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1年，明天启元年，一直躲在暗处伺机的努尔哈赤，终于等到了机会。他趁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去职，巡抚袁应泰举措失当的机会，于是年三月直逼沈阳，随即在十三日挥兵猛攻。闻知警讯，明军立即派出多路援军，其中由陈策率领的明军赶到沈阳城下，并在浑河岸边与后金进行了一场血战，此战以后金惨胜而告终。
一、战役经过
据史料记载，三月十日，后金开始进攻沈阳的行动。大军在国汗努尔哈赤的亲自率领下，诸贝勒各统所部，浩浩荡荡，从萨尔浒新城起程，带着攻城的板木、云梯、战车等，从东向西，顺浑河而下，水陆并进。十一日星夜兼程，十二日早晨到达沈阳，十三日仅一日就攻破沈阳。听说努尔哈赤进攻沈阳，经略袁应泰、巡按大臣张铨部署各路援兵，以为沈阳犄角。他们命童仲揆、陈策从黄山来增援；与此同时，虎皮驿、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奉集堡总兵李秉诚也奉命率兵向沈阳方向增援。
史料上记载，陈策等行军到浑河岸边，得知沈阳已失，遂传令回师辽阳，可是裨将周敦吉等“固请进战”，并说：“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陈策、童仲揆便收回成命，接受请求，在浑河岸边进行防御。于是明兵分为两营，周敦吉与四川石柱都司佥书秦邦屏先渡河，在桥北立营；陈策、童仲揆及副将戚金、参将张明世统浙兵三千在桥南立营。
努尔哈赤得知之沈阳以南、浑河两岸有明军，于是下令右翼四旗取棉甲、携楯车，徐图进攻。浑河河北明军尚未把营寨搭好，后金军队已至。不等步兵抵达，正红旗的精锐骑兵巴牙喇就发起攻击。可能根据他们的经验，以为眼前的明军会像以往遇到的明军一样一触即溃，谁知道正面的明军骁勇善战，死战不退。后金军队此次攻击可能遭遇了惨败，史料上所记载的“参将一人、游击二人被擒”很可能也发生在这一次战斗中。努尔哈赤见状，急命“后军往助”。后金军从各个方向向明军发动攻击。明军殊死奋战，三次击败后金军的进攻。按照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的记载，这些明军“先败白标兵（即白旗），又败黄标兵（即黄旗），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均是后金主力精锐。据《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记载：正在双方战事焦灼之际，明抚顺降将李永芳，将从沈阳刚刚缴获的大炮和俘虏的炮手用之，“亲释其缚，人赏千金，即用以攻川兵，无不立碎者。”于是明军遂败。周敦吉、秦邦屏及参将吴文杰、守备雷安民等皆力战而死。据《满文老档》记载，“自陆路追杀至河中”，很可能有相当的明军被追杀入水，兵败如山倒，其状甚惨。只有周世禄从西北逸出，邓起龙、袁见龙夺桥西奔，带领残军俱走入浙营，继续坚持作战。
南岸以陈策、童仲癸、张名世的部队和戚金率领的浙江兵已经在离浑河五里处布列战车铳炮，扎营驻军，等待即将来临的战斗。后金军急速进军将他们包围。
此时 ，同样接到增援沈阳命令的虎皮驿、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奉集堡总兵李秉诚统帅3、4万精兵出现在白塔铺。比起陈策所部，他们距离沈阳更近，但是直到此时才姗姗出现在白塔铺。面对被围的友军陈策部，他们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结果被皇太极率军驱赶，丢盔卸甲，仓皇逃离。
解决完白塔铺的明军，后金终于可以集中精力于陈策所部明军。他们将陈策所部明军包围数层，四面围攻。明军给予了坚决的还击，火药用尽后，进行白刃格击，最终除极少数人逃出生天外，全部壮烈殉国。总兵陈策、副总兵童仲揆与副将戚金、参将张名世及都司袁见龙、邓起龙等并战死。
此战明军几乎全军覆没，但是后金也遭受了重创。在浑河之战后，努尔哈赤带领后金的部队足足休息了五天，这和努尔哈赤一贯的速战速决、连续作战、一鼓作气的作战风格完全不同。在16日努尔哈赤还主持举办了一次悼念活动，祭文中提到了10个将领的名字，应该是在攻打沈阳和在浑河之战中损失惨重、筋疲力尽，需要养精蓄锐，恢复士气。直到18日，才再行发兵攻打辽阳。
战后，明庭也给予阵亡将士极高待遇加以抚恤。陈策赠少保、左都督，袭升三级，荫一子本卫指挥佥事世袭，赐祭九坛，特加二坛，赐谥，营葬；童仲揆赠都督同知，袭升三级；张名世、吴文杰、周敦吉复原职，赠二级，袭升二级；戚金、邓起龙、秦邦屏俱赠都督佥事，袭升三级；祠名昭忠以陈策；祠名愍忠以童仲揆、张名世、吴文杰、周敦吉、戚金、邓起龙、秦邦屏；祔内秦邦屏姊土官秦氏特准加二品服色，给与应得诰命，子马祥麟授指挥使以示褒录一门存殁忠勇之意；阵亡主客官兵各行原籍优恤家属，仍设坛祭以慰忠魂；其余死事大小官员续查的确，一体题恤。而这只是诸多抚恤嘉勉的措施中最为主要的一次，还有更多的抚恤嘉勉星罗记诸于史料之中，应该还有不少未被记载的抚勉。
二、战术检讨
此战固然激烈，几乎可以认为打出了明军对金的最高水平，将士们的作为也是可歌可泣，值得感佩。但是应该看到这实际上还是一场败仗。如果我们不能踏实下来总结经验教训，而是仅仅停留在大唱颂歌、壮怀激烈的层面，无益于我们认识历史的真相，无益于我们继往开来，也无益于我们深切感受到作战将士们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作战、从而对他们产生更深层次的敬意。
陈策、童仲揆所部在接到上级命令后从驻地黄山前往沈阳。黄山在今日的辽阳市汤河水库东，从黄山到辽阳大约有小100里地，而从辽阳到沈阳则有大约100多里地。可以说，陈策所部能够及时出现在战场相当不易，没能在沈阳失陷前出现在战场也不应被指责。但是当他们到达战场在战斗之后，得知沈阳已失，他们是否有过详细的对敌情和我情的分析，是否有过战术上的深入探讨和布局，我们不能绝对说没有，但是起码从史料上看没有记载。而且从后面战事的发展过程来看，似乎很难证明明军对于战事整体有过事先的战术安排。总之，根据史料记载，主帅下达了撤退的命令，然而有一些战将不同意，想要和敌接战，于是主帅同意了。
1、检讨之一：不进不退
行军到沈阳城下，得知沈阳已失。那么下一步是进还是退，是一个统帅应该考虑的问题。但是无论是进是退都应该是根据现实情况作出的、有根据的、有目标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进，只可能是收复沈阳。那么陈策部当时有没有收复沈阳的实力呢？
首先，我们要计算一下双方的兵力。其时，后金在沈阳有精兵数万。由于满清对于己方用兵的数目一直讳莫如深，各种史料几乎都没有明确的记载，因此很难准确估计后金的具体兵力。由于在后金的史料上记载，最先出击的是右翼四旗，后来驱赶白塔铺的明军时又出现了左翼四旗。像黄旗、红旗、白旗这三个主要的旗色都在史料中出现过。如果史料准确的话，确有炮轰明军之事，那么就连刚刚投降的沈阳明军都用上了。总之，后金的兵力是几乎倾巢出动。按照主流的看法，当时后金的全部兵力在5万以上是问题不大的，只可能多，不太可能少。
那么，明军呢？按照一般看法，陈策所部明军约万余人，而且还是一万出头，对此我认为是估算少了。熊廷弼在任之际，曾经将野战部队分为十队，任命了十个总兵，每人率领一队计一万人。而在这支部队中除了陈策是总兵之外，童仲揆是副总兵，是刚刚提拔上来充任“十总兵”之一的将领。因此，从理论上讲，这一部明军应该有2万人。当然，所谓“十总兵”之说只是一种说辞，实际上可能并未如此准确。
在史料中，《明实录》中记载的是万余人。而在敌方《满文老档》的记载中，则明确记载了明军共2万人，当然这只可能是估数。因此，这支明军的比较准确的估计应该在万余至两万出头之间。
其中，戚金率领的浙兵，《明实录》中明确记载是3000人。在史料中见到的其他将领，秦邦屏、周敦吉、吴文杰、周世禄、袁见龙、邓起龙、雷安民、张名世。按照明朝的惯例，这些将领每个人都是带有本部兵马的，临时归总兵节制。当然，我们不能忽略陈策和童仲揆也是有本部兵马的。陈策是川浙总兵，他陈策和童仲揆都是西南的将领，他们部下有大量西南部队也不足为奇。这些人每个人带上一千兵马，就已经突破了一万人，因此，此部明军的数量估数应该是在13000人至20000人之间。18000人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
陈策部只有不到2万，以少战多，若非用计，便是战斗力和对方相比较有很大优势。陈策部用了什么计策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后金强大的战斗力是众所周知的。此时去收复沈阳，不亦于痴人说梦，显然是下策。如果不能前进，就只有后退一途，可是陈策部却选择了停。其时，后金在战略上处于攻势，明朝处于守势。在战术上，陈策部处于劣势，以防守为佳。防守，不选择城墙高大、军备充足的城堡，却选择沈阳城根底下的浑河，确实让人狐疑。在此后的战斗之中，河北士兵的饥疲、河南部队打光弹药，都和这个远我而近敌、缺乏战术纵深的决策有很大关系。
2、检讨之二：分兵
停就停罢，还做出了分兵的决策。本来就处于劣势，还要分一部分在河南，留一部分在河北，造成力量的分散，让敌人更加容易的各个击破。
3、检讨之三：背河而阵
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渡过河北的部队，既然是打算进，所谓“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本来就处于劣势，那么充分发挥进攻者的优势——机动性和突然性是十分重要的。可是这只部队渡过河北之后，选择了——筑营。如果要筑营，留在河南不是更好吗？
背河而阵，历来是兵家大忌。因为作战一旦失败，失去战场的控制权，败兵缺乏有效的途径撤出战场，容易导致全军覆没，失去重整旗鼓的机会。韩信背水一战是有后招的。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为了激发士兵战斗的勇气，给偷袭的部队争取时间。如果没有偷袭的部队，背水一战的部队虽有一时之激勇，可以抵挡一时。但是从力量对比上来讲，终究是敌强我弱，时间一久，疲饿交加、勇气尽失，必遭惨败。即使在惨斗之时，能够在杀伤上能较之敌军多出一些，但是由于失去战场控制权而失去的兵力，将绝对大大超过激斗杀伤的兵力。而此时的明军就做出了这么一个极不明智的决定，而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河北的明军在优势的敌人压迫下，饥疲交加，最终溃败。在溃败之后，除了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逃出生天。如果他们能够有效撤离，在河南明军的支持下，重整旗鼓，再次投入战斗。以他们在河北所显示出的战斗力，即使不能创造奇迹——翻盘，局势也比现实中达成的结果要强很多。
4、检讨之四：坐以待毙
至于留在河南的部队，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那就是不作为——筑好营寨，等着别人来攻，十足的乌龟政策。像极了孟良崮战役中的74师，甚至连74师都不如，74师好歹有一个以自己为“枢纽”，其他部队配合全歼共军主力的战术意图。而陈策部只是不停的向辽阳求救兵，一个“救”字，道出了统帅此时的心情。在之后的战斗中，进不能助北岸的明军一臂之力，退不能做果断的切割，保存有效的反制力量，像乌龟一样躲在壳子中，反复求救。人不自救，天岂能救呼！
5、检讨之五：远河而阵
就是河南部队筑营的地点也让人琢磨不透——选择距浑河之南5里筑营——他们想做什么？据守不应该据河而守为佳吗？即使想要半渡而击之，也不应该把筑营地点放在远超当时火器射程的5里地之外啊！实战中，后金部队消灭河北岸的部队后，轻易的渡过浑河，迅速对河南的部队形成包围，不是没有原因的。
6、检讨之六：坐观虎斗、望风披靡
与陈策、童仲揆部接到救援沈阳命令的同时，和陈策、童仲揆同为辽东十总兵的、离沈阳几乎只有一步之遥的虎皮驿、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奉集堡总兵李秉诚也接到了救援的命令，他们统帅的士兵约有3、4万人，全部是精兵。可是他们的速度慢如蜗牛，直到陈策部被围才出现在白塔铺。
朱万良、姜弼、李秉诚坐拥数万精兵，在白塔铺观望不前。只派出数百人作为前哨前去打探。话说无巧不成书，明军前哨正赶上后金副将雅松带着200人前来侦查。两支同样具有侦查性质的队伍狭路相逢。雅松看见明军人多，掉头就跑。明军见到有便宜占，焉有不占之理，一路追杀，一直追杀到后金大营。在浙军南边执行包围任务的是以正白旗为首的左翼四旗，皇太极见到这种状况，立即率军进行反冲锋。这回轮到明军掉头就跑了，而且一跑就跑回了白塔铺。皇太极趁势掩杀，竟然冲破了三总兵早就布好的军阵。皇太极一口气追杀了40余里，斩杀数千人。据《满文老档》记载，这些明兵身着重甲，“其厚如许，刀枪不入”，可见装备之好。3万多精兵，被人像赶猪一样追杀，后金士兵连用刀砍起来都费劲，好不容易才杀了数千人，真是悲哀。
三、暗流涌动，大厦将倾
明军在决策上犯下了如此之多的错误，即使他们在后来的作战中表现的极其英勇，也不得不面对失去了战术上的先机，品尝失败的苦果。反观后金方面，判断准确，积极果决，行动迅速，坚韧不拔。他们取得最终的胜利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那么明军方面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之多的错误？难道他们真的如此愚笨？要想搞明白这些个问题，则要猜测一下明军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
1、矛盾重重，意气用事
陈策部行进到沈阳城下，得知沈阳已失，做出了撤退的决定。统帅做出了相对正确的决定，部属却加以反对。双方各有主意，表面上达成了一致——形成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停——停在浑河——不进不退——于是乎双方都有了面子——并葬送了自己的卿卿性命——葬送了大明帝国最为精锐的部队。我们对于敢战、能战、并为国家英勇捐躯于战场的勇士是钦佩的、敬仰的，连他们的对手对他们也是钦佩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这支部队有着明军其他部队一样的陋习——内耗。
考察挺进河北的部队，基本上都是四川的部队：秦邦屏是四川石柱都司佥书；周敦吉和吴文杰是川将刘綎的老部下；周世禄也是川将；袁见龙、袁起龙（应该就是邓起龙）是播州土官（播州即遵义）；雷安民也是刘綎的老部下，似乎是个土官。留在南岸的则有由副将戚金率领浙军，陈策（原遵义参将、四川副总兵）、童仲揆（原遵义参将）的本部兵马，戴罪立功的明将张名世（原滁泸参将）部。双方阵营分明，几乎是以地域为界，一部挺进河北，一部留守河南。而且根据《明实录》的记载，双方在战前就有不合的表现，甚至发生过暴力冲突。从之后的战事来看，双方仅隔一河，却互不搭理，互不协同，各打各的，甚至似乎有意拉开双方的距离，可见双方之间有相当的隔阂。
当此国难之时，面对强敌之际，两支精锐部队却各呈意气，不能精诚团结，共同对敌，怎能不令人叹息扼腕。凡祸事起于萧墙之内，而非江湖之远。
2、当断不断，当从不从
在明朝，总兵一般不是常设官职。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朝廷才划拨兵马，归其节制。陈策和童仲揆这两个总兵正是如此。无论是其他将领所统帅的川兵、滇兵，还是戚金统帅的浙兵，都是临时划归他们二人节制的兵马。从事态的发展来看，他们二人对这些非本部部队的指挥十分吃力。这当然有制度的原因。明朝将领戚继光在《登坛口授》中，对于总兵不能总兵就有过非常精辟的描述：诸将平日尚怕督抚，若总镇操守清严，也略怕他。到了报警时，便不怕总兵了，盖知兵马由不得总兵调度，政出多门故也。及至敌入之时，督抚也不怕，即有小过，料督抚拘泥旧套，恐有临敌易将利害，必然姑容。且总兵不惟不能做主将，更为诸将所执拗，甲曰左，乙曰右，嗷嗷众口，以致主将无所适从。其故为何？盖逆知敌未出边，锦衣官校至矣。督、抚、总兵，或亡于阵，或逮入京，其时谁与他算帐，欲便追论诸将之失，谁复听之？既而代任上司，又不惟不行查究，乃预为己地，且益加优言，冀其感我，必然尽力于我，殊不知奸猾之徒，骗过了多少上司。此诸将所以不用命者，有所恃也。如此看来，那些总兵、督、抚还真是有可怜之处。不过这不应该是借口。
作为一个统帅，应该时刻保持冷静，权衡利弊，进退有度。当统帅做出了决定，部下有疑问当然可以提出。如果部下的疑问确有正确之处，自然应该详加探讨，统一认识。否则就该拿出统帅的权威，而不应该搞什么妥协。
任何一个职位，权责都是统一的。作为统帅，陈策和童仲揆两位总兵，既没有行使自己的权利，也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留在浑河南岸的部队，我们很难估计其数量。但是挺进浑河北岸的明军在万人之上可能性是很大的。作为这支部队的主要战斗力量挺进河北，两位统帅居然都不随川军大部队行动，却留在南岸浙军的营垒里，足见二人对于挺进北岸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于手下部队控制不力的无奈，也足见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说，作为四川副总兵的陈策援辽时，还挂了一个川浙总兵的头衔，其中还有一个“浙”字，留在南岸还有那么点不成理由的理由的话，那么本是川军出身、遵义参将、援辽时升为副总兵、被指定统帅一部分川军的童仲揆无论如何是没有任何理由留在南岸的。
3、求战心切，骄傲轻敌
对于为什么不撤回辽阳，而坚持要留在浑河岸边一战，川将周敦吉提出的理由是：“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我们不能去救沈阳，在这里呆三年干什么？”三年的时间很长吗？对于远离家人，身处不适应的环境的游子而言，的确是太长了。结合熊廷弼的奏章，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想回家不是一天两天了。川军之所以有如此迫切的求战欲望，很可能是在东北苦寒之地待久了，待烦了，想回家了。这些川军想必是对自己的战力有绝对的信心，指望着一战而定，之后就可以离开辽东这个寒长暑短的“破”地方，回家和亲人团聚过好日子去了。这种心情，我相信是个正常人都能理解。
据《明史》记载，秦良玉所部号称白杆兵，历经沙场，战无不胜，“素为远近所惮”。而这支部队里的石柱都司佥书秦邦屏正是秦良玉的兄弟，那么他所率领的应该正是那支鼎鼎大名的白杆兵，其战斗力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们战略战术上都没有规划，知己不知彼，轻视后金部队强大的战力，忽视自身在客场作战的事实，只求简单的一战而定。实在有点轻敌、轻率了。由于他们的轻敌，由于他们的轻率，由于他们在战前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所以在战时他们虽然取得了短时间的优势，但是很快就因为深陷包围、持续作战、饥疲交加、后援无继等问题败下阵来。而且因为背河而阵，失去了重整旗鼓的机会，几乎是全军尽墨。
4、懦弱怯敌，逡巡不前
虽然陈策和童仲揆所率领的川兵和浙兵因为战略战术决策等技术问题及人事关系等内部矛盾导致失败，但是其坚决执行上峰命令、英勇和敌人作战的事迹还是值得肯定和敬佩的。他们的英勇和壮烈不但在当时得到朝廷和敌人的一致尊重，而且在身后赢得了后人的敬重和怀念。那么，驻兵白塔铺、坐拥精兵数万、离沈阳更近在接到上峰命令后却先发后至、遥看战友苦战却逡巡不前、仅仅面对少量敌人就一败千里、溃不成军的朱万良、姜弼、李秉诚三总兵，就更深刻的揭示了为什么面对弱小的后金，强大的大明朝会一败再败，最后丢掉了繁花似锦的万里江山。
以大明的国力，大明的文明程度和管理能力，和落后弱小的后金作战，本来应该具有巨大的一面倒的优势，可是我们看到的事实似乎却与此相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大明朝自己的问题。浑河之战结束后，大明朝对这三个畏敌如虎、失职兵败的总兵进行了处罚——也就是戴罪降级，走走形式过场而已，没人当回事。过了一段时间后，风声过去了，三个人基本都官复原职。与大明对他们三人遮遮掩掩、含混不清的处理态度相比，后金对雅松的处置则明确了很多，望风而逃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经过此事，原为副将的雅松，直接从副将降为备御，攻占沈阳、辽阳所发放的赏赐全部收回。且这项处罚作为单独一条明文列于《满文老档》中。此后数月，努尔哈赤又多次迁怒于雅松，最后终于找了一个茬，要了他的小命。在《满文老档》之中，在此次战役中犯错误的将领被剥夺财物赏赐、降职、驱逐、乃至杀头的情况不绝于书。虽然透露了后金政权的野蛮，但是惩戒的效果确实起到了作用。同样是犯了错误，明金双方在处理上巨大的差距显示出一方已经垂垂老矣、掉头向下，而另一方生机勃勃、正在上升。
公元1621年，明天启元年，在浑河两岸近2万明军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烈的悲歌。然而，这用上万生命燃起的火花，无力改变大明朝内部的诸多问题，无力扭转大明朝衰落的轨迹，无力改写历史，最终只能变成一片灿烂的烟花，照亮了汗青方寸之间，给后人以无穷的激励和感召。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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