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總量只相當於美國十幾分之一到去年美國現價GDP只相當於中國的163%，中國經濟已經走上回歸世界規模第一的軌道，而我們面臨的新問題也在不斷湧現，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心理準備和預見。當是之時，不妨回顧2010年中國現價GDP首次超越日本的2010年，當時國內外反響巨大，我就此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討論中國GDP超越日本的意義，本文是其中比較系統的一篇，以“《GDP超越日本向中國提出新考驗》”為題刊發於《中國金融》2010年第17期。發表時有刪節，此處為原稿全文。
時隔7年，回顧此文，我認為其主要價值在於前瞻性，不僅在於提出了幾個已被證實的預言，更在於提出了幾個重要命題。文中已被證實的主要預言：
一，未來的匯率變動還將進一步加快中國GDP“趕超”的步伐。
二，提高勞動收入和人口紅利枯竭將推高勞動力成本，進而降低城市中產階層相對收入水平與享受。這幾年，家政等項服務價格暴漲，“天價保姆”湧現，……相關輿論層出不窮，基本上證實了我當初的判斷。而最近幾年我也發過幾篇關於勞動力市場和勞動力成本變動的文章，有些文章轉發甚廣。
本文提出的主要命題：
一，“無論是個人、機構還是民族、國家，沒有成就和自豪感就難以生存，遑論發展了。”這一認識和判斷，應該是後來我與“公知”在很多問題上分歧的根源，也是我率先站出來保衛高鐵、維護狼牙山五壯士等等行動的觀念根源。
二，提出中國不僅要繼續聚焦對西方國家的“趕超”，而且要越來越重視防範“被趕超”，即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所趕超。——時至今日，由於中國已經在不少方面超過了西方國家，我們在這些方面還需要防範被西方國家“趕超”。正是基於這一認識，在後來數年中，我就“防範被趕超”主題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和評論，也是我《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一書的重要內容。而我這幾年對“起飛夭折”風險的關注、對我認為是中國潛在“起飛夭折”風險最大來源——民族宗教問題的關注，相當程度上可說與“防範被趕超”主題是一體兩面。
三，依託國內大市場提升國際經濟地位。文中提到，“中國需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升自己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而GDP世界第二的成就又為我們實現上述目的創造了更好的條件”，而且強調“我們最需要做的不是扮演事後諸葛亮對已經取得的成就和失誤評頭品足，而是用冷靜到冷酷程度的理智來超前思考、探索如何充分運用這些條件。”圍繞這一思路，我已經發過一些文章，還有一篇篇幅很長的論文，寫作修訂數年，尚未定稿。
四，城市中產階層要正視他們所向往、主張的中國經濟增長和增長模式轉型中的調整代價。——這一判斷很逆耳，但我還是願意直言。
2017.8.25
GDP超越日本向中國提出新考驗
從易綱接受採訪時隨口一句“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到中國第二季度GDP果真首次超越日本而躍居世界第二，中國經濟規模“趕超”的每一步總能在海內外輿論中激起一陣波瀾。雖然這僅僅是一個季度的數據，但依靠中國的廣大國土以及毛澤東時代遺留的人口紅利（包括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我們對國家經濟規模上升至全世界數一數二有著充分的信心，未來的匯率變動還將進一步加快中國GDP“趕超”的步伐。無論GDP指標本身有多少缺陷，無論我們的經濟構成中還存在多少不如人意之處，無論我們如何需要警惕西方某些勢力“捧殺”中國的圖謀，我國經濟規模的大幅度增長仍然是一個值得我們引為自豪的偉大成就，過度鄙薄這一成就不僅不公正，而且潛藏著危險。無論是個人、機構還是民族、國家，沒有成就和自豪感就難以生存，遑論發展了。
在更長曆史跨度上考察，至少從春秋戰國以來，中國農業、製造業便持續領先世界兩千年之久，經濟規模和人均收入均長期佔據世界榜首。甚至到滿清入關後中國逐漸喪失科技優勢時，中國仍然繼續保持GDP總量優勢近兩百年，中國在某些製成品上的優勢一直保持到鴉片戰爭後一段時間。據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世界經濟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所述，鴉片戰爭之前20年的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中國GDP比西方及其衍生國的總和還高30%；西方入侵中的政治軍事瓦解、掠奪摧毀了中國自主經濟體系，中國被強行納入西方主導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不利地位，經濟持續衰敗。到解放戰爭已大體結束的1950年，中國人均GDP尚不足1820年水平的3/4，僅相當於同時期西方及其衍生國人均GDP的1/12。[1]但這僅僅是歷史偏離正常軌道，而1949年以來我們正在向歷史正常狀態迴歸；當志願軍將士將美軍趕到三八線標誌著中國的獨立自由經受住了最嚴峻的軍事考驗，當新中國在西方、東方集團重重封鎖下獨立自主建立起了大體完整的全民教育體系和工業體系，儘管還會遭遇這樣那樣的波折，但已經沒有什麼外部力量能夠將中國經濟推下回歸歷史常態的軌道了。
中國第二季度GDP確認超越日本後，我國輿論佔壓倒多數的聲音是“降溫”；面對西方某些勢力“捧殺”中國的圖謀，我們一部分人、一部分機構致力於此是正確的，但我們的精力不能過多地用於辯解、批駁，我們應當拋開形形色色可能是別有用心輿論的干擾，用大部分精力冷靜思考如何充分利用GDP世界第二的成就所創造的有利條件以實現更好更快發展，如何應對這一成就所不可避免會帶來的某些新挑戰，新問題。國際競爭中“伐謀”的需要不等於我們就該否認自己的成就，我們對前途的信心也並不意味著我們就會忽視面臨的問題，對困難障礙的戰略藐視與戰術重視是應當、也完全可以統一的，熱烈的心與冷靜的頭腦並不矛盾。面對日益擴大的國家經濟規模，我們需要注意到這樣幾個問題：
首先，我國GDP總量雖然已經非常巨大，東部大中城市居民實際生活水平在一些方面更是已經與發達國家不相上下，但人均GDP和收入水平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仍將需要繼續趕超發達國家，而這種趕超越來越需要建立在自主創新先進製造業基礎之上，我們需要超越此前二三十年行之有效但正越來越難乎為繼的模式，至少是超越這一模式的某些方面。否則，我們的命運將不可能是成功實現對西方國家的“趕超”，而是“被趕超”，即被西方霸權刻意扶植的其他發展中國家所趕超。回顧歷史，“趕超”者“趕超”不成反而“被趕超”，這樣的悲劇屢見不鮮，我們不要扮演類似悲劇的主角，趕超大業，我們依然任重道遠。
讓我們看一看我們正在努力“趕超”的日本。日本從明治維新起確立趕超歐美、富國強兵的目標，雖然歷經周折，但到1968年明治維新100週年之際，日本國民生產總值超越聯邦德國，躍居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1980年，日本政府《80年代通商產業政策構想》滿懷豪情地昭告世人：“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把追趕歐美髮達國家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這一目標已經達到，追趕型現代化時代業已結束。”但1991年5月，日本開始滑入“泡沫經濟”破裂後的經濟衰退泥潭，程度之深、歷時之久，均創戰後之最，迄今未見根本起色。日本奇蹟之所以黯然失色，從人口老齡化、戰術能力高強而戰略決策能力低下、既得利益群體掣肘到外部勢力（主要是美國）處心積慮壓制，所有這些教訓都值得我們深入觀察，細心體味。
而且，中國經濟繼續持續發展有賴於經濟增長模式轉型，而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和社會穩定又越來越有賴於公正的收入分配。正如我所敬重的國際關係學者張文木兄所說：“研究國家發展及相應國力的關鍵不在於研究其GDP或GNP的指數表現，而在於研究其利潤的歸宿及其對社會勞動者反哺程度”（張文木：《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2]在收入分配失衡已達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地步的時候，在收入和財富分配失衡已經成為對我國社會穩定的最大威脅時，重新審視以“打破大鍋飯”為開端的改革，適度糾偏，勢在必行。無論改革的成就多麼巨大，當改革積累的問題已經無法迴避漠視之時，我們必須對“改革”本身進行改革。
其次，隨著中國GDP和人均GDP水平的大幅度躍升，我們對上述目標的追求需要適度調整。就GDP指標而言，一個發達的大國人均GDP應當是位居世界前列，但不可能也不應當追求人均GDP位居世界第一第二，那隻能是小國追求的目標。按照安格斯·麥迪遜的估算，西歐人均GDP在14世紀（即中國元末明初）已經超過此前連續領先上千年的中國，[3]但考慮到價格差異等因素，彼時西歐居民實際生活水平顯然不如明王朝走上正軌後的中國居民，以至於直到十六世紀中葉及末期（明朝中後期），從葡萄牙人伯來拉（Galeote Pereira）的《中國報道》和克路士（Gaspar da Cruz）的《中國志》，到西班牙人拉達（MarDin de Rada）《出使中國記》和《記大明的中國事情》，[4]在當時幾乎所有代表性來華歐人的中國見聞錄中，仍都不難讀出作者那種類似“鄉巴佬進城”的豔羨感慨，更不用說當時中國人作為和平穩定大國國民比動盪小國國民享受到了不可比擬的榮耀與影響力了。在今天，相信也不會有人認為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聯酋、列支敦士登之輩是比美國、日本、德國更重要的國家，雖然前者的人均GDP明顯高於後者。
就整個社會而言，作為人，在具備了一定物質基礎之後，我們又需要適度超越對GDP/GNP的狂熱追求，對環境、家庭、社會等給予更多的關注。從一國國民真實所得而言，GNP顯然是比GDP更為恰當的衡量指標，因為前者從GDP中剔除了國外要素支付，增加了國外要素收入；對於中國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經濟生活中已經佔據重要地位，他們雖然構成了中國的GDP，卻不屬於中國的GNP。而即使是一味追求GNP也受人詬病，何況一味追求GDP？1968年肯尼迪第一天發表總統競選演說時就曾說過：“空氣汙染、香菸廣告和救援車輛都納入了GNP。GNP的計算甚至包括監獄和門鎖，汽油彈、核彈頭和警察平定城市暴亂的裝甲車，以及砍伐紅杉林木、破壞自然景觀的開發項目等等。但是，GNP的計算沒有包括兒童的健康、教育及娛樂，也沒有考慮生活是否美滿、婚姻是否牢靠以及政府官員是否清正廉潔。GNP無法衡量我們的趣味和勇氣，也無法衡量我們的智慧和學識，更無法衡量我們對祖國的熱愛和忠誠。總之，GNP可以衡量許多東西，但是惟獨無法衡量美好的東西。”[5]難道我們今天的認識還趕不上40多年前？
第三，中國需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升自己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而GDP世界第二的成就又為我們實現上述目的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我們最需要做的不是扮演事後諸葛亮對已經取得的成就和失誤評頭品足，而是用冷靜到冷酷程度的理智來超前思考、探索如何充分運用這些條件。一方面，人均收入等其它條件相同，小國在國際市場上通常是價格、交易條件和市場容量等的被動接受者，國內金融市場缺乏深度和廣度，中央銀行難以持續開展大規模公開市場操作沖銷資本流入等外部經濟衝擊，因此抵抗外部經濟週期波動和危機傳染的能力較弱；大國則擁有較強能力通過大規模沖銷干預、啟動國內需求等方式削弱外部經濟衝擊，消除外部危機傳染的影響，從而為本國經濟贏得較強穩定性。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國內經濟規模、換言之就是國內市場規模的日益擴展，我們越來越有條件超越單純“與國際慣例接軌”，越來越多地依託巨大國內市場取得國際市場定價、標準和規則的主導權，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可持續地提升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在全球競爭中贏得穩固的主動權。
第四，中國經濟增長和增長模式轉型意味著廣泛而深刻的調整，這種調整將波及許多人的生活方式，在這場調整中很多人有所得但也會有所失，我們對此需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高收入階層固然不應指望永久維持對自己絕大多數同胞的驚人的收入倍數，就是所謂的中產階層，也不要不切實際地期望在調整中只受益而不付出。舉個簡單的例子，現在中國城市中產階層居民僱傭鐘點工服務和外出就餐司空見慣，成本也不很高，但這種“司空見慣”的背後是勞動收入過低；當我們提高勞動收入以推進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時，特別是當毛澤東時代遺留的“人口紅利”因計劃生育而不可避免地日漸耗竭之時，請我們的中產階層不要不切實際地企圖維持這種目前“司空見慣”的便利與享受。
為了避免我們的社會陷入“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把調整中要付出的代價說清楚是必要的；特別是掌握著話語權力的階層，不要自以為從自己利益出發的要求就是“人民的呼聲”，就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公利，要知道在自己之外還有個“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權利同樣不可漠視。之所以要特別提出中產階層的認識問題，是因為這個階層因人數不少且不位於財富金字塔尖而往往使得其要求、主張貌似擁有天然的“政治正確性”，是因為這個階層聚集於中心城市而擁有與其人數不相稱的潛在和現實政治影響力，是因為這個階層由於其成長道路和生活環境而往往對經濟地位較低階層的疾苦、情感所知無幾，也是因為必然會有人認識到上述幾點和這個階層的弱點並企圖加以利用。在實踐中，一些明顯荒謬的主張得以流行，重要原因也不過是投合了這個階層相當一部分成員的某些自私動機，但這些他們追捧的流行主張卻有悖全局利益，最終也可能反過來傷及這個階層自身。古人云，愛之深而責之甚；良藥苦口，忠言逆耳，願諸君思之！
收入和綜合國力的提升同樣也在考驗我國國民觀察、處理對外關係的心態與智慧。我們亟待超越亦步亦趨“與國際慣例接軌”以至於走火入魔喪失自我判斷分析能力的心態，冷靜全面總結此前發展的經驗教訓開闢我們自己的持續發展之路；也需要防止富貴驕人，以至於看不清楚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力量所在。在這兩個方面上，日本都為我們提供了值得我們銘記的教訓。
日本崛起的腳步曾經震動歐美髮達資本主義國家，更激盪了東亞各國和地區人民的心靈；“日本奇蹟”不僅造就了一個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還在相當程度上激發了東亞各國和地區人民奮發進取、趕超歐美日的凌雲壯志，為人類經濟發展史寫就了“東亞奇蹟”的光輝篇章。然而，由於長於學習趕超而拙於獨立開創，日本在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之後就迷失了方向，以至於在國際體系中每況愈下。更糟糕的是，帝國主義時代嶄露頭角的日本在崛起之初便充滿侵略壓迫鄰國的原罪，在掠奪基礎上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日本又以此對亞洲鄰邦滿懷鄙視，正是這種心態使得日本對外關係缺乏朋友，在與東盟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等問題上屢屢喪失先機。1980年代中期，日本知名評論家長谷川慶太郎所作《別了，亞洲！》一書風靡日本，而此書在宣揚日本與亞洲國家的懸殊差距時用了這樣不堪的比喻——日本是高聳於夢之島（東京的垃圾場）上的霞關大廈（日本政府機關的高層建築），給彼時的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我也不希望我的同胞在富裕之後如此驕人，某些主張自外於第三世界的輿論興起，也表明我國某些人沒有充分理解我國的根本利益何在。
（2010.8.24，修訂2010.8.25，僅代表個人意見）
[1] 【英】安格斯·麥迪遜：《世界經濟千年史》，第109—11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2] 張文木：《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第14頁，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
[3] 【英】安格斯·麥迪遜：《世界經濟千年史》，第3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4] 這三本書作者來華時間為西元1549—1575年間（明嘉靖二十八年至萬曆三年），職業分別為貴族高官出身的走私商（伯來拉）和高級修士，在其國內均非窮困潦倒、孤陋寡聞之輩。三本書後由英國人C·R·博克舍（C.R. Boxer）編成合集《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中文本1990年中華書局出版。
[5] 轉引自【美】凱瑟琳·考菲爾德：《世界銀行的幻想大師》，213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閱讀更多 梅新育 的文章
