《十日劇刊》，讓我參考。可惜我一字不識，只能看劇照，名角許多姿式我都用上了。比如演《義烈風》，我就用了程硯秋《青霜劍》裡的幾個姿勢，《女貞花》用了梅蘭芳《遊園京夢》的姿勢，《三拂袖》男裝時，模仿京劇小生葉盛蘭的姿勢。樊鬱先生對我的培養，我是不會忘記的。
豫聲劇院被砸
樊鬱不但能管理豫聲劇院，還是個編導的天才。這一年他一連寫了七個新戲，給了我發揮才能的機會。那時豫劇歷來演傳統戲，樊鬱第一次移植、改編新戲，這也是他對豫劇的重大革新。
第一齣《凌雲志》一炮打響，轟動了開封。接著，《義烈風》、《三拂袖》、《女貞花》、《霄壤恨》、《滌恥血》等新劇脫穎而出。新劇目使觀眾的成分也發生了變化，各界知名人士、婦女、學生多了起來。樊鬱今天請這個官，明天請那個長來看戲。他的學生保安隊長也常來。大家說“同樂”那時候，來個兵大爺看戲都得象敬神似的，現在不怕了，有保安隊長給咱們彈壓。
樊鬱也真能鑽營，一天晚場把省主席劉峙全家也請來了，看的是《凌雲志》。這樣一來，“豫聲”的人更神氣起來，眼裡只有一個樊主任，誰也不放在眼裡。這種神氣勁，不知怎麼惹惱了軍官總隊，他們果然來搗亂了。那天晚場演的是《桃花庵》，我在臺上演著，只見進來幾十個一律雪白襯衣的人，看樣子不象是來看戲的。我剛跪下唱：“哭一聲竇氏姐……”一個大痰桶衝我頭上飛來，我一低頭躲了過去，飛快跑進後臺。這時場子下面就亂了營了，乒乒乓乓的打砸聲，罵聲，哭叫聲響成一片。後臺的人也是東躲西藏，我砸開窗欞跳到保安隊院裡，穿著戲裝跑回家，手腳劃破了，鮮血淋漓，狼狽不堪。
第二天，還得照常演出。我心裡害怕，又不能不演，當藝人的什麼罪都得受啊。果然不出所料，一把茶壺飛了過來，我一側身砸在了肩膀上，又是一場驚嚇跑回了家。劇院損失更大，幾乎全砸壞了。停了六、七天戲，才又恢復演出。這件事後來如何解決的，就不知道了，只知道軍官總隊的負責人，親自來劇院向全體演員慰問。樊鬱還算是個有靠山的，尚且如此挨砸，可見在那樣的社會里，幹成一樣事業是如何之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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