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經緯客戶端11月28日電 題：《梅新育：美國新一輪經濟蕭條若隱若現》
作者 梅新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已經過去的10月堪稱美國股市“黑十月”，2009年以來經濟回升與股市上漲已經持續近10年，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美國經濟已經擺脫週期性波動的約束，而是表明新一輪蕭條與金融危機日益臨近。經過10月份如此劇烈的股市波動，儘管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就業等指標目前尚未遭到波及，但美國新一輪經濟蕭條與金融危機的陰影已在地平線上若隱若現。
美國新一輪經濟蕭條、金融危機將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到來？危機烈度幾何？圍繞這些話題的討論正在世界各國經濟界、學界穩步升溫，越來越多的學者、分析師和市場參與者認為，2020年前後將很有可能爆發美國經濟蕭條與金融危機。
貿易逆差本質溯源
美國經濟蕭條與金融危機風險受到越來越多人的正視，其後果之一就是該國宏觀經濟失衡中蘊藏的系統性風險對人們預期的影響日益凸顯。美國宏觀經濟客觀存在的一系列失衡，在當前尚未被普遍視為系統性風險，但在蕭條和危機逼近、到來之後，這些失衡遲早會被市場參與者普遍認識到，並進而大面積影響他們的預期、心態和行為，居高不下的美國軍費支出就是其中之一。11月14日，布朗大學沃特森學院發佈報告《戰爭開支》，認為“911事件”以來直至2019財年美國直接間接戰爭支出已達5.9萬億美元，也警示市場參與者和其他各界人士不可忽視軍費開支對美國宏觀經濟失衡、進而對其潛在經濟金融危機風險的影響。
美國宏觀經濟失衡集中表現為財政、貿易“孿生赤字”，天文數字般的軍費開支不僅直接對財政赤字“貢獻”良多，而且通過製造、擴大美國政府部門負儲蓄而間接推高了美國的貿易逆差。貿易逆差本質上是國民儲蓄過低的體現，筆者整理計算了1980—2017年間中美兩國儲蓄率及其差額，結論如下：
38年裡所有年份中國儲蓄率均高於美國；其中除1981年一年中美儲蓄率差額為8.6個百分點之外，其餘所有年份中美儲蓄率差額均大於10個百分點；其中有15年中美儲蓄率差額在10—19.9個百分點之間；有14年中美儲蓄率差額在20—29.9個百分點之間；有8年中美儲蓄率差額超過30個百分點；在此期間，中美儲蓄率差額最高紀錄為36.9個百分點。
這樣的國民儲蓄率差距，決定了美國貿易逆差不可能依靠貿易戰消除。美國國民儲蓄之所以過低，重要根源之一是美國政府數十年如一日一直是負儲蓄部門；美國政府的負儲蓄主要又是來源於其軍費、社會保障兩大開支過度膨脹且佈局不合理，軍事開支膨脹失控尤其堪稱惡化美國財政支出結構的頭號“殺手”，進而對美國貿易收支逆差格局定型，不斷強化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軍費開支惡化美國國際收支
在產業和貿易的層次上，軍費開支過度膨脹通過以下途徑惡化美國國際收支：平時，天文數字的軍費開支、且軍費開支相對於民用開支不透明……所有這些特點決定了軍事合同利潤率通常大大優於民用工業，吸引美國產業界在二戰之後數十年裡把過多優質資源投向發展軍工，民用工業因此相對衰落，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日益減退，不僅不能繼續在海外市場攻城略地，就是本土市場，也越來越多地被心無旁騖集中精力發展民用工業的外國企業佔據。
一旦爆發較大規模戰爭，陡然湧現的大量軍需(特別是非軍火貨物)訂單更是要有相當一部分流向外國產業界。特別是戰場鄰近的國家和地區，如果恰恰有潛在生產能力，也有強烈的抓住一切機遇謀求發展之心，他們就能抓住這個機遇拿下很大一部分美軍“特需”訂單，以及美國國民經濟“軍事化”而騰出來的民品生產、供應市場空間。
國防費用與安全、社會與消費者需求、增長的投資三者競相爭奪一國擁有的資源，國家特別是大國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取決於一國能否協調上述三者，使之形成比較協調的比例與關係，而美國的國防費用顯然是嚴重過頭了。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以內，美國確實能夠通過軍事力量維持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核心地位，藉此源源不斷取得外部融資為其消費、投資“埋單”，但這種操作最終必將面臨“特里芬兩難”的約束，導致美元信用難乎為繼。
美國精英階層中不是沒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也不是沒有人意識到高軍費造就的龐大利益集團一旦形成，就會力圖綁架美國政策使之長期為自己服務。其實，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昔日的二戰歐洲盟軍總司令艾森豪威爾總統就意識到當時剛剛初步成型的“軍工複合體”對美國國家的潛在危害。
1987年，保羅•肯尼迪所著《大國的興衰》一經面世，頓時在美國“洛陽紙貴”，背景也是“里根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擴軍，美國國內當時正在熱烈討論里根8年執政得失，而日本、聯邦德國當時經濟實力成長相當迅猛，令許多美國人感到美國的經濟優勢地位有動搖甚至不保之虞。
即使高度推崇里根的特朗普本人，對此問題也是一清二楚。自從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起，特朗普就高舉“美國優先”這面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孤立主義運動的旗號，不斷抨擊其前任們輕舉妄動，沒有必要地干預外部事務、捲入在國外的大規模軍事衝突，耗竭美國資源，主張集中資源聚焦國內經濟建設，固本培元。
同時，特朗普還不斷向盟國、特別是西方盟國施加壓力，要求他們提高軍費開支，更多地分擔美國軍費支出。在執政第一年的財政預算方案中，特朗普大幅度削減了對外部門的預算額度，削減幅度動輒高達兩位數。
應該說，上述所有這些主張都體現了特朗普減少在海外軍事幹預中耗竭美國資源的初衷、理念，倘若能夠切實全面落實，必定有助於削減美國貿易逆差；問題是他同時又主張大規模更新美軍裝備，提高軍費開支，無論他這樣做是發自內心的主張還是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權位，結果都不能不抵銷他上述戰略收縮、固本培元理念主張的效果。
美國經濟蕭條風險加劇
對美國經濟宏觀穩定性和長期可持續性更糟糕的是，今年美國與全世界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都發生了規模相當可觀的貿易摩擦，美國的舉措不僅直接加大了美國的貿易逆差，而且還將推動美國外交、軍事開支進一步上升。
同時，近年美國國內黨爭日益突破底線，中期選舉的結果是美國民主黨控制了國會眾議院多數議席，預計把持預算審批大權的眾議院將不斷挑剔、狙擊特朗普政府的經濟建設計劃；若2019—2020年經濟金融危機爆發，民主黨把持的眾議院必定還會竭力掣肘特朗普政府屆時的反危機舉措，但對軍事開支項目還是會繼續“開綠燈”放行；有鑑於此，筆者認為對越來越濃重的美國蕭條危機的陰影還是要做好足夠的思想準備。(中新經緯APP)
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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